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學員又大都來自全國各大、中城市，這對每一個學員都是一種嚴峻的考驗。由於太艱苦，難免有人說些怪話，發點小牢騷。學校領導就把學員中的思想狀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要求毛澤東針對種種思想問題去給師生們講一次課。
毛澤東到抗大講課，一類是講哲學課，另一類便是思想修養課，或稱做思想工作。
1938年春，延安城外，鳳凰山腳下的一個溝岔裏，抗大的全校師生都整整齊齊地坐在這裏。會場設在這裏，是為了防空。
毛澤東手裏拿著五六張毛邊紙，上麵列著講課的提綱——用毛筆寫的，每頁隻寫七八十個字。
他把提綱放在桌子上，便講開了。
第一個問題是講“爬山主義”。抗大的早操，有一個科目是爬山。有些學生身體弱，爬山經常掉隊，覺得臉上不光彩。想請假，又怕別人笑話自己落後。於是便對爬山運動發起牢騷：“我們來延安，為的是學習馬列主義，懂得怎樣鬧革命，你們為什麼老搞爬山主義呢？可不可以把馬列主義增加點，把爬山主義減少一點？”
毛澤東從作戰需要講起。他說，我軍在華北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山地是我們的依托。指戰員都應該成為爬山的能手。你們知道侵占華北的日軍情況嗎？他們穿著大皮鞋，爬山相當快，就是平時練出來的。我們動作慢了就會吃虧。練習爬山，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無關緊要的小事。
爬山行軍作戰也是紅軍的拿手好戲。毛澤東左手叉在腰間，揮動一下右手，繼續說，紅軍長征時，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許多勝仗，甩掉了前堵後追的數十萬敵人，勝利到達陝北。可不能把老傳統丟了！至於身體弱的同學，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開始時掉隊，不算丟麵子，慢慢來，追上去，需要一段艱苦鍛煉的過程。山還是要爬，不要說成是什麼主義。
第二個問題講“勞動大學”。這個詞也是來自個別學員的牢騷話。當時抗大的許多後勤工作都是由學員們自己來做的。住窯洞學員自己打，吃糧學員自己去糧庫背，燒柴要學員自己去上山砍柴。總之，公差勤務很多，星期天，課餘時間都很難得休息。
“什麼軍政大學，幹脆叫勞動大學，更加名副其實。”有的學生發起牢騷。
毛澤東不讚成提“爬山主義”，倒沒有正麵反對“勞動大學”這個提法。他從最基本的一般道理講起，講勞動創造了人類，勞動創造了世界上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並不隻用抽象的大道理作說教，更主要的是著眼於抗日戰爭條件下陝甘寧邊區的現實情況。他說，抗大不斷擴大，學員數量成倍增加，學校要辦，又缺乏經費，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隻有一個辦法，叫作“艱苦奮鬥”。
不得已而為之呀！他說，你們吃的、穿的、住的、燒的、用的東西很多，大量的服務性工作由誰承擔呢？可不可以調一些戰鬥部隊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學生擔負這些日常的勞動？如果那樣做，是增加抗戰的力量呢？還是減少抗戰的力量？辦抗大是為了抗戰，減少抗戰力量的事情，咱們能辦不能辦？
情況擺出來了，毛澤東讓大家出主意、想辦法。不用說，在這入情入理的說明麵前，思想上的疙瘩很快解開了。[海魯德等編著，《生活中的毛澤東》[M].華齡出版社，1989年（4750）]
我們再來看馬克思就巴黎公社這一偉大創舉發生之際所寫作的《法蘭西內戰》的範例。
恩格斯在這部著作的導言中指出：“我關於這兩篇宣言（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引者）所說的話，對於《法蘭西內戰》也是同樣適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後一批戰士在柏利維爾斜坡一帶由於寡不敵眾而殉難。隻過了兩天，即在5月30日，馬克思就向總委員會宣讀了自己的著作。他在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曆史意義用簡短而有力的幾筆描繪了出來，但是描繪得這樣鮮明，尤其是描繪得這樣真實，以致後來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2）]記得在1974年前後，黨中央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學習馬列的六本書，其中就有《法蘭西內戰》。那時我們學起來雖然很吃力，但是它的光輝卻依然讓我們受益良多，特別是在一些突出的論斷上，更讓我們記憶猶新。
