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世間有一種理論，它集中了人類曆史上所有科學的研究成果，因此，代表著世界繼續進步的探索之光，那麼，我們就會不遺餘力地接過這一把前進的火炬，在諸多繁雜的學說和交叉的主張與聲音當中，努力保持這一火炬的亮度和力度，使之與它的初衷不離不棄地相一致，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當今時代的這樣一種理論。
一種理論的基點越高、涵蓋範圍越廣，它的傳播與生長也就越複雜。在這期間，難免有誤讀和分歧。我們就此應該想得全麵與周到一些。
一、日常生活的自覺
我們越是不使用“馬克思主義”這種標準詞語，越是能看清這個主義的靈魂自己生長的軌跡。
（一）所謂自發性
人的行為的自發性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假象。就是說，在正常的健全人那裏，不會有不自主的行為。人們平時所謂的自發性，不過是指這樣一種情況：他所由出發的思想觀點，並沒有經過理性的過濾。它隻遵循一個原始的意念——趨利避害。有一種說法很適合這種原始意識：除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一切都不在考慮範圍內。如果抱有這樣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也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並不影響他的勞動和社交活動。但是，在戰爭、疾病、危險境遇等等的當口，持不同思想觀點的人就會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選擇。
“不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古希臘的這句名言對於隻有自發性意識的人來說隻當是沒有存在過。更加深刻的思考對於他們就更如同外星球的東西。受教育程度乃至文化水平的低下是這種自發性存在的普遍前提，但是，更加有力度以至於更加有存在土壤的還在於對這種自發性的引申和利用。
在我們國家，有一句特定時期產生、並延用到今天的政治成語——上綱上線。不管做了什麼壞事，犯了哪類的錯誤，一做檢查就先從一個很高的角度去說原因。什麼“資產階級思想”、“四人幫的流毒”、“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等等。這種所謂的“深刻”，最是不著邊際的胡扯。好像這樣就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覺悟，避免了犯錯誤的趨勢。實際上這是一種變相的自發性，是給自己的行為找一個借口。這對於真正的改造自己一點作用也沒有，甚至還有點法不責眾的心理，誰讓資產階級等等的思想普遍存在呢。在十年動亂期間，照樣有人堅持自學文化知識，廣泛閱讀曆史和文學書籍，當國家恢複高考時，他們自然考入了理想的大學。可就有那麼些人，自歎“中了四人幫的毒，浪費了時光”。我們不禁要問：四人幫每天拽住你的手、擋住你的眼了嗎？這裏麵掩蓋了一個深刻的思想觀念——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獨立見解。如若中國當時的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見解，動亂的進程還能否這樣長，表現能否這樣令人不堪也就兩說了。正因為沒有獨立而深刻的思考，才會把別人思考的任何結果當作自己行動的準則。
（二）自覺性的多種表現
向善，自古以來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在很早的文獻中就有記載。古希臘的先賢們往往把善和美緊密聯係起來，比如蘇格拉底和希庇亞有一段對話，他們在討論正義和善的時候，很快就把目標引向了美，蘇格拉底誘導希庇亞得出結論說，我告訴你：對一切人來說，無論古今，一個凡人所能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裏有錢，身體好，全希臘都尊重他，長命百歲，自己替父母舉行隆重的葬禮，死後又有子女替自己舉行隆重的葬禮。我國的孔子有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就是說生活過得好，又受人尊重，如果是正當手段所得，那也是人之常情。在這裏，馬克思提出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完全可以和古代的人相通。
人的追求完美，追求幸福與快樂，追求自由和正義都是客觀必然的傾向，沒有這種力量，社會將無法前進，也無法與邪惡愚昧作鬥爭。當我們以很深的印象回憶起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時，千萬不要忘記他的起點仍然是革命的人道主義。什麼“見物不見人”、“苦行僧主義”，那更是遠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真諦。
智慧，或者說對智慧的追求，這是人類的天性。不會因為它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甚至生命就使人類舉步不前。愚頑不化，怠墮成災，總是令人不齒。馬克思主義認為，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盡管這一目標非常高遠，但它是向善的，正向的，積極的。我的理解，一個人的一生與曆史發展放到一起是很短暫的，我們隻能做到專於一門，其他領域能夠做到通曉，這也便是達到了馬克思主義指向的目標。
