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清特殊的東西，也就不能正確地理解一般的東西。
我們知道，否定之否定規律用於分析曆史上社會形態的更替是最具典型意義的。從公有製到私有製再到公有製，隻從形式上看並不能揭示其過程的真正本質。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這裏將三種私有製綜合起來作為公有製的對立麵。但是必須知道，這絕不是簡單的合並同類項，更不是以其中任意一個作為代表。
勞動者從沒有人身自由到獲得這種自由，這標誌著人對人的直接統治演化為社會關係對人的統治。人對人的依附到人對土地的依附再到人對物的依附。土地盡管也是物，但和一般物不同，它不但是非流動的，具有不可增減的恒定性這一自然特征，更主要的，它不但是人的對象，也是人的前提。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擺脫了人對土地的依賴，就連資本主義地租也以剩餘價值的特殊形式隸屬於資本運動。可以看出，在人身依附階段，土地還不能以較大規模、以普遍方式來滿足人，就是說對於土地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前提，還確立不起依附關係。所以說，奴隸與主人之間的人身依附，必是直接的互相依附。奴隸的存在狀態也直接決定了主人的生存境況。地主和農民的關係就不一樣了，這時土地可以讓人來依附，而隨著進行性的開墾，農民便有了一部分人身自由。到了資本運動時代，土地是用不著依附了，人身自由不但普遍化，而且成為社會關係不自由的條件。可以說，作為社會形態第一次否定的私有製，它囊括了從對對象的無可依附到可以依附再到無需依附的全過程，並以資本主義這個發展內容最豐富、運轉機製最成熟的社會形態為最後一種對抗形式。於自己的起點來說，並無主觀能動的性質，寧可說是一種回望，是在反思中的一種劃界。可是對於第二次否定，即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卻完全是一種主動開拓。正因為前麵社會關係發展的成熟和力量的積累，未來公有製的框架是不難預料的，難的是在現在世界局勢下，如何做到既不出現大的“翻船”事故，又能找出向理想社會過渡的條件與時機。
現在來談革命性。對於革命性的解釋是訴諸於批判性和實踐性，這裏的實踐性是說受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發展的意思，而批判性正是理論品格自身要求超越的動力。在辯證法麵前沒有什麼最終的神聖的東西，一切都是過程。隻要夠得上哲學的理論，就一定是批判的，每一代哲學家對他的前人的態度必然是批判的。當然這種批判都是被曆史所規定的，就是說，他的一係列結論也必然成為後人批判的理由，如果沒有這種連續性，他的思想就不能存於時代，這就是唯物史觀不可抗拒的鐵律。就如黑格爾所說，一個人不能超出時代，就像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膚一樣。正因為這一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成為受世界矚目的理論學說。
總之，按照一個整體性的原則，就會把實踐性、階級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合理地統一起來，無論從哪一個側麵切入，都會自然地融通進其他方麵，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不可分的。
當整體性作為一個哲學範疇出現的時候，還必須強調一點，既然是整體性，它就一定帶有宏觀性和長效特征，就是說我們不能拿任意的一時一事來套用整體性，這是不匹配也不科學的，因此也是無價值的。相反，隻要我們對應於一定的目標範圍，當事物的全貌基本展現的時候，隻要我們遵循著“從後思索”的理論路徑，我們所得到的一切判斷，對事物的今後發展就一定產生科學的指導作用，使我們獲得成功。實際上在這之前，對於辯證法各種不同觀點之間的運用，也是要求區別對待、進行條件考量的。比如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講的是源泉動力，它適用於一切具體事物，哪怕是一事物的各要素之間都可以用同一性鬥爭性的尺度來解剖。質量互變規律仍然是微觀的，事物變化的每一節點，它在進程中的意義，都形成把握事物變化的清晰認知。而否定之否定規律則是一個較為宏觀的尺度，隻有對事物的全貌才起作用。我們不能對一個企業進行如下分析：今年虧損了，明年盈利了，後年又虧損了，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因為你的起點是任意的，不具有邏輯原發性，而且以年度之間的差別為否定的對立麵，不具有宏觀概括性，所以不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經濟運動。但是關於肯定與否定的關係、關於揚棄的觀點卻可以用在任何事物的任何階段上，因為它們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得以展開的動力機製，如果把此規律比作一部車，那麼肯定與否定的辯證關係就是車的輪子，輪子的每一圈滾動都與前進性有關，而車子的前進狀況，隻有顯現出階段性才會與目標有關，因為這個規律管的就是方向和道路。
三、整體性範疇還將涉及的問題
本來計劃繼續寫作第十三章“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但是考慮到這一話題與整體內容離得較遠，不適於在此書中討論。但是，對於設計的初衷，對於它的基本意圖，還是以簡明的模式說出來比較合適，以示作者的完整思路，引起延伸性的共鳴。