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的階級鬥爭》這部文獻中就已經對法國的工人運動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總結。因此才能在巴黎公社革命事件一發生便能夠做出準確的判斷。他指明工人階級“現在已經擁有武裝，已經成了國家裏的一股力量。所以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一感到他們腳下的根基已經相當穩固的時候，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資產階級第一次表明了，當無產階級敢於作為一個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反對它的時候，它會以何等瘋狂的殘暴手段來向無產階級報複。……如果說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國，那末資產階級卻是已經不能管理法國了”[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34）]一個是“還不能”，一個是“已經不能”；一個是噴薄欲出的朝日，一個是沉沉墜下的夕陽，兩個貌似不顯眼的用語，卻道出了曆史轉折的要害。
對於梯也爾這個政治小醜，馬克思是這樣刻畫的：“梯也爾是一個玩弄政治小騙局的專家，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議會黨派鬥爭中施展細小權術、陰謀詭計和卑鄙奸詐的巨將；他一失勢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握則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隻有階級偏見而沒有思想，隻有虛榮心而沒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會生涯同樣卑鄙齷齪，——甚至在現在，當他扮演法蘭西的蘇拉這個角色時，還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態度顯示出他的行為的卑汙。……人民不能不感覺到：停戰條款已經使戰爭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而為了批準俾斯麥指定的和約，法國最壞的人是最合適的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4041）]知己知彼，對於這個彼，更應該認識得清清楚楚，一針見血。在工人階級舉行起義之前，馬克思是不同意的，他對行動條件的估計非常客觀。但是當起義發生時，他並沒有任何指責的語言，而是把深刻的道理和經驗教訓向工人階級做出闡發。對於一些革命的幹擾群體，他不無遺憾地說：“他們極力阻止工人階級的真正運動，正像過去這種人阻礙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發展一樣。他們是一種必不可免的禍害；擺脫他們需要有一段時間，但是公社卻沒有這樣一段時間。”[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65）]
運動的結局將如何？馬克思指出：“在這場現代最可怕的戰爭結束以後，戰勝的軍隊和戰敗的軍隊聯合起來共同殘酷殺害無產階級。……階級的統治已經不能拿民族的外衣來掩蓋了；在反對無產階級時，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79）]
公社的光輝不可磨滅，“公社早就公開宣布過，公社一旦被逼到絕境，就會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廢墟中，並把巴黎變成第二個莫斯科”[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76）]。
最後，馬克思代表國際工人協會表態：“產生這個協會的土壤就是現代社會本身。無論屠殺多少人，都不能把這個協會鏟除。要鏟除它，各國政府首先必須鏟除資本對勞動的專橫統治，即鏟除它們自身的寄生性生存條件。”[馬克思，《法蘭西內戰》[M].人民出版社1961年，（80）]
如此重大的政治曆史事件，在馬克思的筆下，他並沒有居高臨下儼然以一個理論家的風格展現，相反，他好像就是事件的直接參與者。那種切身感悟身臨其境的描述與宣示不能不使人動容。
