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從我個人閱讀的方麵，我也更希望看到，書中有更多的知識性介紹，使讀者更多地與熙寧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織在一起，讓讀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鮮活的一切。但書中的一些細節，還稍顯平麵，而不能立體起來。還有一些細節，是為著某個情節而服務，而不是為著它們自身的存在邏輯。
小說
《科幻世界》的編輯在囑我寫這篇評論時，對我說，看《新宋》時，要看新版，而不要看舊版，舊版是不能看的。後來我看了後，感到的確是這樣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覺，就是小說味道濃了，從第一句話起就濃了。
如舊版開頭第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完全不記得我是怎麼樣來到這個世界了。但是當我知道自己居然成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誌，並且是回到了被陳寅恪稱之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北宋時，我又昏過去一次。
而新版是這樣開頭的：八百二十九份殿試試卷摞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禦案上。趙頊坐在禦椅上，手執朱筆，親自檢閱試卷，這是他登基以來第一次主持殿試。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時不過二十二歲，身上有著年輕人特有的伴著稚嫩的朝氣。
後者無疑是更具有文學色彩的開頭。這種東西，對於一部小說來說，是非常要緊的。它也即是語言的問題。正是這樣的處理，使得讀者有興味讀下去，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在讀一位曆史係研究生的論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專家，要讀完50萬字的學術論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語言的趣味，當然也表現在多個方麵。比如作者對文言文的嫻熟使用，對古典詩詞的駕輕就熟。而如果都用現代語言呢？有的地方，這樣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變成摔跤，由摔跤變成柔道，兩人最後竟然是扭作一團，全無體統，在地板上滾來滾去……”這種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話語體係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這樣，恐怕感覺上也是不太好的了。總體來講，在語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認為，寫架空曆史小說，古代漢語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讓人物，說那個時代才能說的話。另外一點，作者也確實是研究了古代的社會和人生，使得小說的情節發展，是從那個時代的生活中來的。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說的基礎。
另一個很重要的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開始有血有肉了起來。看得出來，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刻畫他們。有一種說法：長篇小說的目的是展示命運。那麼，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興趣，集中地放在了這個方麵。
我讀了作者筆下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種憂鬱，感到了一個人獨處陌生世界的恐懼。他是一個矛盾的人。他為自己來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並為未來而擔憂。不過，他又滿懷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而又有一些聰明或者狡黠。他會利用各種人際關係，從中周旋。同時，他又很仗義和堅定。但他並不因為來自現代，就什麼都高明，什麼都超人一等，有一些東西，他要聽潘照臨這樣的謀士的意見，甚至連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傳遞給了讀者這樣的感受，就是比較成功的。他寫石越，因此是寫得比較真實可信的，沒有拔高他。總之，最關鍵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滿腦子都想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王安石，這個曆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寫他的“拗”，也是很著力的，用了不少的具體細節，寫出了一個矛盾漩渦中的名臣。其實我很喜歡書中對人物的描寫，每個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見王安石，作者這樣寫道：“石越轉頭打量這質問自己的人，見他五十多歲，頭發微白，從帽子下看來略顯淩亂，身著紫袍玉帶，腰佩金魚袋，目光炯炯，透著精明強幹，而細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塊不太顯眼的油漬。”連油漬都寫到了，把王安石寫得很活。
寫宋神宗趙頊又是別樣的感覺。“石越又謝了恩，這才起身，偷眼打量著年輕的皇帝：二十多歲的趙頊臉色略顯蒼白，雙目深陷，整個人顯得很清瘦，隻是精神看起來還不錯，英氣勃勃。”
有一段寫他孩子性格。他是寬容的。狐疑的一麵少了些。
皇帝才20多歲，因此，這方麵，作者注意寫出他的特點。石越在與神宗談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時，提起了有關王的一段傳聞。隨後作者寫到皇帝的反應：“噢，有什麼傳聞？”皇帝好奇地問道，這時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終也是個年輕人。石越就說：“聽說王雱小的時候，有個客人把一隻鹿和一隻獐關在籠子裏送給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邊，客人因問道，哪一隻是鹿哪一隻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對這些小故事顯然很有興趣。“王雱回答，鹿旁邊的是獐，獐旁邊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這個王雱，倒真有幾分聰明才情。”皇帝見他回答得如此狡獪，不禁開懷大笑。因此，這樣的描寫，是作者很聰明的地方。
對呂惠卿則是另一種描寫，寫到了他的老奸巨滑。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呂對石越的那種故作姿態的依依不舍，連石越自己也暗罵，卻又不能不佩服呂惠卿這份拿得起放得下、裝什麼像什麼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餘師生東行，呂惠卿親自騎馬在岸邊送出十裏，待這些師生船隻走遠後，又派人快馬沿岸追上，贈上三十多把雨傘，道南方多雨，恐眾人未備，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著幾分關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學生回校後，紛紛都說呂惠卿愛惜人才，不愧了‘賢人’之稱。”
