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就在這種教科書體係和教學體製下，經過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課堂教學改革與實踐教學的開展，也使得政治理論課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這還不算重點大學的情況，因為重點大學的學生基礎要高出一大截，理解力和駕馭理論思維的能力遠遠超過普通大學的學生。在那裏，如果隻按教科書來進行教學恐怕早就把教師請下台了。我這裏說的是普遍的改革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
幾年來，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突出成果主要是案例教學。“案例教學，是指教學者以案例為直接對象，運用相關的理論知識和實際經驗，對案例材料進行剖析研究，揭示案例中各現象之間的內在聯係和本質，從而加深對理論在實際中運用的理解。顯然，案例教學既是學生對自己所學知識的綜合運用過程，是激發和強化頭腦思維的過程，同時又是學習新知識和不斷提高自身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過程。案例教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學生從被動聽課、記筆記的消極型學習方式轉變為參與分析決策的主動型學習方式，並能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關鍵點上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因此，案例教學在高校很多課程教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學生在案例教學中應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案例教學的目的、方法都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同時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案例教學對學生掌握學科理論，增加課堂教學知識容量，培養學生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明顯效果，因此，學生更有理由認真重視案例教學、積極參與案例教學。”[俞文冉，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探索[J].現代商貿工業，2010年第23期（294）]這種課堂教學模式的轉變，確實提高了教學的效果。相應的，在實踐教學這個環節，也正在走向成熟和貼近教學需求。
“當前，大多數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計劃中，都設置了實踐教學的部分，並且包含了實踐教學模式的設計，但這些模式卻大同小異。據不完全統計，在148家精品課的申報材料中，把實踐教學模式設計為參觀訪問、社會調查、觀看影像資料、課堂討論等的比例分別為84.37%、93.88%、75.13%和91.92%。考慮到目前實踐教學麵對的新環境、新條件和新挑戰，單調僵化的模式不能做到與時俱進，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黃平芳，高校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環節動態調整的對策[J].教育與職業，2011年第4期（161）]這是三年前調查研究的結果，目前，這一狀況正在大幅度轉身。不管是在組織形式上還是在評價機製上，都正在朝著活潑、適用、靈活、有序的整體效益上發展。比如一位大學校長提出，讓學生放一天羊也是實踐教學的一種方式。乍一聽有點摸不著頭腦，但認真一想道理很明顯，我們說的這種放羊，並不是支援性的，當然也不是勤工儉學，它類似於作家的體驗生活。什麼叫實踐出真知，什麼叫生產力的活躍性和層次性，遇到險情如何處理，怎樣發揮集體的力量等等問題，都會是一種實際難得的曆練。決不是“放羊為賺錢、賺錢娶媳婦、娶媳婦生娃、生娃再放羊”這個層次的勞動。
不管是案例教學還是實踐教學包括恒常的講授方法，它們都是由教師來駕馭完成的。為了學生的主動學習，教師必須在活動中付出相當程度的努力。在這裏，他們情感上的狀態便成為關鍵性的因素。“在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以‘情’導入是非常必要的。感人心者莫過於情，教師應以飽滿的激情、生動的語言、恰當的方式，導入新課，達到醞釀情緒、滲透主題和帶入情境的目的。在大學生，尤其是藝術院校的大學生對政治理論課積極性不高的情況下，主講教師的第一印象往往決定著學生學習積極性是高還是低。因此，在上每門課和每節課之初，都要在導入的技巧上仔細琢磨，注意發掘教材中最貼近學生情緒和情感的積極因素，再用自己形象思維和情感體驗為課程做好感情的鋪墊，使學生對課程建立起情感基礎，這樣，他們才會認真聽課學習，積極思考問題，理論教學才能順利進行，並取得實效。……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教師運用富有激情的語言，抑揚頓挫的語調講授教育內容，能使學生聽起來輕鬆愉快，可以減少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枯燥性，並且基於語言負載大量的情感信息，教師的真情實感融入對教育內容的理性分析之中，從而創造出一個情理交融的氛圍，這將引導學生產生相應的思考和聯想，促進學生思想的升華和正確人生觀的形成。”[宋玉靜、黃平芳，試論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情感教育[J].沈陽工程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161）]
