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北京娛樂信報》李冰小姐問
李：在《誰紅跟誰急》一書的序言中您說，“在中國文學界，我要算個惡人了”，“現在我把我的這些惡行編為一本書，希望能坐實朋友的指責”。為什麼選擇現在推出這樣一本書？成書過程是怎樣的？書印數多少？賣的如何？
韓：
先得界定一下什麼是惡人。壞人大都是惡人，惡人卻不一定就是壞人。像書序中提到的那位朋友，說我是惡人，我就笑著承認了，他要是說我是壞人，那我可就不依了。說惡人就不一樣了，我確實批評了好些在他人看來不該批評的人，大家都一團和氣，別人都能忍就忍，你想說啥就說啥，既不因名高而有所畏懼，也不因權重而有所規避，按現行的社會規範說，當然就是個惡人了。
這本書裏收的文章，最早的在二十年前，主要還是這七八年的。記得一九九八年，作家出版社的張水舟先生曾跟我聯係，讓我把此前的批評文章編為一本書，編起後我親自送到社裏；過了一段時間，說有人提出意見，說這樣的書在市場上不好賣，又把書稿退給了我。（我至今都感謝張先生，他是出版界最早欣賞我的文章提出要出書的人。）從那以後，每次出散文集或隨筆集，都想法摻進去幾篇。一九八九年我出過本《韓石山文學評論集》（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從那時到現在，再沒出過單本的評論集，年齡大了，總想著把自己的評論文章出本書。正好有出版社願意出，可他們隻願意出批評的，還得是尖銳的，沒辦法，隻好編了這麼一本。實際上，這些年，我寫的較為平和，偏重於藝術分析的批評文章也不少，也足可編這麼一本。因此上說，不是我看準了什麼時機，實在是湊巧了，正趕上這麼個批評不景氣的時候，萬木凋零，也就一枝獨傲了。
印數不知道，出版方隻說給我多少稿費，我也就不便問印多少了。賣的如何，也不清楚。我自己買了一百本。要現在的文學界、讀書界接受我這樣風格的批評文章，似乎還不到時候，還不配。這些文章當初能發表，就很不容易，現在還能出書，可說是喜出望外了。我該知足。
李：取《誰紅跟誰急》這個書名僅僅是為了吸引讀者眼球還是有其他考慮？
韓：
書編起後，起過幾個名字，有的是我覺得不貼切，有的是出版方不同意，都放棄了。這個名字，是我不知怎麼一下想到的，覺得也還新穎、有趣，就用了。這是人家罵我的話，也可說是嘲諷我的話。比如有個叫徐文海的，在他的文章中就說，韓石山“想出名，但無緣出名……幹脆罵大人物，誰的名氣大罵誰”，這還不是“誰紅跟誰急”嗎？把對手罵語或嘲諷語拿過來做書名，也不是什麼新招，林語堂的《剪拂集》、魯迅的《三閑集》用的就是這一手。一開始我也沒有想到這個書名會這樣惹人注目，當初想到這個書名時，確實還有另外的考慮。你細細把那個紅字品一下就知道了。但這話不能明說。我不敢說他們都是這個意義上的紅，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有這個意義上的紅。跟這樣的人急一下，不也挺有意思的嗎？
李：有人評價您是“雞蛋裏挑骨頭，不過挑出的可都是又大又硬的骨頭”，您是如何評價自己這種“誰紅跟誰急”的行為的？您認為您“急”的對象真的都是“雞蛋”，而您真的是在“挑又大又硬的骨頭”嗎？
韓：
如果批評者一麵說我是“誰紅跟誰急”，一麵又說我是“雞蛋裏挑骨頭”，那麼從深層邏輯上說，先就不通。我急的時候，就說他們紅，輪到具體的事兒了，又說他們是雞蛋，是營養品、易碎品，心眼未免太偏了吧。北大教授同時編兩套“文學經典”且那樣的粗製濫造，不該給普通讀者點明？都到了21世紀了，《文藝報》還發表為泥塑《收租院》張目的文章，不該批評？魏明倫自恃“鬼才”編了那樣拙劣的上聯慢辱天下的讀書人，不該說他一個不字？你們如果看不出來，那是你們的水平太差，如果看出了不說，那是你們的良心壞了，怎麼能責怪別人看出來了又敢說？我不是挑骨頭，若我隻是這樣想，也就不是韓石山了；我是要褫去這些自詡為共和國英才們的麒麟皮，露出下麵肮髒的馬腳來。讓人看這些既沒有傳統道德觀念，又沒有現代文化意識的“南書房行走”們有著怎樣的文化又有著怎樣的文明。他們的骨頭不是大與小的問題，而是白與黑的問題。我不是挑大骨頭，是挑黑骨頭。是白的，大也不挑，是黑的，小也要挑。
李：您曾經做過縣委副書記，現在仍然是山西省作協副主席，這些擔任行政職務的經曆對您嬉笑怒罵風格的形成有沒有影響？如果有，都是些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