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
我們的辦刊宗旨是“關心民瘼，開啟民智，敘事文體，健朗風格”，批評文壇上的不正之風、不良傾向，當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的批評，還有個要求，就是必須是指名道姓的。實際上我們刊物最大的亮眼處，是那些對當下社會揭示，對曆史事件挖掘，而文字又好的稿子。
蔡：有人將您和《山西文學》比喻為一個流氓文人和一本流氓刊物，您的辦刊思想，被稱為韓石山流氓美學。對此，該如何理解？
韓：
此人是蕭夏林先生，他的文章是我在網上看到後，轉載在《山西文學》上的。他的說法，比喻的成分更多些。他說的沒有大錯，在一個庸常的社會裏，有的人、有的刊物“各色”一些，罵他和它是流氓實不為過。流氓還有美學，這不是“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石達開詩句）嘛。
蔡：有人說，《山西文學》是與《隨筆》、《書屋》相仿的“前衛思想雜誌”；有人說，《山西文學》是不斷“怪相驚人”的另類文學月刊。您認為這些說法恰當嗎？您如何定義這本刊物？同樣是走大文學、泛文化道路，《山西文學》和《天涯》有什麼不同？
韓：
別人是什麼我們管不著，我們不能叫前衛思想雜誌，因為我們一直在和現實鏖戰，更注重傳統的價值取向。那麼傳統又那麼淩厲，或許就是“怪相驚人”的原因吧。這麼說，也還恰當。對刊物的定義，就是我前麵說過的辦刊宗旨。同樣是走大文學、泛文化的道路子，《山西文學》和《天涯》還是有所不同。對社會上和思想界的痼疾，他們是隔著文化下手，我們是直接下手；他們重在深度，我們重在銳利的程度，思想上淺些也無妨。
蔡：您任主編後，把一本已邊緣化、在文學界幾乎沒有什麼人關注的文學刊物，變成一本很有特色、引人注目的刊物。“主編的思想決定一本刊物的命運”在這個事例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一本刊物的命運，在您的手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您認為，其中原因是什麼？
韓：
這是因為過去《山西文學》太規矩了（不能說平庸，因為大家都這樣），一有動靜自然就有人大驚小怪。說主編的思想決定一本刊物的命運，沒有那麼嚴重，我就不是個多麼有思想的人，隻能說有些社會責任感，性格中有些不甘平庸的東西。我的許多做法，並無多少新奇之處，許多人都能想到，但敢做和做得成的就少了。還有個原因，就是我逢上的幾任領導也還都開明，有見識，有胸襟，要不我連這個位置都到不了，到了也待不長，談何改革又談何轉變？
蔡：有這樣的說法：一些別家刊物不接納的尖銳稿，投給《山西文學》，采用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任主編的您，曾揚言要用別處不敢用的佳作。這是否為《山西文學》獨特之處？
韓：
話不能這麼說。我們確實用過別家刊物不接納的尖銳稿件，但這大都是事後才知道的。總是對我們的路子，我們才用。我們又不是撿破爛的，別人不要的東西都撿起來。你得看我們發了什麼，不能看是怎麼來的。哪個刊物都用過別處不用的稿子。
蔡：作為文學刊物最重要主體的小說，在《山西文學》中卻占很小的分量。在《山西文學》今後的發展中，會不會提高小說的地位？另外，以發表短篇文學作品為主的《山西文學》，今後會不會有發長篇文學作品的可能，以滿足那些長篇文學作者的需求？
韓：
改版初期，我們確有過不發短篇小說的舉措，後來發了也很少，一期不過一兩篇。現在稍微多了，也不過兩三篇。以後也不會多，至少在我的任期內不會多。我並不責怪別的刊物發小說太多，但幾乎所有的文學刊物都以小說為主，也太不正常了。在眼下的文化環境裏，多發小說是最好編，也最安全的，激烈點也無妨。“文章合為時而著”，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寫什麼體裁的文章，應當因不同的時勢而定。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直擊現實、促進社會進步的紀實性作品。當然，我也不是說都來寫這樣的作品，而是說刊物應當給這樣的作品留下足夠的空間，至少不能因為怕惹事而不敢發這樣的作品。在這一點上，《北京文學》就做得很好，時不時的有關注現實的長篇紀實作品發表。再就是，小說是很難寫好的，需要更高的思想訓練和文字技巧，絕不是瞎編個故事就能湊數的。現在這麼多人寫小說，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許多智商不高的人在玩一場高智商的遊戲，會是個什麼景況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那麼多刊物發小說，我們也就不湊這個熱鬧了。發不發長篇的文學作品，要看是什麼作品，多長；如果說四五萬字的就算長篇文學作品，那我們還是發的。小說當然不會，別的反而會，比如我們就以連載的方式，多次發過四五萬字的劇本，這在其他刊物是不會做的。再長的，怕就不行了，畢竟我們隻是個不足百頁的小刊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