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
這些經曆，對我的批評風格的形成，可說一點影響都沒有。在擔任縣委副書記前，我還擔任過幾年的副鎮長（當時叫公社副主任）。包括省作家協會的副主席，這些職務都是徒有虛名，我從來沒有把它們當回事。這些職務都是我三十幾歲、四十幾歲擔任的，也就是說，當時我已經成熟，輕狂不起來了。真正對我這種性格有影響的，是我的出身和我的經曆。我出生於晉南一個殷實的農家，小的時候，爺爺和父親都是國家幹部，但同時我們家的成分又是富農，自懂事時起，我就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努力學習，將來在社會上才有出路，否則隻有回農村一條路可走。萬幸的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就考上了大學。我說萬幸，那是真的，當時考試時，把所有出身不好的學生都放在一個教室裏，那個教室，就我一個考上了。一九七〇年畢業後，我去了呂梁山裏教書，一待就是十幾年。我們這幾屆學生，通常叫“老五屆”，是沒人看得起的，好些人“文革”後又考了研究生，才算是改換了門庭。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買書讀書，寫《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時，參考書刊百餘種，幾乎全是我的藏書。你想想，一個人背負著這麼多的曆史的屈辱，或者說曆史的使命，一旦有了可以說話的機會，他會怎樣的坦然，又會怎樣的凶狠？我寫了這麼多批評文章，好些還是學術性的，幾乎沒人接招，絕不是人家怕我，是我的批評幾乎沒有不在理的，論證幾乎沒有不嚴密的。誰接招隻會自取其辱，把小窟窿戳成大窟窿，讓自己更丟人更敗興。再就是對一般的反駁文章（多是他人為事主打抱不平），我也很少再反駁。我知道，他們再凶狠，都凶狠不過我。自己傷了人，也讓人家傷一下自己，從輕重上說，並沒有吃虧。
李：您曾說“我有時候寫文章，不一定是覺得對方有多大的不對，而是覺得能寫一篇好文章就寫了”。這種不吐不快真成了一吐為快的時候，是否也有壓力或顧慮？
韓：
在寫作上，我崇尚唯美主義，即便隻有一兩點道理，也要把文章寫成最好的文章，從謀篇布局到遣詞造句，都非常講究。一定要它是一篇批評文章，也是一篇優美的散文。酒桌上，我常跟朋友們說的一句話是“道理是你們的對，文章是我的好”，聽者多是哈哈一笑。他們知道，說老韓什麼都行，隻是別說文章臭。有時候，我並不是覺得對方全錯，隻是覺得抓住某一點，可以寫一篇好文章就寫了。所以，對我的有些批評文章，千萬不可認真對待，隻要能說句“這家夥會寫文章”，就是對我的最高讚賞了。從寫作上說，天下隻有兩種寫作形態，一種是文章成全人生，一種是人生成全文章，我這一生（六十歲了，可以說一生了），前半生是文章成全人生（不是會寫文章，我現在還在呂梁山裏教書），後半生是人生成全文章。前者可說是為人生的藝術，後者可說是為藝術的人生。
在寫作上，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壓力，該寫什麼就寫什麼，但這並不等於我沒有智慧，比如跟前的人，我就不寫批評他們的文章，甚至山西的人都不招他惹他。有時候朋友讓寫篇吹捧的文章，明知意思不大，也會奉命惟謹地去做。對外地的那些“紅人”，就不客氣了。我的底線是，再怎麼說，你總不會率一彪人馬打進娘子關吧，而我又是很少出去的。見都見不上，客氣個什麼。
李：你批魏明倫“越沒文化越裝有文化”，孔慶東與餘傑“互相吹捧”，劉心武的某兩篇文章“下流”，等等，有讀者看著過癮，但也有人認為有點人身攻擊的味道。在您的寫作中，您是如何把握文學批評與人身攻擊的界限的？
韓：
魏明倫還是有點才的，但也隻是有點而已，要說多大，至少我看不出來。這種人吃開，是中國解放後的一個大形勢決定的。可以這麼說，他是個有才的高玉寶，高玉寶是個沒才的魏明倫。就說他那個“征聯”吧，他寫的那叫“對聯”嗎？那是舊戲子的定場詩，也可說是順口溜。其內容不過是他的小傳而已，但凡有點文化有點自律的，是不敢把這種東西拿出來示人的。他不是糟賤他自己，是糟踐天下的讀書人。誰給他這樣的舞台讓他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四川再沒個會撰對聯的了嗎？我說的不對嗎，這怎麼就是人身攻擊了？孔慶東與餘傑“互相吹捧”，我在書中的“輯前小語”說了，隻是覺得年輕人的這種做法有些好笑，跟他們來個“逗你玩”，沒有什麼惡意。劉心武就不同了，多少文章可寫，怎麼偏偏就要寫《他們都到哪裏去了？》、《給侄孫女的七條忠告》這樣的下三爛文章呢。凡是和你鬧過意見的都早早死了，這個念頭想一下都是造孽，怎麼能寫出來？後一文中，第一條忠告說白了意思是，千萬不要隨便跟男人睡覺，而且還用了“初夜”這個詞兒，這是當爺爺能說的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