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我舉了種種事實，說明魯迅的思想有落後的地方，心理有陰暗的地方，是一種病態的人格。你說，呔，你懂什麼，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思想政治上的“進步”與否，如同石山所特別關注的心理上的“光明”與否，人格上“健全”與否，並不能做文學判斷的唯一標準。中外（特別是日本）“魯研界”早就闡明，作為始終根基於文學的啟蒙者，魯迅的思想恰恰好像是“落後”的，心理恰恰好像是“陰暗”的，人格恰恰好像是“病態”的——但這恰恰是魯迅的可貴之處。如果在思想上始終以“進步”標榜，如果害怕提示包括自己在內的國人心理的“陰暗”，如果在人格上始終假裝“公允”，怎麼會有魯迅那樣披瀝真心的文學？
我們說思想就是說思想，說人格就是說人格，並不與他的文學成就相關聯。你是說思想就說他比胡適還高，說成就是“誰人能比”，等到說這人格心理上的毛病了，又拿文學說事，說這恰是他老人家成為一個偉大文學家之必需！他的毛病不獨不是毛病，恰恰是他的閃光之處。
還有一句話，我看了很是沉痛。現在許多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在體製上做些努力，你也大加嘲諷，說他們是“在體製的脂肪上搔癢”。這像個有責任的文化人說的話嗎？且容我問一句，如果有一天中國真要進行體製上的改革（中央領導同誌的公開講話中已露此端倪），你又何以自處？
元寶，咱是在講理，不是在抵羊。
總之是，我的厚厚的一本書，幾乎一無是處，說幾乎而不說全無是處，是因為你還給了他一個“好”字：
崇胡貶魯，是近年很有市場的一種聲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裏，胡比魯高，胡比魯可愛，要胡適而不能要魯迅，已成不刊之論。石山更進一步，把零散的觀點集中起來加以係統化，把許多人躲躲閃閃對魯迅的貶低索性挑明，推到極致，確實達到了聳動視聽的效果。我覺得這樣也好，可以幫助大家把各種崇胡貶魯的宏論看得更分明，知道它們並非像表麵那樣莫測高深。
一貫敢想敢說的石山先生，這次毋寧做了件大好事。
我做的好事，不過是證明了我和我的同道們共同的淺薄。
元寶，咱們不說我的書了，我的書確實一無是處，咱們平心靜氣地談點別的，好不好？你是安徽人，和胡適算是老鄉，你真的認為你的這個老鄉就那樣不給你爭氣嗎？你真的認為胡適在人身自由、民主政體上的見識反在魯迅之下嗎？你真的以為“從一九一八年參加新文化運動到一九二六年離開北京，魯迅的成績誰人能比”嗎？你真的認為在那麼長的時期內，中小學課本上選那麼多的魯迅作品，而對胡適的作品一篇也不選，是人心之所向嗎？說了那麼多年魯迅，就不該讓我們的人民認識胡適的價值嗎？你是大學教授，真的不認為該在你或別的文學教授的課堂上，是作為一個人物而不是作為一種政策的賜予（比如改革開放的政策），是作為一個曆史的存在而不是作為一個別的什麼的陪襯（比如魯迅的陪襯），多給你們的學生講講胡適嗎？
過去我認為“魯研界”被陳漱渝那樣的人把持著，隻要那一茬人退了，情況就會好些；現在我不這樣認為了，因為陳漱渝之後還有郜元寶，郜元寶不光比陳漱渝年輕，還比陳漱渝更迂腐，更蠻橫。但我一點也不氣餒，我知道我還要作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戰鬥。借用魯迅的一句話就是“戰鬥正未有窮期”，咱哥倆不定什麼時候還會遇上的，到時候我們都不要手軟。
不說了，這次什麼都不多說了，再說你也不會聽我這樣的破壞你們的文化邏輯的論者的話的。末了我隻想說一句，但願你或許會聽從，就是不管各自的年齡如何，各自的地位如何，也不管各自操持的理念如何，僅僅作為一個讀書人，讓我們一起謙卑服善。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