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係當中，所謂學科分類主要是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個部分的關係。當然，由此所涉及到的一係列問題也是必須研究的。
一、常識普及的需要
我國解放初期，不用說普通群眾，就是剛剛走上政權機構各個崗位的領導幹部，在理論上，要說清馬克思主義的哪怕是一些普通的觀點，也是非常困難的。
在歐洲，盡管工人群眾也是受壓迫極深，文化水平很低，一些童工甚至會把god讀作dog，但是，他們畢竟是同一文化體係。他們的曆史傳承和習俗經驗，他們的文學氛圍和人際交往方式，表達樣式和傳播渠道等各種文明基礎的東西，與我們的東方文化品係完全是不同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在那裏就很容易被接受。就連資產階級的有閑人士，也會非常熟悉馬克思的學說。就像當年貴族小姐的臥室裏也擺上康德的“三批判”一樣，我想如今的富人也照樣會以能夠介紹馬克思的《資本論》為榮耀。
可在我們這裏則完全不同，我們有幾千年封建曆史的文化根基，我們所熟悉和推崇的是儒家學說。信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人行必有我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人生信條，這是什麼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個民族靈魂裏麵的遺傳基因造成的。如此透徹理解並自覺向下一代傳遞的道德律令，沒有多少人是出於受教育程度的原因，這簡直就是文化本能。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產物，他的學說不可能超越德國曆史所規製的視野。就像黑格爾所言，一個人不能超出時代，就像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膚一樣。也如馬克思指出的蒲魯東主義，說他如果不是德國曆史的產物，那就是他杜撰了德國曆史。馬克思如果不是把從亞裏士多德到黑格爾的一係列西方思想的“珍珠”囊括起來，為我所用，也就不會有他今日之成就。為什麼有人說馬克思離亞裏士多德比離黑格爾更近？這是因為他將這一西方文化寶庫所有進步因素都進行了吸收，經過了整體的揚棄，走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大回環，所以有回歸的意味。就因為這些，我們不難看出他的一些表達，都帶有那個思想鏈條上的意味。比如黑格爾有“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馬克思講“批判的武器決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蒲魯東有“貧困的哲學”，馬克思有“哲學的貧困”，他自己就有“批判化的道德與道德化的批判”這種思辨模式的文詞。康德與黑格爾的表達是最難懂的，可馬克思在直接思想材料上，用他們的東西最多，我們不能不正視這一必然的現實。
蘇聯對我們來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手。它的正反兩方麵的作用，我們一會就談。這裏首先要看到，他們的語係也是歐洲的拉丁語，甚至馬克思本人就可以用俄語直接寫作。這樣一來，在翻譯的過程中，他們不必做更大的語言上的轉化工作，信、達、雅就全齊了。且慢，這是俄羅斯人的語言環境，他們與德國人還是有區別的。有些陳述，可能直接從德語翻譯成漢語更適合我們理解。但是，經過俄語的“洗禮”，恐怕就沒那麼方便了。“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和“社會主義就是消滅了階級的社會”，在他們兩個國家的語言中可能沒多大區別，可在我們漢語裏差別就大了。為什麼說鄧曉芒從德語直接翻譯了康德的“三批判”，對我們重新認識辯證法的淵源，體味理性思維的全過程是一個重大的貢獻？關鍵就在於消滅了中間環節所隱藏的一切可能的障礙。
話說回來，這樣複雜的文化模式的轉換，對於工農群眾和工農幹部，一定存在著理解上的困難。我們的老幹部經常有一句口頭蟬：“共產主義的ABC”，就是說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還處於初級階段，是很皮毛的。蘇聯老大哥也是煞費苦心，不但考慮到了這種文化距離，還為我們做了更多的鋪墊——把馬克思主義的整體化為“三大塊”。說實在的，這也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工程。特別是人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多少經驗要加入這個體係呢？更何況一個掌握政權的階級確立一套統治社會的思想，一是不能草率，二是有充分的自由。
說是“三大塊”，實際上從理論的獨立性講，就是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部分是大有思考空間的。