勇敢，這是人類追求的又一完美側麵。為了崇高的目標敢於做必要的犧牲，對一些短期的利益敢於放棄，能夠做相應的承擔。正是因為這種主體的大量存在，人類才不斷成長，走向光明。相反，那些貪生怕死，小腸雞肚者，隻能作為社會進步的背景存在。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文明成果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說整個人類發展的曆史，其精神動力的核心，是一定包含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從文化形式的獨特性方麵看，以下的事實需要我們給以特別的注意，並進行深入的反思。
批判與鬥爭，這是馬克思主義在時代的要求下形成的獨特的風格。
當然，以往的思想發展也一定經過了較量，將優秀成份保留下來，將曆史的垃圾洗禮出去。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凸顯了批判與鬥爭的風格，首先在於它所處的時代特色。實際上，這一時代特色從資產階級的掘起就已經開始了。18世紀法國哲學被稱為“戰鬥的無神論”，他們對封建主義的那種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式的進攻，是後人永遠需要繼承的精神財富。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也被包括在這一戰鬥成員的行列中。正像馬克思所說的：“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曆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①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②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③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332333）]
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作曆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麵的是曆史唯心主義。”[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1487）]從兩位導師的論斷中可以理解到，人類曆史是一個整體，有階級存在的階段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時期。從奴隸社會到今天，階級鬥爭已經從你死我活的狀態轉為對抗加對話的狀態。也就是說“急風暴雨”式的鬥爭已經過去了，而且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不會再有了。在這整個文明的曆史長河中，鬥爭最激烈的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也就是《國際歌》中所唱的“這是最後的鬥爭”。因為這是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是反對一切私有製的鬥爭。它和以往的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鬥爭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知道，法國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鬥爭，經曆了“革命——複辟——再革命——再複辟——再革命——直至資產階級勝利”的複雜過程。但是，這和無產階級所做的最後的鬥爭相比，在深刻和廣泛程度上還是差得很遠。這一方麵是因為，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所進行的鬥爭，它所指向的對象是一切私有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切傳統觀念，還因為它的對手——私有者及其私有觀念同樣是經曆了殊死的鬥爭才取得勝利的。對手的複雜性和堅韌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對我們自身內部的浸潤——每一位戰鬥員都有著在一定條件下變為私有者的傾向。這樣一來，我們在進行最後鬥爭的時候，還要不斷對自身的戰鬥意誌和戰鬥方向進行調整和恢複，而這種自醒性的戰鬥完全不亞於指向客體的鬥爭。
當然，從人類學和人類解放學的雙重角度來看，在進行完最後的鬥爭之後，人類生活的大部分時間，盡管還存在進步與落後的矛盾，但是作為意識形態性質的矛盾就已經不複存在了。那時的具體狀態是我們現在的視野無法預測的，我們隻能知道它與我們今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性質相比，有著根本的質的差別。
為什麼在現實傳播中的馬克思主義，它的批判與鬥爭特色還這樣明顯和突出？很簡單，因為我們還在最後的鬥爭範圍內。
讓我們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個角度來認識一下列寧的足跡。大家都知道，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所做的工作，他對機會主義所做的鬥爭，比任何其他的鬥爭都多。這是為什麼？因為機會主義不是公開的階級敵人，它往往打著創新的旗號，消融本階級的戰鬥意誌，相當於潛伏在本階級當中的特務。這類鑲嵌在機體上的敵人，要比站在對麵的敵人危險性大得多。所以，在我們閱讀列寧著作的時候，總有一種戰鬥的氣息也就不足為奇了。
