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還是魯迅？”在中國文化思想界，確實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問題，隻有瞎子才看不見。現在“魯研界”的一些聰明的學者比如郜元寶，和一些愚蠢的學者比如陳漱渝，又在精心地打扮魯迅了。看吧，過不了多久，魯迅就會變成一個早就宣揚和諧社會、民主自由，笑容可掬的彌勒佛式的人物；當然，還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還是那麼多的“最”。這欽定的封號，是絕不會放棄的。
對一切在胡適的評價上稍微越了雷池一步的人，郜元寶無一例外地奉送一頂“貶魯崇胡”的帽子。我則認為，學術上，沒有什麼“貶”，也沒有什麼“崇”，隻有一個字，就是“求”，上下求索，實事求是，據理求真，盡量還原他們各自的本來麵貌，盡量界定清楚他們各自的曆史作用。貶與崇，都有政治的含義，不是學術爭論中應當用的。我能容忍郜先生的借用，但絕不能容忍郜先生的羅織。就是涉及政治的話題，我也隻把它局限在學術的層麵。
正是基於這一立場，我在《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一書中，提出了我的主要觀點：“中國若不打算走向現代化則罷，若打算走向現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選擇一個傳承式的人物，隻能是胡適而不能是魯迅。”（見該書第309頁）正是留下了這句話，雖說出書前編輯兩次三番地刪改，甚至整段整段地抹去，我還是欣然答應了。
作為作家的魯迅，誰也不會說不要。作為教育人民，尤其是教育青少年的文化楷模、思想先驅，不管別人說什麼，我是戚戚然以為不可的。道理，已在我的那本書中說清楚了，此處不贅。
在當今的中國，像這樣關乎國民教育、國民素質的文化問題的討論，必然會涉及政治體製的改革。在這方麵，郜元寶是有話語優勢的，他說這些都是“在體製的脂肪上搔癢”。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沒有多談這個話題，隻是提了個醒：
還有一句話，我看了很是沉痛。現在許多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在體製上做些努力，你也大加嘲諷，說他們是“在體製的脂肪上搔癢”。這像個有責任的文化人說的話嗎？且容我問一句，如果有一天中國真要進行體製上的改革（中央領導同誌的公開講話中已露此端倪），你又何以自處？
看了這次的反駁，我才知道我是多麼迂腐了。陳漱渝們，郜元寶們，從來就不會考慮這樣的問題的。他們要的是當下，當下怎麼中聽，當下怎麼順應，當下就怎麼來。何以自處？少操這份閑心，再與時俱進嘛。有一天中國真要進行體製方麵的改革了，他們隻要裝模作樣地研究一番，說魯迅在他的《摩羅詩力說》裏早就說過呀，說魯迅在地下聽了這個消息會多麼欣喜呀。詞兒多著呢，都是現成的，連編都不需要編。
畢竟是感覺到了一點將來可能遇到的尷尬，在這次的反駁中，郜元寶特意就這個話題做了辯解（這在郜的兩篇文章中是唯一的一次）。他裝作一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樣子，嘟嘟噥噥地說：
因為一些人隻看見體製建設的重要而輕易抹殺思想文化建設的意義，說一切文化批評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我忍不住譏笑這種一廂情願的體製幻想為“在體製的脂肪上搔癢”，韓先生則把我的意思歪曲為反對一切體製改革……
說得多乖巧，似乎隻是反諷了一句，就像農村婦女吵架，那個說這個偷漢子，這個一定要回她一句賣什麼似的。你說了人家，人家不能說你嗎？委屈得跟個小媳婦似的。
不，絕不是一句順嘴的回敬。在那篇大文中，郜元寶對這個命題有周到的界定與闡發。說是這些人，“從海外的林毓生，到國內的朱學勤、李慎之、謝泳、石山等先生”，以為“隻有體製建設才是實質性的。體製好了，生活於其中的可以自然學好；沒有好的體製，單進行文化批判，就會墮落為現代文學的隻會罵人”。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樣做，“其實就是拋棄文化與文學的研究，拋開對心理、靈魂的關注，借文化研究之名進行變相的體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