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
這就怪了，我批評的對象大都是文學圈裏的人，有好些還是文學教授、文學評論家。他們對文學批評分類時，分的那麼細，什麼社會批評、藝術批評、新批評（一個批評流派）、舊批評（我臆造的，借指古典式批評），可說細末不遺，無遠不屆，怎麼到了我這兒就不是文學批評了？實在沒有，我就給他們造一個吧，我這叫品格批評。人的品格，文的品格，也就是說是最低層麵的批評。先看你有沒有基本的人品，基本的文品；如果這些都沒有，你愛怎麼風光風光去，隻要你的良心不受譴責，隻要你晚上睡得著覺。
當下的文學評論和文學批評，也不是說沒有好的，但大多數當不起一個好字。文學評論，還是用文學批評這個詞吧，必須是在一個大的文化態度的觀照下，才有意義；沒有一個大的文化態度，空談文學批評是說不清的。我認為，批評者必須對當下社會文化的基本品質有所認識，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不是促進中國民主進程的，都可說是言不及義。你都沒有起碼的社會良知，奢談什麼文學批評？若說這樣的批評也是批評的話，隻能說是犬儒主義批評吧。文學批評必須先有社會正義感，才能說得上是健康的有益的，沒有社會正義感的批評，隻能說混飯吃。而混飯吃，卻是最能理解的，也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總得先吃上飯，才能活下來，才能做點正經事。
李：您回擊指責您借“紅人”炒作自己的說法，“依我的年齡和地位，需要借他們炒作嗎”？但不管您同不同意，在市民讀者眼中，確實不如您“急”的大部分對象著名；您書的名字也暴露出您自己起碼現在並不算很“紅”。您知道，年齡和地位與是否炒作並無必然聯係。那麼您是否打算進一步澄清“炒作論”？
韓：
這話確實是我說的，是對成都一家報紙的編輯說的，他當時給我來電話，我正走在去飯店的路上，就那麼說了。這樣說是不合適的。還是我在書中的一篇文章中說的合適些，這篇文章名叫《別管我是誰》。那些指責我是借批評名人炒作自己的人，應當先分清，我批評名人們的那些話，是對還是錯；在做出判斷前，先不要管我是誰，哪怕我是殺人犯，也屬另案處理的事，與本案無關。如果我說他們的那些話是對的，就應當承認我是對的。這麼多的對的合在一起，就是一大的對，一個大的對的批評家，不就是一個好的批評家嗎？對一個作家隻看他的作品怎樣，對一個批評家為什麼總要懷疑他的動機？這，不說心術怎樣了，至少也是雙重標準吧。
再說我和他們的相比。在一般人的眼裏，我是個批評家，拿一個批評家和一個作家或是學者相比，人們總認為批評家不過是找茬兒，自己沒本事，專找有本事的人的茬兒。這是流俗的看法。批評和創作是不同的專業，批評家有自己的疆域，也有自己的品格，它不是作家門下的清客，也不是學者府上的妻妾。作家寫作時，社會生活是他筆下的素材，批評家寫作時，作家、作品連同社會生活，都是他筆下的素材。你隻說他在這個行當裏做的好不好，不能說他與別的行當的專家誰高誰低。一個一流的批評家，一點也不比一個一流的作家差。我可以汙瀆我的人格，我不能汙瀆這個行當的品格。
這是就批評家這一職責說的，如果我說我就不是一個批評家，批評不過是我捎帶著做的一件事兒，那就又不一樣了。十幾年來，我的主業是現代文學研究與人物傳記寫作，真要對我有個認識，有個界定，該說我的《李健吾傳》、《徐誌摩傳》寫的怎麼樣，這些總與批評名家、紅人沒什麼關係吧。打住。我差點又陷入一個泥淖。我從來沒有想過跟他們中的許多人相比，生來就不配，後來更不配。誌向和為人是兩回事。為人上，我隻想做個平平常常的人，不要受人欺辱，過好自己家的光景。說到紅，我以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先就難說什麼紅，真要給個顏色的話，隻能說是惡紫奪朱。我不能和他們相比，有人是可以跟他們比的，比如胡適。要是胡適現在還活著，還在大陸，他有那些人的名望大、地位高嗎？這道理有人想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