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三年，宋文帝以弑殺劉義符、劉義真之罪，下詔殺徐羨之、傅亮，並率軍伐謝晦。為分化顧命大臣，宋文帝說：“檀道濟隻是脅從，並非主謀，弑君之事與他無關，我將安撫使用他。”他將檀道濟召至建康，問他討伐謝晦的策略。檀道濟說：“我與謝晦一起北征後秦，入關後所定十策，有九條是謝晦的主意，可見其才略過人，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但他從未決戰沙場，軍事非他所長。我知謝晦有智謀，謝晦亦知我勇武。今奉命討伐，可不成而勝。”
謝晦得知徐羨之、傅亮等人被殺，即集合精兵三萬，發文為他們伸冤，並說：“我等如誌在當權，不為社稷國家考慮，武帝劉裕有八個兒子，當初盡可以立個年幼的皇帝，然後發號施令，誰敢反對。何必虛位七旬，從三千裏迎立文帝您呢？再說不廢昏君何以立明主？我何負於宋室！這次禍亂全是王弘、王曇首、王華猜忌誣陷造成的，我舉兵以清君側。”
謝晦率二萬人馬自江陵出發，舟艦浩浩蕩蕩，旌旗相望。他原以為檀道濟也被殺了，不料，道濟卻率眾來攻，不由惶懼失計。士卒見道濟率兵前來，四下潰散。謝晦乘小船逃回江陵，攜其弟謝瞬等七人逃奔北魏。謝瞬肥壯，不能騎馬，謝晦為等他耽誤了不少時間，以至在黃陂被捉，送建康被殺。臨刑前，其女兒、劉義康妃，披發赤腳。與之訣別，說：“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為何狼藉都市。”言畢大哭暈絕，行人為之落淚。
七、耿直從事不涉紛爭
公元前122年，在丞相趙周死在獄中後，石慶受命擔任丞相。漢代時，每年八月都要舉行當年新酒上獻予宗廟的酎祭，每逢此祭諸王侯皆須按其領地大小所規定的分量籌措黃金。這一年，因遭舉發酎金箔不足而喪失封位的諸侯，竟多達106人之多。
趙周難辭其咎，因而自荊而石慶則接到這樣的詔書：“萬石君深受先帝器重，其子嗣尤富孝行。是此使禦史大夫石慶為相，並封為牧丘侯。”當時，漢室內外正值多事之秋。南有兩越、東有朝鮮、北有匈奴、西有大宛。為擴充疆土與這些外邦爭戰不休。國內又盛大舉辦自始皇帝以來未曾間斷的封禪儀式，規模浩大的出巡活動，幾乎年年不斷。修築各地神祠，並營造以“柏梁台”為首的壯觀建築。為此，國庫匱乏，迫使朝廷不得不商議對策。
以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因此出任大司農，整財政；而以酷吏作風聞名的王溫舒，則擔任廷尉，貫徹執法；兒寬則擔任禦史大夫，以推進振興儒學之策。九卿互握有指導政策的權限，反倒是丞相石慶卻如身事外。而石慶也隻是一味謹守家風教誨而已。在長達九年的任期中，絲毫未曾有些許建功。
民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公元前107年，關東的災民多達200萬，無戶籍之人，也有40萬之眾。若由武帝初期全國2000萬總人口的比例看來，這無疑是相當嚴重的問題。若放任不顧，不免將演變成一場大動亂，麵對此一嚴重事態，苦無良策，隻得上奏，建議將1000災民遷徙至邊境。麵對年紀老邁、僅僅嚴謹正直用世的丞相，武帝不認為是能與之共商此等大事的人，故而賜假讓石慶返鄉一陣子，再著手研商對策。
為此，石慶以不能勝任丞相之職為恥，而上書道“臣誠恐受任丞相之職，然年老不配堪輔弼大任，造成國庫空虛，又陷生靈於流亡之途。雖萬死難辭其罪，唯陛下法外施恩，免臣之罪。故此，萬望奉還丞相及爵侯之印綬，以開賢者之道。”
武帝則複函怒斥道：“國庫早巳空虛，百姓饑饉流離失所，甚至有提議希望能將災民遷徙至邊境之說，益發動搖民心、陷百姓於不安。在此國難當頭之際，你竟打算辭官，到底是想把責任推諉與誰？快快回到你妻子的身邊好了。”
