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李健吾傳》、《徐誌摩傳》、《尋訪林徽因》這是三本您付出了大量心血寫作的人物傳記，創作的動機是否是對於這三位學者的敬仰？
韓：
《尋訪林徽因》不是傳記，是一本研究現代文學人物與事件的集子。李健吾是我的同鄉，寫這本傳記，一方麵是我敬重他的才華，一方麵也是為他辯冤白謗。徐誌摩，是我敬重他的人品與才華，覺得許多人寫的徐傳不好，才接受下出版社的這個任務寫的。創作的動機，你說對了，都是出於敬仰。不敬仰，你就對他沒有感情，沒感情筆下就不會有靈動之氣，也不會下那麼大的工夫，從舊書刊中去裒輯他們的材料。
蔡：《此事豈可對人言》是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能否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內容？有人評介，這是一本充滿溫情的性情之書。是這樣的嗎？
韓：
這是本散文集，所收作品，以我近年來寫的長些的散文為主，也收了些自認為能代表我的風格的舊作，最見我的性情，也最見我的才具。有人說是充滿溫情的性情之書，是說到點子上了。編的時候，就想到，該讓讀者看看的我的另一麵。再就是，了解我行文風趣機智的一麵，體味一下我在語言文字上獨特的追求。像《母親是怎樣鎮壓知識分子的》、《此事豈可對人言》、《我的翻身計劃》這類文章，過了那個時候、那個心境，連我自己也寫不出來了。而像《我看太原市政府的執政能力》這樣既對社會負責，又滑稽多智的文章，我真的不知道，眼下中國的作家中誰能寫得出來。比如上海作家寫一篇《我看上海市政府的執政能力》，也這樣痛快淋漓，這樣風趣機警？我能寫出且發表出來，實在是個異數。
生活中的韓石山
蔡：您不止一次對外宣稱自己為“惡人”。對於“惡人”這一詞，您是如何定義的？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您說，“世上無難事，隻要臉皮厚。”“臉皮厚”是否為您的處世哲學？
韓：
這話問得好。這是一種做人的態度。壞話，自己早早就說了，省得別人再嘮叨。好人，壞人，隻要我老婆和孩子，還有鄰居，以及跟前的朋友知道我是什麼人就行了。你批評的人，還想叫他們說你是好人，不是太可笑了嗎？在批評別人這個事上，我就是殺人犯，也屬另案處理的事，與被批評者的對與錯沒有任何關係。不能說我是壞人，你就是對的。臉皮的薄厚與品質無關，是個心理承受力的問題。承受力弱的，臉皮就薄，強的就厚。比如說那麼多貪官，一揭露出來動輒幾百萬幾千萬，在沒有揭露出來以前，還不是個個精神抖擻、人模人樣，你跟他們共戴天日，卻連買本好書都要心疼幾天，不臉皮厚些，能活下去嗎？
蔡：“從不怕說自己的窘境，從不掩飾自己的缺點，比如小氣，比如不太‘文質彬彬’，這樣的性格的人注定在文壇上吃不開”，有人這樣評價您，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聲音？
韓：
我上大學都是個僥幸。若上不了大學，“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隻能在農村掏茅糞。有這樣的處境坐底子，還有什麼不敢說自己的呢？我還懂得一個道理，就是自己說自己是什麼，從來是不作數的。我說我是個惡人，真的公安局就把我抓起來嗎？“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韓愈語），光從寫文章上說，也要多說自己的不幸、不好。可惜這個道理，許多人寫了一輩子文章都不懂得。中國作家中，鬱達夫最懂得這個道理。這個世道，吃不開的說不定恰是吃得開的。你見幾個拍馬屁的，夤緣附會上去的，人會說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