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您把自己定義為三流作家，那麼，您離您眼中的一流作家有多遠？您是否在朝著這樣一流作家的方向而努力？您認為，對於一個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韓：
像我這樣的人，生於戰亂，長於動亂，在呂梁山裏，一待就是十五年，既未獲過國家的什麼大獎，也沒得到政府的什麼津貼，能成為一個三流作家，也不易了。人要知命，也要知足。朝著一流作家努力？開什麼玩笑！年輕時心高氣盛都做不成的事，到了這把年紀，氣血兩虧，腰弓肩塌，還能做成？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幾流，而是能不能才盡其用，不負上蒼好生之德，能了，就謝天謝地謝祖宗了。
蔡：小說、散文、文學批評、學術研究、人物傳記，在這些文學體裁方麵，用您本人的話來說是，“什麼都有幾刷子”，您如何在這些方麵都能並駕自如？在這些文學體裁方麵，您最希望自己出成績的是哪一方麵？
韓：
這樣說是狂了點，但也近乎實情。當然，有人不這樣看，比如有人說過，韓石山的小說不怎麼樣，他是小說寫不好才揚長避短，退而求其次的。由他說去吧，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就行了。所以能在這些幾乎不相交的方麵，都還有所建樹，無他，是我對語言有種天然的興趣；當了作家後，傾注心血最多的，也是語言的體味與訓練。有了這樣的功夫，寫什麼，什麼好，想不好都做不到。我最得意的是我的兩本人物傳記，材料翔實，文字酣暢，見識也還不俗。最希望出成績的，是學術研究。天假以年，必有所成，但願。幾十年來，我一直沒有放棄學術研究的興趣。你要是到了我的書房，定然會奇怪，這哪像個作家的書房。當代作家的小說、散文，幾乎一本也沒有，初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各種史籍，中華書局的，商務的，台灣的，海外的，一櫃子又一櫃子，哪個作家的書房會是這樣的景象？
蔡：您的新評論集《誰紅跟誰急》，對近年來文學界的熱門人物、熱點事件都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和尖銳的批評，涉及的人物有王朔、王蒙、餘秋雨、錢書、魯迅、賈平凹、韓少功、路遙、劉心武、謝冕、魏明倫等二十五位，都是曾經走紅或正在當紅的文化名人。這對於文學界來說，無啻於投下一枚炸彈。有人說，這是您借“紅人”炒作自己。對此，您怎麼看？
韓：
我用得著借他們炒作自己嗎？我多次說過，批評是我用力最少的地方，成為一個批評家，絕對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非得要啞巴說話，我就說了。我那個“紅”字是別有深意的，並不是他們真是什麼紅人，而他們身上的紅色太多了，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有的人一看就明白，有的人不是那麼一下子就能看個明白的。就說王朔吧，人都說是個“痞子”，可他有時候居然又不痞，說出的話比政府官員還要體麵。香港的“四大俗”（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金庸小說）不是不可以批評，可你看他是用什麼對應的，一是新時期文學，二是搖滾，三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導演，四是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全是大陸的好。於是我說，“那一會兒，王朔不像個作家，倒像個什麼部的官員。”什麼部呢，不說了吧。你一個作家，素有“痞子”的英名，說這樣的話不叫人惡心嗎？
蔡：您在自己的研究專著《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中指出，“讀魯迅的書讓人長脾氣，讀胡適的書讓人長學問，少年人應該少讀魯迅。”這一驚人之語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並受到許多魯迅研究者的討伐，說您“沒有讀懂魯迅”。對此，您的態度是什麼？
韓：
我上初中時，就整本的讀《魯迅全集》。大學不算，上過六年中學，教過十年中學，讀了十六年，還讀不懂個魯迅？要是我都讀不懂魯迅，那魯迅的問題就更大了。哪有白話文作家，一個讀書教書二十七年（前麵的十六年再加上小學六年大學五年）的人都讀不懂的道理？除非你說他是個古典文學作家，我的古文訓練不行。魯迅最大的問題，是為專製所用，而能為專製所用，必有他可為之所用的地方。隻有瞎子才看不出這一點，他們是故意裝瞎賣傻。隻有在承認這一點，即必有可為專製所用的前提下，我才跟他們討論；不承認這一點，要麼是我不配跟他們對話，要麼是他們不配跟我對話。不管全社會把魯迅尊成什麼，也不管誰說他多偉大，我都要說，魯迅作品中充溢著陰狠之氣，殺伐之氣，是不利少年人的身心成長的。讀多了，是會壞人心術的。隻要你說魯迅是個作家，我就這麼看。要是你說魯迅不是個作家，而是個政治家、革命家，那我就一句多餘的話也不說了；但這你得拿出中央文件來才行。當然魯迅的作品，也不是一無可取，學文言文學不進去的，讀魯迅作品可能是最好的捷徑。他的作品半文不白，文白雜糅，是文言文到白話文中間的一個過渡，倒過來，也就是白話文渡到文言文的一個最好的津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