不等母親出來，屯長徑直把父親引進屋，邊走邊反複說：“我們關照不周，關照不周，真對不起長官，真對不起……”
父親見到久別的母親，本來有好些話要說，因為屯長在身邊，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
“這是雙安吧？”看見扯著母親衣襟的弟弟，父親俯身去抱，弟弟嚇得連忙往母親身後躲。從未見過父親的弟弟，一點也不敢靠近生人，隻是不安地偷看著父親挎的那支盒子槍。
父親無暇跟屯長寒暄，他掏出懷表看了看，對母親說：“時間不多了，你趕緊收拾一下，今天我們就要趕回縣上。”
母親很有些為難，“家裏還有好些糧食、柴火咋辦？”母親心疼那些糧食，也心疼那些柴火，那都是我一捆一捆從山上背下來的呀。父親想也沒想，就以命令的口吻對屯長說：“明後天你弄個車，把糧食送到縣政府。”父親指了指趕車的軍人，“找這位小劉同誌。柴火和其他東西，誰家困難就分給誰。”
就這樣，父親匆匆忙忙把我們接到了寧安縣城。告別了於家屯，從此我再也沒有回去過。小兵：轉戰遼吉黑
父親在牡丹江被日本人抓到深山老林裏，方圓幾十裏不見人煙。大約有幾百個勞工，分別在兩個地方給日軍挖山洞。這些山洞是幹什麼用的，不太清楚。隻知道有個翻譯給父親講過一個秦始皇修墓的故事，說在秦王墓建成的那天，七十萬民工一齊得暴病死了。念過幾年書的父親，聽出了翻譯的弦外之音，是在暗示幾百名勞工的命運，畢竟都是中國人啦，心領神會的父親隻道了聲“謝謝”，便佯裝解手離去。
父親緊急和幾個可靠的難友商量，怎樣才能逃出這個鬼門關。這個山洞的四周全部拉上了密密匝匝的電網，還有全副武裝的哨兵晝夜看守。日本人經常警告說：“你們誰也別去冒險，連蚊子也休想飛出去。”
“我們決不能束手待斃！”一向很有主見的父親說，“與其坐著等死，不如冒險逃跑，逃出去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十多個難友跟父親很鐵，也很信賴他，請他設法帶大家逃跑。
強烈的求生願望，激發了人的生存智慧。經過好多天地形地貌的觀察分析，大家都認為隻有挖地道才能越過電網，避開哨兵。這件事要慎之又慎，考慮再三，父親他們選擇了從茅房下麵挖地道口。茅房下麵作地道口，最容易隱蔽，因為日本人從不進勞工的茅房，勞工們從茅房進進出出，也不太引人注意。
每當夜深人靜，別人都熟睡了，父親他們就悄無聲息地下茅房，一鏟鏟、一鍬鍬，都懷著求生的渴望。先在茅房下麵挖開一個小地道口，一直往下挖，挖到好幾米深，直到上麵的人聽不見地下挖土的動靜，然後才橫向挖，挖一個僅能容一人鑽的小洞，十多個人輪流挖，每次隻能去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挖了幾個月，終於挖通了一條長長的地道。在一個漆黑的風雨交加的夜晚，十多個難友通過這條地道，總算逃出了日軍的魔爪。
死裏逃生的十多個難友，有的回了老家，有的遠走他鄉，深受迫害的父親為了報仇雪恨，同四個年輕人一起投奔了東北抗日聯軍。
光複後，出關的八路軍與抗聯合編，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原八路軍中有一支隊伍是渤海回民支隊，合編後番號改為“東北民主聯軍回民支隊”。我家是回族，父親就調到回民支隊去了。
1946年春，部隊派出回民工作隊到寧安，父親也在端午節那天輾轉找到了我們。寧安是革命先輩馬駿烈士的老家，父親委托回民聯合會，將母親和弟弟安置在馬駿家。眼瞅著個頭躥起來的我，遊遊蕩蕩一時也上不了學，父親決定把我帶到部隊上去。就這樣，我便隨父親去了哈爾濱。
當時，東北民主聯軍回民支隊的司令部、政治部，駐紮在哈爾濱南崗區日軍留下的一座舊軍營裏。
初來回民支隊，見到的都是一列列排隊出操的軍人，我有些不習慣，很想念母親，更加懷念於家屯漫山遍野亂跑，跟滿爺爺上山采蘑菇的日子。當然，部隊上讓我最開心的是能吃飽穿暖。高粱米、窩窩頭，管夠吃，有時還能吃上麵條，白麵饅頭。我穿軍裝，吃軍糧，卻沒有軍籍，隻能算個“隨軍家屬”。混了幾個月，直到1946年“八一”建軍節那天。
“八一”聯歡會上，司令員劉震寰一眼瞥見了我，問父親：“小鬼幾歲了？”
父親沒回答，卻讓我回答：“告訴首長，多大了？”
我眨巴眨巴眼，想多報兩歲，看見司令員挺威嚴的，沒敢多報，隻好實打實地說：“周歲十一，虛歲十二。”
我個頭猛，長相大，十三四歲的人也沒我長得高。劉司令員大概以為我報小了歲數，又問我：“屬什麼的？”
“屬豬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聽了我的回答，司令員哈哈大笑：“好嘛，你爸爸是大豬，你是小豬。”（我父親整比我大兩輪，二十四歲，本命年生的我）司令員回頭對父親說：“小鬼個頭不小，也還機靈，讓他到宣傳隊去吧！”
從這一天起，我正式有了軍籍，算一名真正的軍人了。
以後，每逢“八一”建軍節，我都會想起自己參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