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隊算得上藏龍臥虎之地，宣傳隊員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較高，有不少“大知識分子”，不光有“國高”，還有幾名大學生，唯獨我沒上過學。排戲時，我不是演兒子，就是扮孫子，台詞雖然不多，可全憑死記硬背也很難。宣傳隊隊長馬文忠是個小個子，比我高不了多少，隊員們背地都管他叫馬小個子。別看他人矮，本事可大，不但能編劇，會導演，還能吹拉彈唱，擺弄七八種樂器。
有一天，馬隊長把我叫到他屋裏，問我：“上過學沒？”我告訴他：“沒有。”
他又問：“識多少字？”我說：“鬥大的字，能識幾口袋。”馬隊長笑了：“嗨，沒念過書，俏皮話倒學得不少。”
馬隊長在一個木箱子裏搗騰了半天，翻出一本書，用手掂了掂說：“這是半部《水滸》，是你的識字課本，一天最少要認五個生字，戲劇隊的都是你的老師，你要勤學勤問，一年之後，要把這本書全都給我認下來。”
字我倒是認識一點。在牡丹江時，我和武伯元作鄰居，伯元一放學就教我認字。家裏窮，買不起紙筆，我就撿煙卷盒，用煙盒裏包的白紙釘成寫字本，撿別人用剩下的鉛筆頭。剛開始時用鉛筆頭寫，後來羨慕人家寫鋼筆字，就買來一塊黑墨，砸碎了泡成黑墨水，再買一個蘸水筆尖，插在秫秸稈上，做成“蘸水筆”。雖然沒上過學，但我已經會用“蘸水筆”寫字了。
過去的書，都是豎排本，一行很長。《水滸》又是古書，生僻字忒多。起初一行字要啃兩三天，慢慢我就學得快了，幾個月以後，一天就能學一行字了，愈往後生字愈少，我學習的勁頭也愈來愈高，逢人便問，一年後，有時一天竟能認一頁字。就這樣，刻苦學了一年半的光景，常用字全認識了，讀書、寫信、看報，也難不倒我了。教我的“老師們”打心眼裏為我高興，他們跟馬隊長彙報：“小高初中畢業了。”
半部《水滸》，不單單是我的識字課本，也在一個童稚的心靈，埋藏了一顆文學的種子。
一邊演戲，一邊讀書，日子過得真快，轉眼就到了歲末，哈爾濱下起了鵝毛大雪，紛紛揚揚的雪把軍營裝扮成一個潔白的世界。回民支隊有個老規矩，每到年終，各部門都要召開一次民主大會。按照慣例，我們政治部所屬單位在一起開民主會。那天來的人很多，政委、政治部主任、科長、隊長、協理員、司務長，凡是有官銜的領導，全都衣冠整齊地端坐在會場一角，每個人都表情嚴肅地拿個筆記本，刷刷記下戰士和下級對自己的批評。那一天，差不多每個人都發了言，有些平時上下級關係很不錯的，在這次民主會上卻當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名道姓，直截了當。
這是我參軍後第一次參加民主大會，很新奇，也很受鼓舞。總覺得上自政委、主任，下至科長、隊長，對我都特別關心，倍加嗬護，想不出他們還有什麼缺點錯誤。可這是民主會呀，人人都得發言，我總不能像個啞巴似的幹坐著。想來想去，猛然想到了我父親，父親不也是“領導”嗎！對他，我倒有一肚子意見呢。於是我舉起了手：
“我發言。我給我父親高龍波同誌提個意見，他有非常嚴重的家長作風，說話像個軍閥，見了麵就訓斥我，態度生硬，還說‘老子跟兒子講什麼民主？’再說他在司令部，我在政治部，他也管不著我呀！”
一開始大家吃了一驚，等仔細聽完我的發言之後，滿屋子的人都哄堂大笑起來。一個挺嚴肅的大會，硬讓我給攪成個“娛樂晚會”了。聽見大夥兒笑，我臉上微微有些泛紅，也偷偷跟著樂了。不過，政治部主任李子華沒有笑，他很重視我的發言，肯定了我勇於批評的精神，還當場表示，一定把我的批評如實轉達給司令部的高龍波同誌。
“小高給老高提意見”的佳話，頓時傳遍了全支隊。司令員聽說後，笑著誇我“小家夥倒敢於鬥爭”。馬隊長說我讀了《水滸》“很有點造反精神”。父親得知我在民主大會上出了他的“洋相”，氣得早飯也沒吃，還揚言要好好教訓教訓“這愣小子”。
那時部隊有一條鐵的紀律，戰士和下級在民主大會上提的批評意見，不論有沒有出入，幹部都必須虛心接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聽說父親要教訓我，政治部李主任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父親說：“老高同誌，你這話有打擊報複之嫌哪，就為這句話，你也要向小高檢討道歉呢。”
帶兵打仗的父親，多多少少總有些長官意識，有些“大父親主義”，他一時拉不下麵子給我道歉。過了幾天，父親帶著他的通訊員上政治部辦事，特地到宣傳隊來看我。不知父親找我有什麼事，想到前兩天，我冒冒失失提意見，弄得父親挺尷尬的，心裏更加忐忑不安。父親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故作輕鬆地說：“沒啥事，小劉想跟你一起照一張相，我來作陪，我請客。”一聽說照相，我高興得手舞足蹈，上照相館用玻璃底版照相，那是件多麼奢侈的事呀。我很感動，父親以這種婉轉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歉意。
我一直保存著那張1946年末拍的照片。裏麵最小的那個是我，背著一支演戲用的槍，站著的我還沒有坐著的父親高，中間坐著的是我父親，另一位是父親的通訊員小劉。三個人都打著綁腿，也許是過於緊張，我和通訊員都繃著臉，氣嘟嘟的，隻有父親麵帶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