從哲學來講，我們一般是從哲學基本問題講起，從哲學基本派別來分析任一問題。而講到馬克思主義觀點時，把唯物主義分為“四觀”——物質觀、運動觀、時空觀、意識觀。現在是把實踐也放在這裏麵。後麵是辯證法、認識論和曆史唯物主義。這樣的結構已經脫離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語境。盡管時常引用一些經典論斷，但這一枝花樹怎能反映滿園春色？比如馬克思說：“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這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的一段話。不錯，這是在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思想，但它是說明《資本論》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末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裏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102103）]很顯然，這裏的關鍵在於突出了“改造”二字。由“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規定”，再到“思維中的具體”，這是辯證法認識事物表述事物規律的深刻方法。而我們在教科書中的慣常引用卻是突出了唯物主義這一基礎。當然，這樣的引用也不是不合適，隻是它遮蓋了整個觀點的前後聯係的背景，讓人感到馬克思是專門來強調唯物主義立場的。這種思想主體的不在場，還有很多，可以說凡是引用，差不多都屬這類情況。
又比如《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有一段對恩格斯觀點的引用：“恩格斯指出，辯證法也有自己的保守方麵，即‘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一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教育部社科司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28）]。這就有些偏見了。我們說，辯證法的對立麵就是機械保守、墨守成規，把承認一定曆史階段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叫作保守這是很沒有道理的。事物的絕對運動和相對靜止是辯證統一關係，沒有哪個方麵是機械論能做出科學解釋的，怎麼能把承認相對靜止叫作保守呢？這樣就會使概念混淆，界線不分明。況且，我們一看便知，這段引用是加了前綴的，那就是“恩格斯指出”的後麵“辯證法也有自己保守的方麵”是在引號的外麵，這樣的引用是應該十分謹慎的，它的上下文關係一定要搞準。就拿這一段來說，結束的地方是一個分號，這就說明此番話隻是問題的一半，後麵還有“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213）]從整個論述的布局和行文組織看，這正是為了突出辯證法的過程論，絲毫也不會與保守二字聯係在一起。由此我想到，在引用這個問題上，加前綴一定要符合原意，在中間截斷的，後麵要加刪節號，以示局部引用。這些雖然是寫作的規矩問題，但隻要引用就難免出現無意中的“斷章取義”、“為我所用”，這是教科書形式的通病。
在教科書的形式下，經濟學理論的敘述，已經看不到馬克思本人在方法上的運用。好像亞當·斯密的東西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直接對立的，它們之間既沒有轉化，也沒有超越的過程。
以《資本論》為例，本來，資本主義的規律是在商品、貨幣、價值、資本等概念的運動連為一體時才逐漸揭示出來的，但在教材中，資本主義製度的產生，成了預設的前提。沒有原始積累，我們就不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沒有資本主義生產，商品和貨幣就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類交往符號，而沒有這種交往，剩餘價值，這個決定對立雙方階級主體命運的“金蘋果”，就不能向我們露出它的真相。可是這樣一來，馬克思在唯物史觀上的獨創性，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過程和超越特征就一點也看不見了。比如勞動二重性，雖然在章節上看，它是指商品生產的一般條件下的勞動，但是在體係範圍內，已經預定了它就是指雇傭勞動。至於小生產的勞動，已經被當作特例來處理了，雖然它是資本主義的溫床，是長期發展為大樹的主要典型形式。
有一個細節可以讓我們感到，教材的體係與馬克思本人的寫作分布並沒有發生構造的不同，那就是資本主義地租的敘述。它們都放在最後的位置來加以分析，這看似遵循了馬克思的手法，但實際上卻是無可選擇的一種結構。什麼意思呢？馬克思本打算從土地問題開始他的理論研究，並沿著這一路線展開敘述，但是大量的材料集合之後，他發現這並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起點。但是，這樣一個全麵完整的獨立研究對象，一個比任何其他的單項範疇分析得更細致、舉證更典型、甚至設計更帶有前瞻性的題目，放在前麵任何一章的中間都顯得不匹配，因此成了最後的壓軸戲。這種教材與原著的一致，並不是有意而為，因此，我們在學習這一部分內容或講解它的時候，總要有一些需要銜接的話要說，不像前麵的知識，一環環緊密相扣。
曆史和邏輯的統一，仔細分析這個過程，它會生成兩種力量。一種是撇開曆史的偶然因素去逼進邏輯過程；另一種是緊緊扣住曆史進程中的關鍵環節來表現邏輯必然性。這一點我們在今後編寫教材時應該十分注意。馬克思對虛似資本的論證，就屬於後一種情況。沒有實體資本的運動，就不會有虛似資本的產生。因此，講述這部分內容就有個水到渠成的味道。特別是馬克思對股份製的積極評價，“如果沒有股份製，恐怕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當然，他也預測了在這種虛似資本的運動中，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增大了幾十倍，這是今天我們仍然必須重視的結論。
