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打算澄清什麼“炒作論”，這些文章是我二十多年間寫下的，不是為了“炒作”才寫下的。一本批評文集，有這麼多人願意看，有這麼多報刊願意評論，絕不是誰想炒就能炒得起來的。不要把讀者的智商估計得太低了。
李：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體係裏，魯迅和胡適分別都是某種“政治正確”的代表，而您連他們都敢“急”，您難道不擔心來自文學以外的壓力？
韓：
你說的對。魯迅和胡適，尤其是魯迅，已是某種“政治正確”的符號，談他們，忌諱是很多的。這，我不是不知道。相對於《誰紅跟誰急》這本書，我更看重我的《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這是一本嚴謹的書，也是一本謹慎的書，可說無一句無來曆，無一句無論證。有十分的材料，寧把話說到六分，也不說到八分，更不說到十分。它能經過層層審核出版，就知道我是怎樣的嚴謹，怎樣的謹慎了。文學以外的壓力，還是擔心的，所幸現在還沒有。真要有了，那隻能說我寫的還不嚴謹，還不謹慎，該怨的不是別人而是我。還是我那句話，對一個成熟的作家來說，有不可以說的話，沒有表達不了的意思。真要有了某種幹預，隻能說我還不是個成熟的作家。
李：網上有人評價您“是一個敢做敢為、讓人敬重的人”，“未必能全部同意您的觀點，但佩服您的勇氣”，“做學問就得不畏權不畏勢”。在公眾輿論的推動下，您是否會一直跟“紅人”“急”下去？如果會，能否提前透露您下一個“急”的目標是誰？
韓：
你從網上得來的這幾種話，我也看到了。第一句，不妨說的完全些。是這樣的：在新浪讀書網《誰紅跟誰急》下麵，有人說此書多好，有人就貼了一條：“我們山西作協的人都知道此人品格壞的很！”馬上有人就跟了一貼：“你是山西作協的人嗎？我是。我知道，老韓是一個敢做敢為也讓人敬重的人，僅看《山西文學》上發的一些文章換個人敢發嗎？似乎山西作協有些小人，大概是你吧！”我見了，馬上跟著發了個帖子：“哪個山西作協的人說我人品不好，可否請教一二？請把我的人品不好的事兒，在這兒透漏一些給全國的讀者聽聽。你隻要寫出來，是個文章的樣子，我保證給你登在《山西文學》最近一期上。我這個主編在這種事上從不說假話。韓石山敬啟。”現在這些話，還在網上掛著，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上去看看，看是不是有這些話。
我過去所以寫那些文章，是因為我覺得，有的人是一時糊塗，給他指明了，他會改的；或者他是沒救了，指出來，後來的人會有所警惕，不會再犯。現在我有些懷疑，這樣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主要是讀者，也就是民眾，有多高的覺悟，有多大的善意，能不能認識到這是在指導他們，甚至是在救贖他們。書中說到“酷評家”這個賜號時，我有句話是這樣說的：“這是社會對它的優秀分子的低廉的回報，是庸眾對他們的指導者的輕慢的處罰。”（見書中第215頁）對那些借一時之名，不顧廉恥，信口雌黃，乃至胡作非為者，我沒有任何責任（無論是斥責還是指點），但對讀者和民眾來說，我覺得我還是有責任的。有一天，我覺得對讀者和民眾都沒有責任的時候，就不會寫這樣的文章了。也就是說，不是有沒有可寫的，是我有沒有那個興致。可寫的太多了，我不是說了嗎，“環滁皆山也”，想寫的時候，隻要抬眼一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