教師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情感來自於他對這一理論的高度信仰以及對其深刻的理解。為此，一個合格的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有深厚的理論功底，這一素質除了必要的正規學習外，更重要的是生活工作中的理論自修。應該閱讀大量的馬列原著，並有研究成果。可現在的情況是，既便是博士也有可能沒有讀過多少原著。因為現在搞半成品加工的空間越來越大，輕易就能通過考核，拿到畢業證，這樣的機製很難讓人沉下心來鑽研理論。沒有這種深度開采的基礎，要產生強烈的理論情感是不可能的，更何談把它傳播到教育對象身上。相反，那些不媚市俗，自覺提升的教師，一登台便能見其底蘊。他們的舉止言行就能夠展現理論的魅力。我們應該把這種力量叫作人格的光環。
目前，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有一檔“尋找最美鄉村教師”的節目，在那裏我們看到了讓人感動的種種行為。在邊遠山區，條件想象不到的惡劣。他們不但要教課，為孩子們的吃喝還要花費大量時間，到很遠的地方去采購食品；為送孩子們回家一路隨行，甚至把孩子背在身上。在這種背景下走出大山的學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能沒有共鳴嗎？
就算是平常的課堂講授，肯不肯為學生來錘煉自己的語言，花精力來製作精美的課件，花時間來搜集新信息補充自己的教案，這些都不是用死的工作量能衡量的，全憑教師個人的修養。
什麼樣的政治理論課才是高質量的？如何評價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質量和水平我們和自己的理想教學目標究竟有多遠？在一項比較權威的大型調查中有以下的情況：“本科生組在回答‘最喜歡的思政理論課老師’時，認為‘內容淺顯易懂，講解生動有趣、口才好，演說能力強’和‘善於理論聯係實際，從實踐中探求真理’的教師是最受歡迎的，三項占60·3%。大多數的學生認為要想政治理論課上得不枯燥，讓課程變得生動有趣是最好的辦法。55·8%的學生選擇了‘老師以教學大綱為依據，講得通俗易懂、生動有趣’、‘課本內容有趣，課件內容豐富’及‘科學性、理論性、邏輯性強’。畢業生組在對‘您最欣賞的政治理論課教師是具備什麼素質’的問題上，普遍認為理論講解深刻、邏輯性強，內容淺顯易懂，講解生動有趣，口才好，演說能力強，善於理論聯係實際，從實踐中探求真理這幾個因素最為重要。他們對思政課的期待更多是想在和教師的接觸中得到思想上的鍛煉。在回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這種教育模式，對於一個人的政治素質培養是否科學有效’時，認為目前的教育模式是科學有效的占26·1%，認為不是最有效的占60·1%，11·7%認為‘一點用處也沒有’。調查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已經走出校門的畢業生認為他們所接受的這種教育模式並不是最好的，不是最有效的一種方式。絕大多數非思政課教師認為，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好壞根本因素是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師的教學水平和學生的積極參與及與實踐的結合。有92·5%的教師認為，一堂高質量的政治理論課應該內容有趣豐富，注重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注重學生的能力培養，有很強的科學性和邏輯性，教師在教學大綱的要求下，講得通俗易懂，生動有趣；還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教師與學生之間有更多互動。總之，將內容變得新穎活潑，讓學生覺得有趣，增進師生間的交流溝通是很必要的。如何評價思政課教學質量？本科生組中66·4%的學生選擇了’按照一定的比例，由學生、督導專家和管理部門進行綜合評定，政治理論教師的教學水平應由各方麵的意見彙總得到。在具體所占比例上，大多數的學生認為學生評價應占更大比重，專家次之，管理部門最小。在非思政課教師中，71%的認為政治理論課教師教學水平的高低應該按照一定比例，由學生、督導專家和管理部門進行綜合評定，而不該由哪一方單獨決定。52·2%的教師則認為，在這個綜合評定中，學生的評定應占更大比重，專家次之，管理部門最小。從大家的選擇來看，高質量的思政課應該非常切合學生的實際，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發散學生的思維，而不是專家和管理部門所謂的評估。所以，評價思政課教師的教學質量應該盡量谘詢學生的意見，而不是簡單的、形式化的評估。哪些因素可以作為衡量思政課教學效果的指標？調查顯示，可以作為思政理論課教師教學效果的指標有學生的到課率、抬頭率，課堂上師生的互動率，課後學生學習的反饋率，教學過程中學生學習的專心情況，以及學生將思政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的情況。”[謝傳倉、王曉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評價調查報告[J].教育與教學研究，2011年第6期（56）]
實際上，我們對自己教學效果的預估往往是比較模糊的。我們並不知道學生在課堂上的積極的思維狀態在效果天平上究竟占多大份量。現在我們可以確切地說：隻要學生的思維被調動起來了，我們的講授目的就達到了。至於他們考試的成績以及將來的運用並不是這個場合所能解決的。就像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公民、甚至不能要求一切受過初等教育的公民必須能敘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那樣。我們不能對大學的思政課堂抱過高的期望。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課堂，這是一個更加複雜也更有可塑性的教育空間。1989年北京那場動亂之後，鄧小平指出：“十年來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教育”。這個教育當然指的是全民性的，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教化”。社會主義是全新的大事業，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統領下才能實現的。我們經住了社會主義低潮的考驗，我們的改革比較成功，但是經濟的發展速度一下超過了人們心理的承載力，多數人還沒有與思想的轉變合拍，一些西方的東西就衝了進來。加上陳舊的東西還沒有合理脫殼，這就堵塞了正常的思想成長渠道，沒有不出亂子的。
