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人身攻擊”，不妨多說兩句。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忠厚者，在他的《文藝批評學教程》裏說我對謝冕“進行了人身攻擊，不僅有失作為一個批評家的嚴肅，甚至有失文人風範”。我在書中的文章裏反駁說：“我敢跟你打個賭兒，你把你的全部本事使出來，也找不出這麼一句話，這麼一個詞兒。除非你再瞎編上個。”我寫文章用詞造句之講究，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再就是在寫作上，我始終信奉這樣一個原則：對於一個成熟的作家來說，有不可說的話，沒有不可表達的意思。用我們老家鄉下人的話說，損死人不償命。既然可以“損”，我為什麼要“罵”呢？較之罵，損不是更有“技術含量”（仿《天下無賊》中的名言）嗎？那些說我對被批評者作了人身攻擊的人，實在小看了韓某人的智商，以為跟他們自己一樣。他們說的是他們的感情或者說是感覺，覺得在我的批評下，謝冕、周忠厚、魏明倫們那麼可憐，還不是受到了人身攻擊嗎？你怎麼就不看看他們做了些什麼事，跟他們做的那些事比起來，他們受到的批評實在跟撓癢癢差不了多少。如果再問一句，憑什麼這些人就敢這麼張狂，不顧最低限度的道德約束，還不是經曆了十幾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又經曆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的不一定全是牛羊。
李：“批評不全是起於仇恨，還有可能是緣於情誼。”從汪曾祺、王蒙到賈平凹、韓少功，您挑選批評對象的標準是什麼？
韓：
必須說明的是，我並不是一個批評家，也沒有想過當一個批評家，當了批評家，實在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我上學是個各方都說得過去的學生，大學上的是山西大學曆史係，畢業後到了呂梁山裏，為了改變自身的境遇，才開始寫小說，因為寫小說隻要有紙有筆就行了。最初寫評論文章，是因為到南方某市看望一位朋友，交情原就不淺，那次又盛情招待。喝酒間，他說某人寫他的一篇評論文章沒說到地方，他不太滿意，我便說，回去我給你寫一篇。那時我還沒有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但我知道我是不寫，要寫就差不到哪兒。回來就寫了篇萬字長文，寫了就寄給《文學評論》，《文學評論》就發了。要是記得不錯的話，寫是一九八二年冬天的事，發是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事。什麼都不能開了頭，開了頭就刹不住了。此後有朋友叫寫個什麼就寫了，寫得多了，自己想寫個什麼更要寫了。
批評從來不是我的主業，可說是捎帶著做的事兒。先前我是寫小說的，後來寫散文、隨筆較多，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就開始研究現代文學，寫人物傳記了。十幾年間，寫了《李健吾傳》、《徐誌摩傳》、《尋訪林徽因》等書。像《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這樣的書，仍可說是我主業之內的事。要說我的成績，該說這些。現在一說就說我是個批評家，實在讓人喪氣。就像一個農民，滿地綠油油的莊稼人家看不見，隻說地畔上長的幾棵狗尾巴草還清秀可愛，他怎麼能高興得了呢。
寫批評文章，我很少著意挑選批評對象。常是遇上了就寫一篇，或是哪兒要的急了，就寫上一篇。這類文章，思考也許要好些天，寫起來再長也是三兩天的事，完了就丟開不再去想。好在現在的中國文化界，要找個寫批評文章的對象，簡直太容易了，仿照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說句大話吧，可謂“環滁皆山也”。至於哪兒“林壑尤美”，那就看我這會兒是醒著還是醉著；就是醒著，還要看是不是有寫批評文章的興致。要是手頭正在寫《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這樣正經的書，就是再可惡的人與事，再有意思的文章，也不會去寫了。因此，可說那些讓我寫了的人，實在也是他們的造化。至少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人品與文品，都當不起我的清妙的文筆。
李：您“急”的一些對象說，您沒有確定的文學觀，您搞的那些顯然不是文學批評，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怎麼評價當下的文學評論或文學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