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鑄造貨幣很多，但要稱得上通行天下，恐怕非宋錢不可。那時候中國本部的北麵先是遼後是金，中國的西邊有個西夏，中國的西南麵先後有南詔與大理國，在東邊有高麗，日本也已經是脫開了從中國的學習階段，已經發展成自己一個有特色的文化，這些都是相當獨立的經濟體，所以宋代其實是在列國體製下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國家。可是中國人維持了天下國家的理念，思維的方式也還是以自己天下國家的方式思考定位，但實質上，並不是如此。經濟不是靠思維，經濟是靠貨物流通和需求的，在宋朝經濟反映的局麵並不是個天下國家的局麵，是個相當活潑的多國貿易的型態。
在這樣的情形下，宋錢因為製造精美，常為遼、夏、高麗、日本、南洋諸國所喜(遼國甚至禁止宋錢出口，指許流入)，因此宋錢外流情形十分嚴重。事實上宋朝鑄的錢一年數目字是數十萬斤銅，這錢到那去了呢，跑到各處去了，換言之宋錢相當於今天的美金，變成當時東西世界循環的通貨，整個亞洲的經濟網，是以宋錢聯係在一起的，而中間的物質的輸送，北方的皮革一樣經過海運到南方去，南方的香料經過中國運到北方去，日本的貨品在中國交換北方的馬匹……，這個貿易是相當多元而全麵的經濟網，宋朝國力很好，城市經濟的膨漲導致對錢的需求增加，而宋錢外流導致國內銅錢產量不敷本國使用，隻好每年鑄錢，銅錢不夠用，甚至還鑄鐵錢，但錢還是不夠用。
這兩個現象一個是經濟力的成長，一個是經濟圈的擴大，兩個指出來的現象，在表麵上看起來是中國現金的流失，流失到後來不夠用了，但實際上，錢幣缺乏正顯示出宋代經濟體係的龐大。不過錢幣缺乏終究對經濟會有影響，所以紙幣發展出來了。當時紙幣其實不是今天的錢，是個信用狀或者彙票，會子是彙票，交子是信用狀，比方某人給我一封信，說是你拿了我這封信到別處去，我可以在那透支多少錢。現金不夠用才拿這種紙幣來代替。(這兩段話節錄自許倬雲院士的研究)
宋代銅錢和鐵錢並用，四川地區則專用鐵錢。當時，四川是鹽、茶、絲綢的重要產地，貨幣流通很大，但鐵錢非常笨重，大錢1000枚重25斤，買一匹綾羅需中錢2萬枚，重260斤，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鐵錢不便流通的弊病越來越突出，因而宋真宗時（997-1022）成都有十六家富商共同印製發行了代替鐵錢的紙幣：“交子”。“交子”上麵印有房屋、樹木、人物等圖案，還有簽押作為暗記。交子可以兌換現錢，也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用交子向交子鋪兌換現錢時，須交一定數量的傭金。新舊交子三年兌換一次。後來，由於交子鋪的富商挪用吞沒現錢，交子的兌換不能保證，常引起爭訟，官府遂禁止商人發行。1023年（仁宗天聖元年），改由政府發行交子。
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須具有實質價值，其價值是由其金屬的價值所決定的。如蘇軾談到私鑄問題時說：“私鑄之幣，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關隴遊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可見他認為私鑄是由於錢輕造成的，隻要錢的名目與幣材價值相等，就可以消除私鑄之弊。沈括在分析對外貿易與錢幣外流關係時，提到“而外之所泄無過瑉山之鐵耳”，說明他對貨幣的金屬內容及商品屬性是有所認識的。馬端臨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製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這裏講的貨幣價值，是指貨幣的相對價值，即貨幣的購買力。
貨幣所扮演的功能，其實就是物品交換的媒介。不然的話，貨幣饑不能食，寒不能衣，何以能夠拿來購買糧食衣物與其它種種物品。有人說，貨幣本身有價值，然而這個價值是鑄造貨幣本身的金屬價值，那何以北宋交子不過一張紙，卻能比銅鐵錢更有價值呢？所以貨幣是交換媒介，而他之所以能夠流通被使用，最重要的一項原因是：信用。大家相信貨幣有那個價值，那這種貨幣的流通就會被接受。反之，則否。所以張方平說：“夫錢者，無益饑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論率錢募役事》。周行己也表示：“夫錢本無用而物為之用，錢本無重輕而物為之重輕。”《奏議‧上皇帝書》以上的“無用”是指貨幣本身無益於饑寒之用，沒有穀帛那樣具體的使用價值，“有用”則是貨幣“能通有用之財”，也是常說的“權物輕重”、“流通貨財”的功用，即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職能。而要維持這種職能，貨幣必須要有信用。
信用如何建立？政府一紙詔令能行嗎？政府詔令當然能行，隻要你政府本身願意接受人民用這種貨幣來繳納賦稅，那就表示你承認這個貨幣的價值。不過曆來中國政府對紙幣的認識都不清楚，把他當作另類開辟財源的手段，國用不足時，就濫發紙幣，然後征收賦稅的時候卻又不接受紙幣，非要人民以金銀實物繳納，紙幣價值大跌，導致通貨膨脹。元明兩代，乃至於國民政府都飽受此一困擾，甚至因此亡國。所以要建立紙幣的信用，必須要有發行準備。前文論及交子收歸國有發行的原因，就是發行富商挪用準備，而導致無法兌換。從這邊引申出另一個關鍵問題：紙幣的可兌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