我們需要強化馬克思主義氛圍到什麼程度呢？特別是在形式上能達到怎樣一個水平？是不是希望空氣中都充滿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民族特點來說不可能。別看我們對毛澤東的主義可以做到這一點，可以把“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卻不可能做到這樣水乳交融。這恐怕在哪個民族也是一樣的。我曾經問一位留學馬來西亞的學生：他們那裏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是什麼？回答是：信仰問題早在家庭中隨著宗教活動建立起來了。這使我很受啟發，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那麼變通的思想宣傳是否易於被民眾接受呢？錯！別說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就算是拿一種宗教來進行滲透也是不能撼動中國人的。曆史上隻有毛澤東能喚起中國人的心力，還沒有第二個同層次的裏程碑。也罷，我們已經不太在意《醜陋的中國人》中的自畫像，隻能通過英雄的壯舉和平民的艱辛來體味馬克思主義力量的社會作用。
三、公文淹沒
這裏所謂的公文是指一種公認的表達政治思想的文體，一種公開俗成的習慣。這種行政文體，或者說文化形式不但在正式的公文中強烈地體現出來，而且推延到學術領域甚至生活當中。
首先承載這種文化模式的當屬政治文稿。
在一些高端媒體特別是平麵媒體，我們經常看到占據重要位置的大塊文本，其中不泛冠以大人物名字的文章，它們構成一個慣常的樣式，當說到一個問題，往往是“內涵、意義、價值、措施”一連串的闡述。洋洋撒撒大幾千字，不怕重複不怕全麵。這樣的東西，莫說是非專業人士，就是圈內的人也很少塌下心來閱讀。為什麼？不是不想了解新信息，也不是不想深入思考問題，關鍵是這類文本既不能給人以新，更不能引人入深。本來初衷是宣傳馬克思主義，但卻無意間成了馬克思主義普及和深化的敵人。
我們都知道，黑格爾的體係和方法是矛盾的，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的方法，但拋棄了其體係。因此我們看到，在馬克思這裏，你拋棄他的體係也便拋棄了他的方法，因為馬克思的方法——新辯證法，可以從任何一個具體問題展開與整體相關的論述。我們了解哲學史的人都知道這個過程，如果對此有興趣也不妨去花功夫探求一下，但是有些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到圖書館借來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或《精神現象學》那就要勸他們還回去，要得到辯證法思維訓練，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他們是最有成效的。
黑格爾的《邏輯學》是他整個哲學思想的全釋文本。從《存在論》到《本質論》再到《概念論》，一個嚴謹的、包括許多裏程碑式範疇的思想演化過程生動地展現出來。但是如果你脫離了這個體係，中斷了這個絕對觀念自我演化的鏈條，任何一個概念或範疇都成了無本之木，成了一個毫無根據的空洞詞句。同樣是矛盾這個概念，馬克思把它植根於現實生活當中，它就成了一棵常青樹，無論什麼內容，它的效能都會得到具體說明。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更怕黑格爾的死的體係，唯心主義並不會影響什麼。一旦你陷入體係不能自拔，鮮活的辯證法就會失去光彩，成為生活的陰影。我們現在的一些做法，恰恰是退到了馬克思之前，是馬克思極力要擺脫的那種思想模式。
我們還是看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是怎樣示範的。
下麵是《生活中的毛澤東》一書的片斷
抗大教員
為了培養黨的幹部，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每當到延安來的青年學生夠上一二百人時，毛澤東總是要去親自接見，給這些同學講話。
“延安的抗大和你們北京所有的大學不一樣，北京的北大、清華、燕京大學，那裏有禮堂、有教室、試驗室、圖書館、桌椅板凳。我們這裏什麼也沒有。”毛澤東習慣於這樣開場白。
“再有一點，我們這裏沒有教授教員，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時有些人給講一講，都是一些行政幹部，主要是靠你們自己學習。我們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學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理論和方法的一個大學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學校。我們人很多，上千人，一二千人……”毛澤東這樣介紹抗大。
講完話後，毛澤東就跟學生一起會餐，然後又一起開晚會。
抗大的課程由毛澤東親自確定，一共是四科：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運動史和辯證法唯物論。其中辯證法唯物論的課程就是由毛澤東主講。著名的《實踐論》、《矛盾論》，就是毛澤東在抗大講演時講授提綱中的兩部分。整個講授提綱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