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在“二周”之間》文中，郜先生說：“我批評他非要在胡、魯之間妄分軒輊是無謂的，他卻把我的意思歪曲為全盤否定胡適。”韓石山這一套，是在胡、魯之間搞“文人比較學”。
這真是奇哉怪矣！我分了“軒輊”，就是“妄”；你分了軒輊，就是不刊之論。在那篇長文中，你說：“從一九一八年參加新文化運動到一九二六年離開北京，魯迅的成績誰人能比？”比，跟誰比，你可以說是跟許多人比，敢再問一句，你的許多人中，不包括胡適嗎？
非獨此也。郜甚至說，雖然胡適在留美期間，認真研究過美國的民主政體，但他對西方民主的文化淵源及其現實處境並無係統深入的研究；而魯迅呢，其思想行為中並非沒有可以與自由主義相通之處，早期甚至對西方議會民主有過相當深入的了解。還說這種看法是“學術界的共識”。這不是在比，且比出了魯高於胡嗎？
當然，根子不在郜元寶這兒。幾十年來的魯迅研究，說白了就是一個比。毛澤東說，魯迅是“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誠、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有了“最”，當然就有“次”；沒有“次”，哪兒來的“最”？有民族英雄，當然也就有民族敗類；沒有民族敗類，哪能顯出民族英雄？“魯研界”的專家學者們，自受命以來所做的，就是“南書房行走”的工作，代聖上草詔，代聖上立言。“立”不了就“圓”——圓聖上之說。聖上說了“最”，他們就引經據典，說確實是“最”。為了證實這個“最”，隻能是把進步營壘裏的其他作家降為“次”；為了證實這個民族英雄，隻能是把非進步營壘裏的作家貶為民族敗類。沒有郭沫若、茅盾這樣的“次”，哪來魯迅的“最”？沒有胡適、梁實秋這樣的“民族敗類”，哪來魯迅的“民族英雄”？
此中，郜元寶的建樹也絕不可小覷。魯迅早年在日本，用文言文寫的那幾篇文章，連魯迅本人都說，為了多得稿費，“簡直是生湊”（《墳·題記》）。郜卻寫了長長的文章，說這幾篇“生湊”中，學問是多麼的博，見解是多麼的高，還有什麼“立人”的思想在金子般的閃閃發光。
郜先生的《又一種破壞文化的邏輯》一文，通篇也都是在比，跟中國比了還不夠，還要跟外國比。先判我個“文人比較學”，為了證明這個“文人比較學”多麼荒謬，郜先生氣勢十足地“比”道：
在英國，至今還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喬叟還是要莎士比亞？”在法國，至今還沒有聰明人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左拉還是要福樓拜？”在德國，至今還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康德還是要黑格爾？”在俄國，至今也還沒有聰明人站出來戟指向天，逼問國人“要托爾斯泰還是要陀思妥耶夫”？
多麼有道理！
我來回答：他們沒有把一個定為戰犯且明令通緝，把另一個定為三個“最”且不容置疑；他們沒有把一個壓在十八層地獄，幾十年不出一本書，而把另一個捧上九重天，光注釋本的《全集》就出了一次又一次，時局一有變，馬上就另作注釋；他們沒有把一個醜化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妖魔，不讓中學生接觸他的著作，而把另一個尊為共產主義的經師，光中學課本上就選文達十七篇之多。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部頒的中學教材上才羞答答地選了胡適的一首小詩，而魯迅的作品仍觸目皆是。如果這些國家也這樣做，你還怕沒有“戟指向天逼問”的嗎？隻怕比這要嚴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