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作家要心腸狠毒，惟其如此，才能讓該死的死，該毀的毀，才能推進情節的進展，寫出人物的命運。（小說作家大都品質不好或行為乖張，可說其源有自。鄙人乃其中不太突出的一位，也是最沒出息的一位，即是一個反證。）散文作家要心地善良，亦惟其如此，才能在庸常的生活中剔出偉大的愛，在渾濁的人世中發現晶瑩的美。兩種製作，即便是同一材質，也得是兩種手段。作品是作家的心性與題材、體裁的契合，這道理不能說是多麼的艱深。
然而，臨到一位具體的作家，一本具體的書，再自負的批評家，也得收回他的武斷。人己的不同，猶如天地的差異。你得小心不能踩了誰的尾巴，還得小心不能損了哪路神魔的香火。謹慎地探求，精密地論證，結果——有結果嗎？結果還是一個難盡人意。所以發這樣一通感慨，不是因為下麵要評的這本書，實在是因為以往心頭的鬱結，不能不一吐為快。
《靈狐》（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一本散文集，作者蘇北，我是認識的，一個厚道而聰穎的安徽青年。我認識他是通過北京的龍冬先生，一個和他年歲相仿的青年作家。兩人都是汪曾祺的極度崇拜者，說起這位當今文壇的隱逸，嘴裏似乎都有哈喇子要流出。我對汪先生自然是敬重的，卻說不上多麼的尊崇。說到底，汪先生是一個舊文人，他的寫作確如他所言，是“獨特的一份”。那是因為時代已進入現代，而他用的還是六朝筆記小說的筆法，時勢已然流變，我自巋然不動，想不獨特怕也不易。我對他的《沙家浜》裏那幾句唱詞的欣賞，遠遠要高於對他所有小說家的評價。他是沈從文的學生，別人都以為他是得了沈氏的真傳，實則大謬不然。沈從文初到北京，除了一筆好字外，沒有多少文化知識，但他有靈性，且好學不輟，而且是取法契訶夫、屠格涅夫這樣的近代小說名家，也就是說，他是向往現代且師法現代的。汪曾祺則不然，他是西南聯大的學生，時勢已進入現代，起初未必不向往現代，然而，時勢不給他這個方便。蟄伏三十年後，人文俱老，隻能拾掇起先前或許不屑的舊行囊，匆匆趲行於這短促的暮途。在他是不得已，或許是不經意，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滌蕩與疏離，使之一夜間便曝得大名。本來是不妨一哭的僥幸，卻成了當代不可或缺的異數。一個是往前走，一個是往後退，其間豈可以道裏計。
這樣說，一點也不妨礙蘇北的品格。對一位菜場刮魚鱗的女孩的關愛（《刮魚鱗的小姑娘》），尚且顯示了作家柔情似水的心腸，何況是對這樣一位也還高雅的當代隱逸之士的欽仰？《靈狐》，讀著這本作者精心編排的散文集，由不得我不想起包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沒有什麼外國文學知識，不過是前些日子剛翻過此書）。蘇北對汪曾祺的欽仰，真的可堪比包斯威爾之於約翰遜了。據他說，在北京某報供職的四五年間，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汪家，有時一星期就去了幾次。確也是的，像送稿、裱字畫這樣的瑣事，汪先生也托蘇北去辦。這種近距離的觀察，加上作者暢達的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世俗的也更加可愛的汪老頭。是實錄，也是創造，注入了自己的情感，調動了自己的手段。我曾讀過一本汪氏的傳記，一位據說對他也還稔熟的同鄉寫的，比起蘇北的這些瑣記，隻能說那是一個可敬的大作家，而蘇北筆下則是一個可以親近的藹然長者。從這個意義上說，《靈狐》直可說是一部汪曾祺的外傳。這書名就是得之其中一篇寫汪氏的文章的名字。書中有一少半篇幅是寫汪氏的，就是那些不是寫汪氏的，不知怎麼一下，也會躥出汪氏的身影。比如《異人異事》中的一節說到“賣書”，寫著寫著就寫到了汪曾祺。
可貴的不是尊崇，而是有選擇又不避諱。比如“《沙家浜》署名事件”期間，蘇北去了汪家，看到了汪氏氣憤煩躁的一幕：
先生為我沏上茶，兩人剛點上煙“對吹”時，電話鈴響了。電話中，先生沒說幾句，臉就沉了下來，顯得很生氣。先生在電話中大聲說：“他們來頭很簡單，就是衝著我汪曾祺，完全是訛詐！”我聽了半天，聽明白了，又是為《沙家浜》劇本署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