總之，以上這種時而順應時而離散的安排，就好比馬克思有一個委托人在向我們講述。這個人很忠誠，很全麵，生怕把主人的意思表述不清。可是，在這種宣傳模式下，出現差距和漏洞幾乎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改版”離原作者的本意越遠，更何況有可能加上相互矛盾的邏輯混亂。
但是，這樣的缺陷為什麼能夠存在多年呢？一個答案，就是為了接受起來容易。馬克思沒有給物質下過定義，但是我們卻有“馬克思主義的物質觀”，而且根據定義本身的敘述，還可以把它簡潔概括為“客觀實在”。馬克思恩格斯本來沒有對階級下過定義，但列寧卻有階級定義，並肯定地指出了“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這一經濟實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沒有給辯證法建立一個體係，但我們卻得到了“三大規律、五對範疇”這樣一個排列有序、主次分明的敘述模式。本來，經典作家們並沒有一套所謂“自然觀”、“曆史觀”、“本體論”、“認識論”這種區域板塊的結構組合，但是，我們不管是學習起來還是講授起來，這樣一種分割式的解釋框架卻幫了大忙。
然而，思想史是隨著人類發展史而進化的，它不能總停在“初等教育”的階段。21世紀距馬克思的時代已經一個半世紀多了，人類解放的事業，其本質沒有變，但解放的領域和方式、實現的機製、對立與對抗並存的交流局麵等各種因素，讓我們不能還是以“共產主義ABC”的水平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來與人交流，來影響世界。就是說，現在有現在的普及需要，有新的要求，新的標準。這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進行重新認識，主要是深化對它的“人類解放學”本質的理解。這樣，即使我們還有學科分類，也會有新的麵貌，有更切合實際的解釋能力和說服力度，這是顯而易見的。
我的初步設想是，作為公共基礎課的教材或普通宣傳讀物，可以分幾個相互聯係又考慮老學科分類的劃界法來進行敘述。第一是“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主要介紹背景和創始人的經曆。第二是“唯物史觀的立足點”，主要講唯物主義的四觀。第三是“唯物史觀的方法和理論成果”，主要講辯證法的規律範疇，結合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的理論。第四是“唯物史觀的方法和理論成果（續）”，主要講原來政治經濟學的其餘內容。注重將辯證的思維方法運用到這些內容的分析上麵。第五部分是“唯物史觀的目標及其實踐成果”，主要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部分。這部分內容雖然理論的深度上不是太大，但更要注重實際的論證，特別是演示一些相關的資料圖片和視頻節選。
這種大體的設想，已經在我的課堂教學上實踐了六個學期，並結合實踐教學模式做了由部分實驗到全麵推開的工作。學生的反映和調查結果還是有很大成效。要想既抓住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精髓，又要在學習接受方式上做到通俗易會，肯定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也不是想改就立即能改成功的。但是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隻能眼看著真理的浸潤渠道一點點變得灰暗。這是我們每一個理論工作者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今天，其革命品格迫切要求突破原有存在狀態的臨界點。我想，理論界的同仁絕不會無所作為，隻要我們肯行動，群眾也會極力配合，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深化研究的軌道
學科分類在學術界是研究問題的平台。沒有分類不可能把各種思想加以專項分析。這就像18世紀法國哲學在哲學史上所占的地位一樣，今天我們的研究也必須有獨立的範圍。
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學術界分得更細，而且有一個特點，大家都是在馬克思主義這個總名稱下專門研究哲學問題，但是在研究過程中卻不斷加進了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諸多內容，這可以從客觀上顯示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盡管他們做得不自覺。
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專門的軌道，不清楚有多少人，在什麼背景下，以什麼為依據，提出了哪些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向世界追問的疑難，我們就無法去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
我這裏針對國際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來說明學科分類給我們帶來的方便，也必然提出框正性的意見。