既便是在今天這種從宏觀上看被稱為和平年代的條件下，在那條看不見的戰線上，其鬥爭形式也可以說是驚心動魄的。我們不防引用一下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國悲劇》中的敘述，他在談到美國對蘇聯的攻擊野心時，講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麵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發表的一篇演說。1945年，他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隻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並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麼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製造混亂和無所適從……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遝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懼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聖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隻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並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黴、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這就是典型的處心積慮，不幸的是這種陰謀不但得逞了，而且比預想的目標走得更遠。不是嗎？蘇東劇變，就不是一個蘇聯的問題了。在上世紀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時期，世界上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複存在，一時間掀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就連中國的改革也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直到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問題還是一個重建的任務。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放下批判的武器，隻講什麼世界人類和全球這類的空話，那就是自取滅亡無疑了。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特征，它的批判與鬥爭精神是時代的產物。當今的時代仍然是列寧所概括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既然時代沒有變，這個時代的精神就不可能變。誰不了解這一點他就是時代的盲人。我們絕不能再寫出第二部《大國悲劇》。
現在就來討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性產生過敏性認識的原因。
本來是一種客觀的東西，你要是硬把它放在扭曲了的背景下，它要是不變形那就不合邏輯了。我們至今都能脫口而出的一段毛主席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如果我們不做總體性把握，不做客觀的辯證分析，隻按字麵理解，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好像隻要造反，隻要不按常規出牌，就是我們的原則。這又讓我們想到了對“革命”這個概念的解釋。我們的定義“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是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其實，就語言文字的通用性來說，它並不隻有一個解釋。打撲克當中升級這個品種中，有一個規定，在摸牌中有人搶先亮了主牌，但是隻要你手中摸到了四張同一數字的牌，就可以反掉他亮的主牌，另立主牌。或者一張主牌都沒有，就可以宣布這一輪不用打了，這類規則就叫作對原規則的“革命”。很顯然，所謂革命，就是推翻現有的規則，另立新規則。毛澤東說的造反有理，當時還有一個配語叫革命無罪。這就是一種積極進取，勇於創新的精神。除此之外，不能隨意把它用在任意的場合。我們知道，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毛主席語錄》成了派性鬥爭的精神武器，奇怪的是，兩夥針鋒相對的人，竟然能讓毛澤東自己和自己打起來。這是純粹的斷章取義，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
就是從那時開始，從階級鬥爭為綱，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氛圍中，人們便給馬克思主義罩上了一層“左”的色彩。曆史中的人就是如此，當自己踩到自己的影子因而被黑暗所困的時候，總是本能地埋怨光線。就像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地主階級的反動宣傳，有人就懷疑共產黨是共產共妻。這種被歪曲過的主義自然會嚇著那些沒有理論基礎的人。
提高馬克思主義修養的自覺性，也就是提高生存的自覺性，其中，批判和戰鬥的革命精神是十分銳利的武器，不管是和平還是戰爭，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它總能指引我們向前，跨過一切有形和無形的障礙，去達到善的目標。這就需要我們在文化傳播的大海中學會識別真偽，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在共產主義戰士的崗位上貢獻畢生精力。
要達到以上的境界，那就不隻是向善、智慧、勇敢和鬥爭所能企及的，它還必須站到最後一個高度才有可能實現，這個高度就是——忘我。
