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複雜經曆，或者說我們這一代人的特殊經曆，是現在的青年朋友們不可求的。我不是插隊知青，但也可以算疑似插隊。大家知道，在插隊類型裏麵，有一種回鄉知青，就是回到自己老家，在爺爺奶奶、叔叔嬸子們的眼皮底下當知青，幹農活。我跟這還不一樣，知青們最低也要初中畢業，我當時回到老家時，正在讀小學。是從天津市河北區回到衡水武強縣。1963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一到老家就體驗到了生存的艱辛。讀書的條件就不用說了，首先你就要謀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幹家務。主要是割草挖野菜喂豬，拾柴火解決一冬天燒柴的問題。長到13歲就要練習挑水，逐漸成為主力。冬天在井邊結了一圈冰，要自己用扁擔把水桶擺上來，走一裏地左右到家，灌滿一大缸水要挑七擔水。念書這件事和基本生存比起來要退到第二位了。哪像今天的孩子，除了上學還要參加什麼鋼琴班、外語班、舞蹈、繪畫、遊泳書法等一應俱全。
我敢這樣說：在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童年生活在農村是不可多得的人生財富。光是野生植物就能識別幾十種，其中的野草和野菜，它們的名稱，它們的性能，哪些是人能吃的，哪些是有毒的，一看便知。下午一放學，七八個小夥伴挎起籃子，一邊跑一邊大聲地喊著，奔向望不到頭的原野。我們的勞動技能和效能，我們和大自然那種親近關係，不是旅旅遊所能達到的。
當我正朝著一個有文化的現代農民的方向努力的時候，出現了第一個重大轉折。那是1971年，我在讀高中，還有不到一年就畢業了。村裏的小學一年級出現了意外狀況，那個教一年級的老師是一個天津回鄉知青，秋季開學之前她才來信說自己辦回城裏了。一下找不到老師，大隊幹部找到我，讓我接手一年級當民辦教師。我很不情願中斷學習來當孩子王。可無論是家人還是鄉親都做我的工作，我隻好接受了。學校的條件太差了，是廢棄不用的一間房，冬天自己生火，我母親不放心，怕大家中煤氣，經常過去照看。
在學生寫作業的時候我就讀書，第一次翻開了《共產黨宣言》。那時隻有十七歲，沒有想過什麼重大問題，但是突然有一句話給了我一種無名的震動：“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隻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噢！它不剝奪的這種權力是會生出需要剝奪的權力的。這種並無激烈言詞，不慌不忙娓娓道來的口氣和姿態，令人信服令人振奮。當然它的另外一些內容是在大學畢業甚至工作一段時間後才理解的，比如：“資本主義社會是過去支配現在；共產主義社會是現在支配過去”，“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等等。單是這種句式，就激起了我濃厚的興趣。
由此心中升騰起一種神秘的力量，我給孩子們講《林海雪原》、《烈火金鋼》、《敵後武工隊》等等的戰鬥故事，教他們唱《小鬆樹》、《火車向著韶山跑》等革命歌曲。孩子們喜歡我，家長們也常常誇讚，這就讓我有了成就感，不再因為高中學習的中斷而苦惱。
人生的第二次轉折直接源於第一次轉折。1973年國家為大中專院校開始組織考試招生，這是國家恢複高考的一次試車行動。報名有一個政治條件是必須具備的，那就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兩年及以上。我當了兩年民辦教師，正好夠這個條件，就參加了考試。可是，等了兩個月都沒接到錄取通知，後來才知道，中國出了個反潮流的張鐵生，他在政治考卷上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堅決反對高考，說這是對勞動人民的歧視。卷子被全文登出來，加了一個標題《一張發人深省的答卷》。“四人幫”再占先機，高考被取消了。我們考得好與不好也沒意義了。我肯定考不好，高中沒讀完，又沒時間複習。但是接受再教育這個條件是夠了，結果就被推薦上了衡水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