現在我們用“國外馬克思主義”一詞來界定我國以外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潮和研究運動，這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詞的用法並沒有多少區別，我們沒必要在這兩個概念上做太多的細微考量。隻是我們要清楚，“外馬成為熱點還因為它是回答中國現實問題和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需要。外馬（這裏主要指西馬）是一個現實感非常強烈的社會思潮，其思考的核心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和道路問題。……如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純粹學者，他們首先是革命家，他們思考理論問題不是為了創造什麼理論體係，而是為尋找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因為作為後發國家，中國會遭遇西方曾經遭遇過的一些問題，如人的異化、生態、全球化、文化、消費社會、技術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外馬都有論述。”[李文閣，近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J].新華文摘，2011年第20期（38）]因此，我們不但要有學科的平台，而且在方向上還必須有專門的對應研究，這才能與當代的哲學思潮對話。從翻譯、介紹到評價、批評和吸取精華，這就花費了三十多年的時間。以下我們就擇其要義，做出自己的判斷。
首先看解釋學這一直接關涉馬克思主義原著的思想流派。比如，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通過對“此在”的分析達到對一般“存在”的理解，並把理解作為一種本體論的活動。伽達默爾認同其老師海德格爾“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的斷言，不再把詮釋學的基本任務規定為“追尋作者的原意”，而是努力揭示理解的本體論意蘊，揭示人類的理解和解釋是如何發生的。哲學詮釋學考察的重心也由此從文本的作者轉向了文本的理解者和解釋者。
解釋學是一個解釋和了解文本的哲學技術，它也許被描述為詮釋理論並根據文本本身來了解文本，強調忠實客觀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不管這一流派的分支有多少，主張有多少不同之處，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來說，有一個需要抓住的問題——理解者之間的距離。我們承認“隻有說漢語的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但是，所謂讓馬克思主義說現代漢語，不隻是說要把原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翻譯成中文，或者說用現代漢語來闡釋馬克思主義，而是說要讓原生態馬克思主義融入到當代中國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中去，解決當代中國麵臨的各種現實問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按照哲學解釋學的觀點，理解和解釋是統一的，解釋要基於理解，但解釋又能夠促進理解。”[彭啟福，馬克思主義“三化”中的詮釋學問題[J].新華文摘，2011年第4期（3839）]
隻要承認人類生活在本質上的共同性，也就一定承認古今中外的人有著共同的表達方式，這是任何語言、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不同的人群之間都不會有絕對障礙的基本前提。剛開始聽到解釋學這個名詞的時候，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不可知的圈子裏，“有多少個觀眾就會有多少個哈姆雷特”，這就成了自說自話了。實際上，解釋學不過就是從時間距離、文化距離、個人學養的差距等因素考慮的對原作者理解上的真實性問題。從積極的方麵看，這不但不會造成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上的混亂，還可以進一步拓寬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渠道。
海德格爾認為：“思想乃是存在的，因為思想為存在所居有，歸屬於存在。同時，思想又是存在的思想，因為思想歸屬於存在之際傾聽著存在。”這就告訴我們，存在是被思想著的存在，思想是存在所生成的思想，這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發生能動作用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實踐唯物主義，這是當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有共識的稱謂。隻要仔細回憶就會知道，它是和西方哲學的“生活世界轉向”運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西方哲學在經曆了世界、上帝、理性幾大主題之後，似乎已經不知道哲學究竟應當研究什麼，許多哲學家都在探究新的研究領域，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生活世界轉向代表了這種探究的主導方向，生活世界理論越來越明顯地成為現代哲學的研究主題。目前國內學界的實踐唯物主義、生存論、實踐哲學、生活哲學、文化哲學等，從哲學研究對象和主題轉換的意義上說，都可整合到生活世界的理論研究中去。”[楊魁森，生活世界轉向與現代哲學革命[J].新華文摘，2008年第2期（37）]