第一個問題是“世界主導者的思想體係”。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思想體係當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他們是資本主義製度。在市場經濟的總環境中，我們越來越多的與他們發生聯係，如亞太經合會談一類。但是意識形態的分野總是不能回避的，特別是必須承認，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在思想上自然會占統治的優勢。華盛頓共識，雖然是在說大話，但是其根底還是不能忽視。戈爾巴喬夫寫了一本《改革與新思維》，我們可以把它看作當年尼克鬆的《1999不戰而勝》的不幸結果。一切所謂新思維，都隻不過是人家在抓住了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漏洞之後進行消極預言的無奈的順勢回應。我們沒有想過做尼克鬆那樣的事，沒有專門的人來研究資本主義現實思想狀況。有一本書叫《現代西方思潮概論》，是教育部社科司主編的。但是它隻是一種鬆散的結構，從哲學、宗教、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六個方麵進行了片斷性的介紹。它缺少一種內在的統一性，沒有發展的邏輯，當然也推不出必然結論。在這本書的最後結語中有四個小標題：一是“意識形態的從屬性”，二是“意識形態的社會性”，三是“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四是“意識形態的現實性”。最後告訴我們：“現時代絕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結束的時代。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學說，批判分析現代西方思潮，才能取得有益於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果。”[教育部社政司編寫組，《現代西方思潮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414）]當然，十一年過去了，一些提法和想法難免有陳舊之狀，但是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沒建立內在完整的考察機製，空有各種材料的堆積，它們放在一起隻有現象的豐富性，並沒有事物發展動力的豐富性。
原計劃的第二個問題是“信徒們的精神天地”。主要是談與反馬克思主義不同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的精神生活。人世間凡超越性的東西總是悲劇的標誌，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不例外。盡管西方世界也承認馬克思是千年思想家，著名大學裏也開設《資本論》課程，但是作為信仰的目標，作為人生的精神依托，他們是絕對要朝相反方向走去的。從世界三大宗教信奉者的受眾人數來說，他們是比共產主義者多出幾倍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價說這些人的思想是愚昧落後的，更不能說他們對世界文明沒有推進作用。要做的就是找出其積極的精華，與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精神融為一體，在解放的道路上共同向前。
第三個問題是“她在叢中笑”。馬克思主義並不強迫任何人來信仰自己，它隻是以理服人，以情育人。革命的路上總是大浪淘沙，自然選擇。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樣的具有大智慧又徹底獻身的人為數並不多，但其追隨者卻有萬千之眾。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一些國民黨的高級人才對它並不以為然。可是到後來，當國家發展大勢明確之時，他們卻紛紛投向了這個黨。難道他們貪生怕死或貪戀功名嗎？不對，他們都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不成功便成仁的豪俠之士，讓他們做出選擇的完全是黨的人格魅力。還有一些仁人誌士，他們雖然是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並立於世，但是他們的一顆赤子之心始終與共產黨同步跳動，用他們的一腔熱血和滿身才華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現在我們經常得到這樣的信息：一個抗戰時期參加過或目睹過戰爭的人，今天已經古稀或耄耋之年，他們放棄舒適生活，自覺地、始終不渝地為當年的烈士守墓、建墓，做義務宣傳，有的甚至是祖孫三代在做這件事。當然我們可以說，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做一些其他對社會有益的事情，這不也是烈士們所希望的麼？然而我們更能理解他們這樣做有他們不能不做的道理——信仰！如果我們身臨其境，也許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謝謝您在我鋪就的一小段精神之路上所做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