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公者，謝泳也。
這話要詮釋，要不有人會說我這麼大年紀，這樣稱謂一個年輕人，為老不尊。謝先生未發跡前，即未調到廈門大學當教授前，曾在山西省作家協會蟄伏多年，我有幸與之為同事。其時我還是個青年作家，他，還有與他差不多年齡的三兩個人，隻能說是小青年。一次飯局上，我發現他們之間竟“謝公”、“閻公”地彼此呼叫，給我的感覺不過是窮開心而已。其時，馬烽、西戎等老前輩還健在，夠得上稱公的是這些人。以十年一個年代計，由上世紀二十年代生的人，輪到他們這些六十年代生的人，還隔著三個年代，他們竟如此早地預支了。有這樣的背景，我有時見了謝泳，也叫句謝公，多半是要開他的玩笑，比如發現他個小毛病，會這樣開口：“謝公啊——”他呢，聽後總是頻頻點頭，赧然言道：“見笑見笑，習而不察，習而不察。”
世間事往往有出人意料者，這才幾年天氣，當年的小閻公如今已是京城一家大報的總編輯，當年的小謝公也早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幾十年不變的隻有我，由青年作家變成了老作家，一如錢書先生嘲諷過的老科學家一樣。自從謝泳去了廈門，少了吹牛的歡樂，隻能看看他登載的文章，慰情聊勝於無。不知何種怪異心理使然，每次見了此公的文章，看之前心裏總是憤憤地念道：看這小子又胡謅些什麼！
今天看到新出的《名作欣賞》（2009年第12期）上有他一篇文章，題曰《王瑤學術道路中的“林庚記憶”》，起初也是那種心態，看過之後，又不由得發一聲感慨：真是文思細如發啊。
這是“王瑤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輯”中的一篇。對這位鄉賢，我過去並不怎樣的敬重，覺得他最好的著作還是那本《中古文學史論集》，至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稱《史稿》），雖也讀過，總覺得不過爾爾。謝泳談的，恰是這部史稿。不是全麵的談，隻談其中評述林庚的一段文字的細微改動。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史稿》上冊裏，王瑤分析了林庚幾首詩作後，總的評價是：“詩是纏綿憂悒的，音調的柔和淒楚也與詩的情調一致，技藝是有相當成功的”，“在技巧上是有相當成就的”。林庚是詩人，同一師門（朱自清），又是清華和北大的同事，如此評價，於公於私，也還相宜。然而，學術的評價，有時也不是我輩想象的那樣簡單。
《史稿》上冊出版後，首先迎來的不是讚譽，而是上麵的批評或者說幫助。一九五二年八月間，當時的出版總署召開座談會，會上所有的發言，其實都是對王瑤的批判。出席者均為當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此中就有林庚先生。林先生對這部書的意見，幾乎全盤否定，出語也相當刻薄。說這就不是一部文學史，“如果把它作為新文學史史料來出版，可能更妥當些”。王先生沒出席，座談會記錄於《文藝報》發表後，寫了文章為自己辯解；送《文藝報》意在發表，不料落了個退稿的下場。
王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燈。過了一年，完成下冊的寫作，與上冊一並出版的時候，除了章節的調整外，比較明顯的一個改動是，刪除了原先對林庚詩的評價。
說到這裏，又回溯了一段往事。早在一九四七年，林庚寫過一本《中國文學史》，出版後王瑤曾寫一篇長文，予以批評。主要意見是，這部書是“詩”的而不是“史”的，也即是，除了對文辭上的肯定外，幾乎不承認這是一部文學史著作。與數年後林對《史稿》的批評，幾乎如出一轍，很輕易地讓人想到了鄉村頑童之間的“對罵”。
說話到了一九八二年，《史稿》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又恢複了對林庚詩的評價。仔細比較，與初版又有不同。初版認為林詩“技藝是有相當成功的……在技巧上是有相當成就的”，再版改為“技藝是相當成熟的……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成功與成熟，相當與一定，輕重優劣，一目盡可了然。以我的推測，這是因為全書要恢複最初的麵貌，不能不恢複評林庚詩這一段；畢竟心有未甘，隻能作這種個別字詞的“微調”。所謂皮裏陽秋者，是也。
於此便知，謝泳的文心，多麼的精細。
有人或許會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有人做宏觀的研究，有人做微觀的研究，各有所好，各有所司，互相參照，豈不更好。這話聽起來不無道理，實則最是荒謬不過。這也是我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的用心，否則隻是跟謝泳開個玩笑，誇獎幾句，也太淺薄了。這話讓我想起，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有人說陳寅恪讀書多，某位名人在北京大學一個班上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你們全班同學，一人讀多少本，合起來肯定超過了陳某人。這兒不過是把一個班的學生，分成了兩類，一類做微觀研究，一類做宏觀研究。我想說的，做宏觀研究的人，必須這樣細讀書，你的宏觀研究才可信。至於世上有沒有專做微觀研究的人，我不太清楚，但我敢肯定地說，謝泳這小子，絕不是個專事微觀研究的學者。
二〇一〇年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