“一些學者不同意把唯物史觀當作世界觀看待，認為世界觀是對整個世界的看法，唯物史觀隻是揭示了人類社會曆史發展規律……”而實際上“世界觀就是曆史觀，曆史觀就是世界觀，不存在一個世界觀、一個曆史觀的問題。馬克思所說‘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正是表達了這一哲學的基本立場。”[楊魁森，生活世界轉向與現代哲學革命[J].新華文摘，2008年第2期（37）]“存在的事實和存在的意義，兩者結合才構成完整的生活世界。”“狄爾泰提出‘自然需要說明，曆史需要理解’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作為理解者的人與作為被理解對象的人的現實生活存在是內在統一的，沒有外在於理解者的被理解對象，也沒有超越於被理解對象之上的理解者。這說明，生活中的存在與存在者是一致的，正如曆史中‘劇作者’與‘劇中人物’是統一的。因此，要揭示生活的本質，了解人及其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但要揭示客觀的生存狀態，而且要揭示人對如此生活的意識、領會和體驗，這樣才能達到‘認識你自己’。”[楊魁森，生活世界轉向與現代哲學革命[J].新華文摘，2008年第2期（4142）]
以上這些論證，表明了馬克思新世界觀的邏輯起點上又長出了怎樣豐富多彩的思想果實。如果不是有專門的學者進行專門的反思，就不會達到這麼深入和廣泛的研究結果。
當今世界上，資本主義是主要的經濟實體，種種的思想學說大都來自它們那裏。但不管它有多少流派，隻需兩個範疇便可概括：一是自由主義，另一個是是實用主義。
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自由的傳統，激進主義是要以激進的方式達到自由的實現。但是，就連資產階級的學者也看到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即個人主義，認為它的最大弊端就是消弱了社會穩定和秩序賴以建立的基礎。20世紀的德國學者卡爾斯密特認為，自由主義在關鍵時刻無法作出決斷，其多元主義傾向可能導致國家內亂，導致人們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私人生活，追求消費主義而不顧公共事務等等。”[郝清傑，自由主義的張揚與批判[J].高校理論戰線，2001年第4期（59）]當然，馬克思關於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理論與這裏的自由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不僅是不同，正是對這種自由的揚棄才得以成立。
但是，由於私有財產客觀必然的存在，與它相適應的精神也是一種不可跨越的階段。在經濟領域，這種私人意識最為突出。“哈耶克在《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一書中引述了名曰約翰遜博士的定義：‘競爭是力圖獲得別人也在力圖獲得的東西的行為’。”[宮敬才，經濟個人主義的哲學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81）]就是說，在資產階級一直鼓吹的自由這一口號中，實際上最直接的就是力主競爭的自由。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這一口號對社會的發展無疑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且不說在資本主義走向壟斷之後這一口號在實質上的變形，就是在自由競爭階段，所謂自由也不是這個口號在抽象意義上的含義。“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就是嚐試用其他辦法界說自由競爭含義的一個代表。在他看來，‘競爭有兩個非常不同的意思。在一般的論述中，競爭的意思是個人之間的爭勝；在其中，人人設法勝過他的已知對手。在經濟事務中，競爭幾乎意味著相反的事件。在競爭市場上，沒有個人的爭勝。沒有個人的討價還價。在自由市場內，種植小麥的農民並不覺得自己在和事實上為自己的競爭者的鄰居進行個人競爭或受到他的威脅。競爭市場的本質是它的非個人的特征。沒有一個參與者能決定其他參與者將會有獲得物品或工作的條件。所有的人都把價格高作為市場決定的事實，而對於價格，每個人隻能具有微不足道的影響，雖然所有參與者在一起決定由他們各自的行動的共同影響而決定的價格’。”[宮敬才，經濟個人主義的哲學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83）]這種描述，類似於恩格斯關於曆史合力的“平行四邊形”理論。每一個別場合，對於相互發生關係的主體來講，事件的結局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就連費爾巴哈都能告誡人們“喝酒過多，必定頭疼”，“如果你不尊重別人的權利，你同樣的權利也得不到別人的尊重”。一個不具備辯證法思維模式的舊唯物主義者都懂得“人的相互製約”是人的社會性的重要方麵，在更發展了的思維水平上，還有誰會指望什麼“絕對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