毛澤東在講到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時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660）]我們這一代人在很小的時候就把這段話背得滾瓜爛熟，但是對它的理解，對它的深刻精神的體味，還是在中年之際。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候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的修養》，並把它稱為“黑修養”，真是太愚蠢太悲哀了。實際上，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絕對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當然，這種修養並不是隻看你讀了多少馬克思主義的書，關鍵在於你是否按照書中的精神去行動。那些見義勇為壯烈犧牲或身落殘疾的英雄人物，他們不見得讀過多少經典，甚至不見得受過多高的教育，但是在生死一瞬間，他們能舍出生命和鮮血，足以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傳播絕不僅在於大本子的作用。
英雄本身也是普通人，在關鍵時候能夠做出高尚的決擇，這說明普通人經過靈魂的曆練也可以達到這種境界。他和英雄人物之間並沒有多遠的距離。這也提醒我們，在英雄主義的傳揚中，一定要貼近實際，不能任意拔高。過去的“高大全”已經成為回頭一笑的材料。《龍江頌》裏的黨支部書記江水英，本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婦，但是戲中的生活卻隻有她一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裏。好像她除了支部書記這個角色就沒有其他社會關係了。在中國的農村，這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就叫概念圖解，與人們的實際生活離得太遠，既然不真實，也就無從效法。這不僅在藝術上違背了創作規律，也在哲學的層次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規律。讓人民大眾如同溪水流向江河一樣，從溝溝坎坎的縫隙中逐漸聚攏而來，這才是一切理論工作者和宣傳戰士應該把握的普遍形式，急於求成進而拔苗助長隻能適得其反。
二、馬克思主義的“課堂”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靈魂，馬克思主義在民間的傳播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利用各種不同的渠道。但是在非民間，也可以說是在“棟梁之才”的成長環境中，則又有著另外一種情形。
所謂非民間，棟梁才的苗圃，無非是指的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報刊雜誌文藝傳媒等領域。在這裏，我們先來談談大學中的課堂。
大學中的政治理論課教材都是由教育部統一編寫的，特別是從2007年教學改革之後，這種統一性更為突出。所謂改革，除了濃縮和緊製之外，在表達方式和傳輸真諦方麵並沒有變化。一副正襟危坐義正詞嚴的麵孔，如同一鳥入林百鳥壓音的氣勢，首先把教師帶到了傳經布道的宣講台上。把“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放在第一行，以後的內容都是從這裏出發而得到的。辯證法那鮮活而無往不勝的力量早就包括在大前提裏麵了。學生所應該做也隻能做的就是記住，順著邏輯推演理解下去，到考試的時候把這些記憶連成一片上交給老師。我們不免懷念起了古希臘逍遙學派的教學方式，不禁再次翻開《理想國》。每當提出一個問題，他們給足了對方思考的任何可能性，從任何一個角度來反駁立論者都是允許的。當種種的異議都表達出來之後，經過比較和取舍，結論會慢慢浮出水麵，但也絕不定為百分之百正確。我們也自然地想到了記者對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采訪，在那裏，學生的考試從來不設選擇題，沒有非此即彼的思路，一切都值得討論。而在我們的考試卷子裏，客觀題是“最省心”的，“標準答案”是最公平的，在它們麵前，師生平等。我們有這樣的經驗：任何一個小問題，學生在詢問時都有可能“問出圈”，因為我們從來不會從多種可能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比如，“有些”這個詞語，課本上提出，日常生活中的含義和邏輯中的含義是有區別的，生活中是“僅僅有些”，邏輯中是“至少有些”。有位學生班長就問：“我們平時這樣說話或寫東西，怎麼就算是生活的，怎麼就算是邏輯的呢？”一時間還真讓人不好回答。實際上，一種習慣並不能代表整個日常生活，或者說，生活本身也應該是邏輯的。這就是我們教科書的缺陷，它沒有考慮到實際的應用，做這種區分是把不對等的問題提到了同一個層次。再比如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係問題，是不是任何對象都要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才形成理性認識，就有學生提出疑問：在自我意識、反省這類的認知形式中，所謂“閉門思過”、“捫心自問”等等，在這種場合，理性思維表現出它的相對獨立性。又比如，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這種反作用又通過生產關係（經濟基礎）這個樞扭的折光，對生產力產生反作用。但實際上更多的情況下這種反作用是直接的，並不需要中間這一環。一部出色的文學作品，在民間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就是對生產力的莫大激發和催化，正如毛澤東所說，最大的生產力就是革命階級本身。總之，教科書圈定的範圍和遵循的邏輯，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的生活需求，滿足不了當下生存主體對自身環境諸種現象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