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上市場去賣煙，先打聽別人一盒煙賣多少錢，再在心裏默默學別人的吆喝。然後才取出香煙，大聲學著別人那樣吆喝：
“花道煙卷花道的，千山煙卷千山的。”吆喝了很久，總算把煙換成了錢，我攥著錢高興地顛兒顛兒往家跑，快到家了，忽然想起母親奶水少，又折回頭跑進菜市場，買了幾兩羊雜碎。母親早就等在胡同口，見我遠遠走來，三步兩步趕上前，又著急又心疼地說：
“我的兒呀，你咋才回來，媽都惦記死了。”
“媽，我發薪了。我把兩條煙都換了錢，你看，這是給你下奶的，羊肝羊肚都是熟的。”
母親一手接過羊雜碎，一手捂著我的頭頂：“兒呀，小小年紀，真難為你了。”
昏暗的路燈把我和母親的影子投在地上，拖得長長的，看見我和母親的影子差不多一般高，我說：“媽，我長大了，人家都說我像十來歲的人。”
第一次發薪水的那天，母親沒有因兒子能掙錢了而高興，她一邊嚼著羊雜碎一邊掉淚，弟弟也在母親懷裏哭啼。隻有我喜不自禁，以為能掙錢就算大人了，我長大了，很快就可以當個“大老爺們兒”了。
然而“大老爺們兒”卻害怕走夜路。那天我準備把最後一捆板皮背回去（板皮是圓木周邊一鋸不成材的邊腳料，有的還帶一層沒脫落的樹皮，可用它燒火煮飯）。下工了，我正要走，高橋叫住我，讓我把浴池裏的一大池子水放掉，刷幹淨再回家。天已經黑了，我怕走夜路，不情願去做，便撅著嘴僵在那兒不動。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高橋是這裏說一不二的人，他的命令誰也不敢違抗。他見我沒馬上服從他的命令，便勃然大怒：
“小孩，你的良心大大的壞了。我的，大日本的會長，你的，滿洲國的小小的仆役。我的命令不執行，死了死了的有。”
“什麼滿洲國？我是中國人！”
“庫拉！”憤怒的高橋掄圓了胳膊打了我一個嘴巴，“你的……你的，笆籬子幹活，笆籬子……”
“笆籬子”就是監獄。武叔告誡過我，不能說自己是中國人，說了要坐牢的。我意識到自己一氣之下說漏了嘴。這時有兩個中國工人趕來為我說情，說小孩子不懂事，勸高橋別跟毛孩子一般見識。一個綽號叫彪子的青年，連推帶搡把我推進浴池去放水。
放完水回家時，月亮已經爬上樹梢。一捆板皮有十幾斤，我背不動，走幾步就放下來歇一歇。進城要經過一個挺大的墳圈子，西北風打著忽哨，在一個個墳頭上打旋，落葉也在風中沙沙作響，很像腳步聲。不大信鬼神的我，這時也毛骨悚然，頭發根發直，心咚咚跳得像打鼓。愈害怕愈覺得背後有腳步聲，又不敢回頭看，又累又怕，大冬天裏竟冒出一身冷汗。
“小家夥。”
聽到身後有人喊我，真是又驚又喜，明明知道是人，內心卻湧上一種無名的恐懼，我腿一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別怕，我是彪子。”
彪子怕嚇著我，報過字號就過來幫我扛板皮，說我還沒有板皮沉，怎麼扛得動呢，彪子要送我回家。
“還痛不？”
“臉不痛了，這兒痛。”我指了指心窩。
彪子說我是好樣的，敢頂撞日本人，有種。他問我念過書沒，我說沒念過。他說我沒念過書卻知道不少事情。沉默了一會兒，他又安慰我：
“今天你受了委屈，吃了苦頭，別在意，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彪哥一定替你出這口氣。”
我的心口一直堵得慌，聽了彪子這番話，像吞了一粒順氣丸，心裏頓時舒坦了。彪子真是個好人，我要有他這麼個哥哥該多福氣。那天，彪子一直把我送到家門口。
快過年了，吃過早飯，我和伯元到街口看熱鬧，有錢人家的孩子喜洋洋地放鞭炮，等人家放完了一掛小鞭，我倆就拾撿沒爆炸的漏兒。正捂著耳朵，突然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原來是穿著一身幹淨衣服的彪子。彪子拉著我往北街走，告訴我高橋帶著一家人和會社的幾個親信，在北街澡堂子洗澡。我說會社不是有浴池嗎？他說昨天就停了水，別說洗澡，連喝的水都靠車拉。我還是很納悶，高橋洗澡拉著我去幹啥？彪子不理會我，隻是一陣風似的拉著我跑。離浴池還有幾十步遠，就見澡堂門口一群人議論紛紛。近前一聽，原來不知是什麼人在池子裏撒了一把按釘，按釘冒重朝下，尖尖朝上，紮得一夥日本人吱哇亂叫。
“有個胖女人，屁股坐在按釘上，疼得呼天喊地。”
“還有個叫高橋的，一隻腳紮了兩個按釘，氣得要砸澡堂子……”
彪子拉著我走出人群，兩隻眼睛眯成一條縫，頭一點一點，對我拱拱嘴：“咋樣，有點意思吧？”
瞧彪子那個神秘兮兮的樣子，我腦子裏一閃，悄悄問彪子：“彪哥，這事兒是你幹的吧？”
“高橋害的人太多，總要有報應的。”彪子沒承認也沒否認，“管他誰幹的，反正也給你出了口氣。”
於家屯：親近自然的日子
四個多月了，我用羸弱的肩頭挑起家庭的擔子，父親仍然杳無音訊。
冰封大地，在頻頻的警車尖叫聲中，在憲兵隊嘎嘎的馬靴聲中，牡丹江度過了苦難的1943年。暴風雪的席卷，使牡丹江變得愈來愈不安寧了，大街小巷不斷傳說抓人、殺人、搶劫和偷盜一類的事，到處風聲鶴唳。武叔每聽到這類傳聞，總要自言自語地感歎一番：“苟且性命於亂世”，“暗無天日”，“官逼民反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