再看偉大的改革家鄧小平，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政治成語已經收入到了《漢語詞典》。“一國兩製”、“東西南北”、“南南合作”、“南北對話”……特別是他在《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中，不足兩千字的內容，可以說字字珠璣。“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曆史舞台，沒有別的選擇。所以，現在，當然不是今天，但也不遲於一二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我們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長的時間了。”[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1213）]這個談話給我們劃出了一個底線，建立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主權問題不談判”。“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12）]
我們都知道“詩言誌”，其實一個人的任何語言都是他誌向、胸襟、才華、智慧的表現。且看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前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的評論：“他（鄧小平）言談舉止非同尋常，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極為坦率和富有遠見地談了他對中國和世界的看法，證實了我和其他許多人的看法：他是本世紀的偉人之一。”[楊鵬翔，《偉大的改革家鄧小平》[M].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扉頁）]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前美國國務卿享利基辛格說：“我認為，從理論和實踐上，中國在改革的道路上都比蘇聯走得遠得多。中國做了一些甚至在蘇聯還不曾談到的。”[楊鵬翔，《偉大的改革家鄧小平》[M].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扉頁）]這就是我國改革之路的總設計師，他不但把實事求是這四個字運用在每一項政策決擇之時，同時也體現在任何一個場合下談話的言詞之中。
如今我們仍然走在改革之路上，而且是更加深入更加科學地發展著。但是因為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在學術界卻呈現出令人慨歎的局麵。
用“知識規劃時代”來指稱當下的“研究運動”也許是共識。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在省一級不就存在著“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嗎？它隸屬於省委宣傳部，是名符其實的權威部門。畢竟有按耐不住的人說出了心裏話：“陶東風教授曾發表了一篇題為《高校改革與填表教授》的文章。文中說：‘近五年左右的時間中，我一直把相當一部分精力花費在填表上，什麼博士點申報表、一級學科申報表、研究基地申報表、重點學科申報表、社會科學基金申報表，如此等等，當然還有每學年度一次的本單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時戲稱自己為‘填表教授’，雖然有些誇張，但卻是絕對真實的感受。而且我發現不止我一個人在圍著表格轉，幾乎所有我的朋友與同事也都在忙於表格大戰。’”[孟繁華，學術的“通途”與“小路”[J].新華文摘，2012年第15期（87）]
這還是直接現象層麵的描述，如果再看一下由此而導致的所謂學術運動，那就更讓人揪心了。由“知識規劃時代”必然引起“學術的權力尋租”。“在這個過程中，學者一方麵是這個學術體製的受害者，他們不得不卑微地放下身段，以謀取自己需要的東西；一方麵他們也是這個體製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擁有一定學術權力的學者，在項目分配、評獎、學科評估中存在的腐敗現象，比比皆是。我也曾參與過學術評獎，目睹了有些學者，既參加了評獎，自己也是評委，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雖然是匿名評獎，但他們毫不遮掩地當眾告訴其他評委哪篇文章或者著作是自己的，讓大家‘關照’。這種貽笑大方的事情他們真就做出來了。‘知識規劃’而形成了不同的學術利益圈子，有中央的圈子，有地方的圈子。每個省都有一個學術利益團體。我們看一個省的評獎，總是那麼幾個人得獎，給人的印象這幾個人是這個省的‘學術泰鬥’，但是如果了解這些評獎的內幕就會發現，原來是他們在左右著評獎，他們通過自己的權力把自己變成了‘學術泰鬥’，而不是通過學術成就、人格等在專業同行中自然形成的。學術的生產方式、評價體製與‘潛規則’構成了不作宣告的互惠關係，如何走近和實現這個‘潛規則’，是許多學者內心真實的焦慮，學術本身不再是問題，學界在這個意義上變得庸俗無比，盡管他們還在這條學術的‘通途’上一路奔跑並興致盎然。……追求真理、一心向學的學者品格，在這樣的環境中早已退出了學者的公共意識。”[孟繁華，學術的“通途”與“小路”[J].新華文摘，2012年第15期（87）]