還有對於蔡京，作者更不吝嗇筆墨：身著宋朝低級官員服飾——綠色官袍的蔡京走進客廳，給石越見過禮後，又和司馬夢求等人一一見禮完畢，這才側著身坐在下首賓客之位。石越打量著蔡京的儀態，見他身軀修長，須發梳理得整整齊齊，一身綠袍並不太新，卻是洗得極幹淨，往那裏一坐，倒真是個美男子。雖然明明知道這是個著名的奸臣，心裏卻也不禁起了幾分好感。因見他嘴唇微動，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長此來，必有教我之事。”蔡京連忙抱拳說道：“不敢。不過下官確有一點想法，想向大人討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聞天下，必然能謀善斷，下官也好從中有所長進。”石越明知道這等話不過是乖巧的諛詞，卻也頗覺順耳。讀者在《十字》中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奸相的蔡京。蔡後來成為了石黨的一員。
尤其要說到《新宋》中幾個女性，都寫得都性格分明，躍然紙上。桑梓兒、楚雲兒、王昉、柔嘉縣主，總之，使讀者看著頓生憐情愛意，大概，也對被如此多的可愛而又可憐的美女包圍起來的石越，頓生了妒嫉吧。
在舊版中，是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麼，結構也就隨之改變了。
我注意到，在舊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而在新版中，則是用第三人稱“石越”了，那麼，作者是考慮到結構問題了。作為長篇小說，《新宋》采取的是一種結構現實主義，從不同人的角度，從不同的場景，來還原曆史的全貌，有時候寫石越，有時候寫王安石，有時候寫趙頊。對於鴻篇巨製來講，這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厭其煩地說這一切，是因為它們對於幻想小說的創作者來講，是有啟示的。作者除了要創造一個奇特的、好看的、讓人拍案叫絕的故事之外，還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語言，研究結構。不管怎樣，一定要記住，這是在寫小說，而不是在寫論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講，《新宋》還沒有達到偉大的文學境界，比起我們讀過的許多中外著名的曆史小說來，它還沒有期待中的那麼爽落，那麼的傳神，那麼的充滿生活的原汁原味（應該說，作者對宋代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的，有時候，人物也沒有完全地融入其中，這方麵，可以拿同樣是“架空曆史”的《金瓶梅》作一下對比），作者沒有進一步去豐滿筆下的人物，人物有時候就成為了推進對話和展示理念的工具，這時候，人物有著為曆史事件的進展而穿幫之嫌。作者對於契丹人的刻畫，我也不是很滿意。一些在我看來本該濃墨重彩的人物，不知為什麼，也沒有作大力的描繪，比如，沈括，他就比較蒼白。因為隻看了第一卷《十字》，所以，命運大跌宕感也還是沒有。也許，在隨後的幾卷中，才會遞次展開來吧？是我多慮了。
不管怎樣，作為《新宋》這樣一部作品，似乎已經可以讓人歎為觀止了。就它的涉足的領域而言，已經達到了“創世”的神效（上帝幹了七天活，創造了人類和現實世界，而小說家幹第八天的活，創造上帝沒能創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還透露出了更多的讓人思考的信息。
現實
在對《天意》的評點中，我曾談到，讓我感興趣的是，當代人為什麼會迷戀一種虛擬的曆史呢？一種解釋是，這或許是因為中國曆史太長，而對它的詮釋又不滿意，因此總是試圖修改吧？在電視和電影中，產生了戲說一類東西。
但是，《新宋》更為核心的方麵，似乎並不是對過去的曆史不滿意，而進行的重新解釋。當然這方麵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還是對“當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這種思考，在不少年輕作者寫作的幻想小說中卻處於缺位的狀況，使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來——它們有著華麗的包裝，卻沒有靈魂。
讀《新宋》時，我常常在想，為什麼作者沒有選擇他本人熟悉的西漢史？作者給出的理由是有關宋史的一道題沒有答上來。但宋史的一道題沒有答上來，就有這麼嚴重麼？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萬字的小說麼？因此，我們不能不對宋史本身產生拷問。嚴複曾指出：“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陳寅恪則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超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總之，宋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國的一個關節點。甚至可以說，一旦我們改變了宋，就改變了整個中國曆史以及——中國的未來。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宋朝是親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來我們第一個“遭遇”的中國曆史朝代，或者說，這一代人對於整個中國曆史的感性認識，最初其實來源於“*”後期的“批水滸“（《水滸全傳》的扉頁上還印有毛主席語錄。記得在上小學三四年級時，我已經能夠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將的綽號了）。隨後是沉湎於“說嶽”的連環畫。小時候看到的，必然會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這隻是個人與曆史的一種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種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其實是當代思想與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這這樣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單為研究宋史，直接還原一個王安石變法的故事好了，用不著弄一個現代人來摻合。而作者也沒有選取另一種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俠元素，把它娛樂化，把它變成戲說。作者恐怕不能違背自己內心的命運呼喚。
那麼，為什麼選取熙寧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寧變法，據說甚至得到過革命導師列寧的高度評價。而此事至今沒有定論，熙寧變法成為了宋史乃至中國曆史裏一個最具誘惑力的曆久彌新的大題目。我想，它對曆史係學生產生的誘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誕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寫的了。是曆史決定了現實，是時代決定了小說。而這個時代當然不是指的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