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宋》的創作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由低層次心理滿足的通俗小說轉變成為具有濃鬱曆史氛圍的架空曆史的過程。舊版當中，唯物質技術取向的寫作模式讓《新宋》平凡，和其他架空曆史並無本質不同，頂多就是人家明清，石越北宋而已；而在新版當中，作者全然拋棄既定的成見與模式，透過對時代背景的纖細描繪，成功地烘托出曆史氛圍，在“曆史的真實”這部分有相當的突破。這無疑是相當令人欣喜的。作者若沒有在涉獵曆史的深度與廣度當中有長足的進步，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轉變的。然而過猶不及，當作者沉湎於烘托曆史氛圍同時，也過分拘泥於史實，以至於讓作者無法大開大闔地虛構藝術情節和細細雕琢人物的形象。
可以這樣說，作者在原則與架構的建立上相當成功。情節的鋪陳上麵，揚棄直白的說法，透過側麵描繪的方式來提醒與暗示讀者——石越這個主角所給宋朝帶來的劇烈變化。同時，作者也很清楚地藉由主人翁政治事業與人際關係的起伏來闡述改革的艱困，承認實際的困難，而增添了作品的真實性，讓這篇小說仿佛引領讀者跨越時空回到千年之前的宋朝，亦步亦趨地感受到主人翁的順逆。就寫作技巧而言，我認為起承轉合的層層疊疊，讓《新宋》的可讀性大增。然而，正如前麵所提到的，作者過分拘泥於史實，讓情節脈動趨緩，而在人物雕琢上麵的不夠細致，又使得人物的豐滿性不夠。舉例言之，作為跨越千年回到宋朝的現代人石越，能夠彰顯他特殊身世的描寫，多半局限於他驚人的知識和所帶來的變化，卻未能深入刻畫應當會發生在他身上的古今價值觀差異與文化衝擊。簡言之，石越太像古人而少了現代氣息，會給讀者一種錯覺，抽離現代知識貢獻後，主人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宋代青年才俊，這不能不說是一點遺憾。
好的小說要雋永，要能夠讓人反複再讀。要到這樣的境界，除了情節鋪陳設計外，細細雕琢文字，在用字遣詞下工夫，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在這個部分還有進步的空間。譬如說，作者常常在行文間犯重，最常用“冷笑”一詞修飾語氣。過多使用這樣的字眼，不但無法讓讀者感受到作者試圖傳達的意思，反而顯得累贅。不過這些都是細枝末節，運用文字的能力是會隨著寫作量增加而漸次成長的，我相信在未來，這些略嫌青澀的小毛病都會隨著作者的成長而消去。
而一篇雋永的小說，更在乎於創作者於字裏行間所傳達出來的思想，而這一點正是吸引我反複捧讀《新宋》的原因。本書當中所描繪的政治烏托邦，是奠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再發現，透過糅合西方實證主義精神，循著漸進改革的步驟來改變中國固有的曆史進程，企圖為傳統皇權政治找出一條新的道路，擺脫興衰治亂的宿命循環。作者高度讚揚實證主義精神，卻注意到在中國這塊土壤上麵貿然全盤移植西方文化的不可行性，而承認中國固有文化的價值。作者也對儒學的發展提出自身的看法，如同二十世紀末所興盛的新儒家學派一般，對儒學的再認識，有助於厘清過去激進學者對儒學的誤解。而主人翁對改革道路艱辛的體驗，隱晦地暗示作者排斥過分激進的政治主張，而寧願采取迂回前進的方式來達到穩健的改革，以百姓幸福為依歸。作者更明確否定“哲君”思想，因為作者筆下的主人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極限為何。不以自身知識超群而鄙視他人智慧，這使得平等的概念在書中發酵。凡此種種，都反映出作者對政治所抱持的態度，以及體認現實與理想應當調和的道理。這樣的立論，足以讓每一位《新宋》的讀者去思考。當一本書能夠啟發你的智慧，導引你去思考，那我認為這本書就是一本好書，就足以稱為雋永。《新宋》正是這樣一本的雋永的小說。
這是我的一家之言，還請諸位有識之士不吝雅正。
包正豪（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寫於台北蝸居
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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