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老照片，留下了一個永恒的紀念。
我的記憶總是和冬天，和雪花結伴。1947年嚴冬，鬆花江畔，吉林市郊外一位滿族老鄉家，兩個娃娃兵和四個女兵擠在一鋪炕上睡。
吉林剛解放不久，我們部隊就從哈爾濱開到了吉林。每到一個新解放區，我們都要給老百姓演幾場歌劇《白毛女》。一天，我們到一個正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大屯子演戲，演出歸來已是深夜，又冷又餓。那時候可沒有軍營，部隊走到哪都是住在老鄉家裏。政治部的管理員叫老張，是個挺摳門的老頭，號房子總是緊打緊算，唯恐多占了老鄉的房子，每次遇上房子緊張時，就把我和一個叫沙金的娃娃兵安排在女隊員房裏。他還振振有詞，說四個女的住一間屋浪費，又說兩個小鬼跟大姐姐住一起，還有個照顧。
那年我十二歲，好多事情，好些道理，都似懂非懂。宣傳隊演黃世仁娘的演員叫韓鳳蘭，是女隊員中年紀最大的，人很善良，把我當做親弟弟一般，我的衣服髒了她給洗，破了她給補，還教我認字、識簡譜，我有啥話都先跟她說。韓鳳蘭有個七歲的兒子，一直寄養在姥姥家，她總把兒子的照片裝在上衣兜裏，有空就拿出來看一看，還讓我看，說她兒子又漂亮又聰明。可是，自從她扮演了黃世仁娘之後，她那刁惡凶狠的形象，她對喜兒的迫害，傷害了我對她的好感，一個惡毒的地主婆影子總在我腦海裏閃現，揮之不去，我再也跟她親近不起來了，連衣服也不想讓她洗，心裏話再也不跟她說了。
演出歸來那晚，西北風像小刀子割臉，凍得我渾身顫抖。我的被子很薄（怕行軍背著太沉，拿掉了一層棉花），棉大衣又借給老鄉的小兒子穿著打獵去了。那天夜裏我蜷縮成一團，真的當了一回“團長”。後半夜我醒了，覺得有個東西搭在我的脖子上，我慢慢摸過去，是一隻手，再向身邊一摸，摸著一把毛茸茸的頭發，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迷迷糊糊，連大氣也不敢出，我使勁想呀想，突然明白過來，原來我是被別人摟著睡的，我霍地從被窩裏跳起來，又驚恐又害臊地大聲喊叫：“地主婆，地主婆，你真壞……”把一屋子人都喊醒了，鬧得大家很不愉快，韓鳳蘭也十分尷尬。
事後，別的隊員告訴我：“你那天晚上感冒發燒，躺下就做夢說胡話，還喊救命什麼的。韓鳳蘭覺得你這麼小就離開家，離開母親，她想到自己的孩子也遠離母親，就更同情可憐你。出於善良和母愛的天性，她把她的被子給你壓上，自己蓋棉大衣睡，後來凍得扛不住，就和你合蓋兩床被子，用自己的體溫溫暖著你。”
很久以來，這件事一直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我為自己的魯莽感到羞愧，總想尋個機會向韓鳳蘭道歉，可是我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不久她便在解放九台的戰役中犧牲了。那天她在戰壕裏給戰士唱鼓舞士氣的歌曲，正當她引吭高歌時，一顆罪惡的流彈奪去了她年輕的生命，離開這個世界時她年僅三十歲。解放後，韓鳳蘭的墓遷至當地烈士陵園，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一次出差途經吉林，我專程去烈士陵園為韓大姐掃墓，在她的墓前敬獻了一束鮮花，並以懺悔的心情請求她的寬恕。
遼沈戰役期間，宣傳隊到一個團去作慶功演出，一輛剛繳獲的美國十輪大卡車，拉著演員和道具，奔馳在一條積雪很深的公路上。
我們穿著關東軍的大衣，乘著美國的汽車，一路高歌“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天氣也怪，打仗的時候總是冷颼颼的，下雪之後就更冷了。我和沙金還有幾個女隊員，被男隊員們裹挾在中間，男隊員用自己的身體為我們擋風寒。
汽車很快開上了一座石橋，正在橋上行駛著，一架敵機迎頭俯衝而來，毫無經驗的駕駛員，心裏一慌，車的前輪滑到橋下，亂了方寸的司機，慌忙中緊往外手打輪，結果後輪也掉了腚，整個汽車失衡，一下子從橋上翻到橋下。那座石橋很高，車子正好翻了個360度，一車人全部翻到河裏，河上結了冰，我摔在沙金的身上，連摔帶嚇，暈了過去。
緩緩地，像是從一場噩夢中醒來，仍然暈頭轉向，不知身在何處。又過了片刻，我徹底清醒了，發現沙金的頭正摔在一塊凸出冰麵的大石頭上，他的太陽穴還在流血，人已經斷了氣。我忘了渾身疼痛，發瘋似的抱起沙金鮮血和腦漿四溢的頭，緊貼著他血肉模糊的臉，淚水和他的血跡融彙在一起。我哭得死去活來，痛不欲生，沙金是那麼熱愛生命，那麼渴望和平，他還盼著革命勝利後去學校念書呢！
十六歲的沙金死了，死在勝利的前夜。
沙金喜歡鬆樹，他的墓地就選在三棵鬆樹的腳下。他生前正在學習拉胡琴，馬隊長將一把嶄新的二胡放進他的墓穴，陪伴他。部隊按照回族的習俗安葬了他，頭朝西腳朝東，全體隊員輪流為他培土。我從人群背後擠到了最前麵，想最後再看一眼戰友，看一眼比哥哥還親的人，馬隊長用大衣把我裹在他懷裏，輕聲說：“別看了，你年紀小，晚上會做噩夢的。”
活蹦亂跳的沙金，就在我的眼前犧牲了，戰友的血，時時讓我感到窒息，感到戰爭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