照理說，無論何種事情，何種運動都要有一個規則，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但是按上麵說到的這種規則和方式，有誰還能免俗？一個學人要生存哪！這樣，當我們把自己的名片拿出來的時候，上麵的一堆頭銜真有點不好意思給同行看了。要是嚇唬基層朋友也覺得沒意思，真要是拿給外國人看準保嚇他們一跳。我們都是在這種機製下勞作：文章分為ABC和普通期刊的級別；項目分國家、省部、廳局、學校級別與橫向之類；分值要計算獨著或合著排名等等。絕大部分文章不但拿不到稿費，還要出一筆不小的版麵費，從大幾百到大幾千元不等。難怪有專人從事這個產業？
文章樣式也有據說是國際通用規則，中英文摘要，關鍵詞，引用的統一標注，字數等要領一個都不能少。就是機械廠裏生產出的標準螺絲也不一定趕得上時下文章的格式水平。在這些幾乎稱得上文字汙染的海洋中，要想吸取點有用的東西，那可是一種功夫。
世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關係，為了防止畢業論文的抄襲現象，居然就有了檢測重複度的軟件，有的不超過25個字，有的嚴格到不得重複15個字。這算是一種防範作弊的手段，但它有兩個方麵：首先，中國的漢字和組詞，進而學科的成套術語連綴，它們被創造出來就是供人使用的，一旦出現“英雄所見略同”的情況，隻能按作弊處理，這不但可笑，而且可悲。第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關係隨之出現，自己檢測一遍，有不合格的地方，隻要稍稍改動個別字，或換一下說法就會萬事大吉的，除了“對付”這一招數，其他學術考慮都在其次了。學術腐敗豈是這類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小藥方能治得了的？
麵對如此局勢，也能偶爾看到另類選擇，不評職不升遷自搞一套，脫離大環境另找出路。但這樣的人畢竟少而又少。經常聽到的卻是這樣的說法：一種不合理現象，你要是不能改變它，就隻能加入其中。如果是這樣，我們的民族就沒有希望了。實際上正義的力量和行動已經在成長了。“孫鬱在《在民國》中，集中講述了那一代人的‘風骨與氣度’。孫鬱認為‘民國文人的內心是很苦的，置身於一個苦悶、矛盾的時代，無論是做人還是為文，都隻能在遲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進行。’”[孟繁華，學術的“通途”與“小路”[J].新華文摘，2012年第15期（88）]這不能不讓我們想起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以及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禹這些國寶級大師。想到魯迅的雜文，既沒有被規劃過，更沒有被模式化納入正統，它的存在即是一種武器。又不能不想起《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的風格。這些雜文敢於正視現實，大膽評論時政，尖銳諷刺各種不正之風，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並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於一爐，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語言親切，富有文彩。其中像《說大話的故事》、《三種諸葛亮》、《一個雞蛋的家當》、《愛護勞動力的學說》、《從三到萬》等篇均寓意深刻，發人深省，起到幫助讀者開擴眼界，增長知識，提高識別事物能力的作用。再看看如今的文字，論文有論文的文體，專著有專著的著體，像易中天那樣的做學問法，不是被看作另類嗎？反過來說，我們的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缺少的不正是這樣的類型嗎？
讓我們更加不忍的是學風影響市風。人們現在很不買賬的有這樣一類詞：上綱上線、思想工作、促膝談心、批評教育、深刻檢討、痛改前非，通通的被看作狗皮膏藥。難道這些曾經的思想活動一概不起作用了嗎？錯！而是它們那種正襟危坐、居高臨下、堂堂辭令把人們惹煩了。
有一種讓人期待的上下思想交流方式正在悄然擴展，這就是政務微博。它一改過去嚴肅、模式化的交流觀念，探索以輕鬆活潑的網絡語言與網民進行交流。它拉近了政務機關與百姓的距離，改變了以往百姓發言機會比較少的狀況。與其他傳播方式相比，微博具有快速、親切、人性化等特點，一些富有暖意的表達，使政務機關變得親民。熱線電話是點對點，而微博是點對麵，它是一種平等的溝通，需要領導幹部更新話語體係，學會與人民群眾用生活化、口語化的語言溝通。如果我們的各類報刊雜誌和學術會議，包括政論文獻和研究成果，都能向民間注視，多來一些《辯證看，務實辦》這樣的文本，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發展則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