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人批評您“酷評路遙”時，打擊一大片，捎帶著把所有的“不紅”的陝西作家和“已經紅過”的老作家柳青都揶揄了，違背了自己“誰紅跟誰急”的原則，顯得很不“厚道”。類似的批評還有很多。您怎麼看待這些批評的聲音？
韓：
對陝西的作家，我一向都是敬重的，對柳青更是敬重。記得初到呂梁山裏教書，讀《創業史》時還做過詳細的筆記。我說陝西作家時，是和山西作家連帶在一起說的。這兩省的作家，出身農家的特別多，他們確實有把寫作當成種地的毛病，以為下的工夫大，收獲就大。這是一個誤識。很長時間，我自己也是這樣的。隻是我後來覺察到了，改了。比如我一離開農村後，就不打算再寫農村題材的小說，經過幾年的調整，就開始做學問了。如果有人提出，我這樣說，傷害了許多陝西作家（也包括山西作家），我願意向他們道歉，請他們原諒我的口無遮攔，原諒我的出語刻薄。如果還有別的文章也有這類過失，我也願意承認並乞求受傷害者的原諒。
李：您心目中是否有不敢“急”、不能“急”、不願“急”的對象？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作家群中，您是否有真正欣賞甚至崇拜的對象，如果有，是誰（們）？
韓：
你說的不敢急，不能急，不願急的對象，確實有。比如一些位高權重者，我就不敢批評。王蒙當文化部長時，我也批評過，那是因為我知道他是個作家；如果他不是個作家，隻是個文化部長，我就不敢批評了。還有些人，是嫌惡心，不願沾手。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作家群裏，還是有幾個真正欣賞甚至崇拜的人的，比如胡適、徐誌摩、鬱達夫，陳寅恪等人，不止這些，還有許多。像李健吾，十年前我為他寫了一本傳記，最近這本傳記又修訂出版了。看看我的《徐誌摩傳》，就知道我對新文化運動初起到三十年代初的看法是什麼了，看看我的《李健吾傳》，就知道我對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文化運動是什麼看法了。
李：“在文學批評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當今的文學批評較之與李的時代已大有不同，您認為當今批評界存在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韓：
我所以服膺李健吾先生，一則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是一個不世出的文學天才，再則也是因為他是我的同鄉前賢。我為我們那兒出了這樣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優秀人物而自豪。讓紹興因魯迅而自豪去吧，讓績溪因胡適而自豪去吧，我是山西運城人，我隻因李健吾而自豪。當今的文學批評和李健吾時代的批評的最大的不同，是那時的批評者沒有什麼私利上的企圖，也沒有公利上的畏懼，批評就是批評本身，好也是它，賴也是它。現在的批評，好多人是既有私利上的企圖，又有公利上的畏懼，所作的文章，所發的言論，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李：您本人現在已經是“紅人”了，如果誰紅跟誰急，是否擔心別人“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地也跟您“急”？您自己有朝一日是否也會跟自己“急”上一下？
韓：
不怕。既然常批評別人，就不要怕別人批評你。我知道我這一生是怎麼過來的，誰說我，說什麼，我都不怕，也不在乎。像上麵摘引的網上的話，那個人說我“人品壞的很”，我都敢再引過來公之於眾，還有什麼不敢讓人說的呢？前麵不知說了沒有，我這一生，因出身不好，半生蹭蹬，五十三歲的時候，才主持一個文學刊物的編務，此前正職官隻有中學班主任一項。在我的工資表上，隻有我的學曆和資曆應當加的工資，此外沒一項是政府獎勵的工資。我辦《山西文學》，是困境中的掙紮，毫無權勢可言。辦刊這幾年，我的辦公室之簡單、整潔，是他人不可想象的。今天把我撤了，我連去辦公室一下都不必。因為我知道，就一個常開著的抽屜裏，放著兩盒煙，不要也罷。這樣一個人，怎麼會在乎別人的攻訐呢。至於我會不會跟自己急，不會的，每次跟別人急過了，我都要讓家裏弄點酒菜，好好地犒勞一下自己。每次重看自己的文章，隻有驚歎：這是我寫的嗎？對自己，我感謝都感謝不過來，怎麼會跟自己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