石慶本以為是得到了武帝的許可，欲將印綬奉還。然而由聖旨的字麵上看來，丞相府內的官員並不認為如此。尤其最後一句話，不正是相當憤怒的表現嗎？勸石慶幹脆自殺的也大有人在，在戰戰兢兢、難下決定之際，石慶就隻有繼續擔任丞相的職務。好在武帝也未再深追究，起碼暗中對石慶的過分耿直而苦笑不已。即便如此，群臣之中卻也不見有彈劾之聲，這又是為了什麼呢？誠如前麵所說的，萬石君一家的謙恭正直，不僅是單對天子個人，更是對廣大社會全體的一種行為原則。而這種一視同仁的謙恭態度，理當使人們找不到仇視他的理由。
4年後，石慶在丞相職內病故，這也可以說是極為特殊的例子。因為武帝的在位期間長達53年，在後半期出任丞相的5人之中，得以享盡天年的唯有石慶一人，其餘4人皆死於刑罰之下。
八、激流勇退棄官避禍
範蠡侍奉越王勾踐，辛勤勞苦，盡心盡力，為勾踐深謀遠慮20多年，最終滅了吳國，洗刷了會稽恥辱，率兵向北渡過淮水，兵臨齊國、晉國，號令中原各國，勾踐因此而稱霸，範蠡號稱上將軍。
返回越國後，範蠡認為盛名之下，難以長居久安，而且勾踐的為人可以跟他同患難，很難跟他同安樂，寫信告別勾踐說：“我聽說君主有憂，臣子就應勞苦分憂，君主受辱，臣於就應死難。從前君王在會稽山遭受恥辱，我之所以不死，是為了複仇的大業。現在已經洗刷了恥辱，我請求懲罰我在會稽山使君王受辱，判我死罪。”勾踐說：“我將和你分享並擁有越國。要不然，我就要懲罰你。”範蠡說：“君王根據法令行事，臣子依從誌趣行事。”就裝上他的輕便珍寶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隨從乘船飄海而去，最終也沒有返回越國。於是勾踐就在會稽山做標記，把它作為範蠡的封邑。
範蠡泛海來到齊國，改名換姓，自稱鴟夷子皮，在海 邊耕作，辛勤勞苦，努力生產，父子治理產業，住了沒多久，財產達到幾千萬。齊國人聽說他很賢能，請他做丞相。範蠡慨歎道：“做平民百姓就積聚千金，當官就達到卿相的地位，這是平民百姓所能達到的頂點了。長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於是歸還相印，散發所有的家財，分給朋友和鄉親，攜帶貴重的珍寶，悄悄離去，到陶地定居。認為這裏是天下的中心，貿易交換的道路暢通，做生意可以致富，於是自稱陶朱公。又約定父子耕種、畜牧、賤買貴賣，等待時機轉賣貨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潤。住了沒多久，就積聚財產累計達到萬萬。天下人都稱道陶朱公。
而與範蠡曾同朝為官的文種卻是一個極好的反麵教材。
範蠡離開越國後，從齊國給大夫文種送去書信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的長相脖子很長，嘴尖得像鳥喙一樣，可以跟他共患難，但不可以共歡樂。你為什麼不離去呢？”文種看了書信，托病不再上朝。有人進讒言說文種將要作亂，越王於是賜給文種寶劍，說：“你教給我七種討伐吳國的計謀，我用了其中三樣就打敗了吳國，還有四種在你那裏，你為我到先王那裏試用這些計謀吧。”文種於是自殺。
九、讓權減職清除隱憂
當打太平軍天京城破以後，曾國藩兄弟的威望達於極盛。曾國藩不但頭銜一大堆，且實際上指揮著三十多萬人的湘軍，還節製著李鴻章麾下的淮軍和左宗棠麾下的楚軍。除直接統治兩江的轄地，即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外；還節製浙江、河南、湖北、福建以至廣東、廣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軍將領控製之下；湘軍水師遊弋於長江上下，掌握著整個長江水麵。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還控製著贛、皖等省的厘金和幾省的協餉。時湘軍將領已有十人位至督撫，凡曾國藩所舉薦者，或道府，或提鎮，朝廷無不如奏除授。此時的曾國藩，真可謂位貴三公，權傾朝野，一舉手一投足而山搖地動。
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境地，曾國藩今後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麵都在為他猜設想、謀劃。已經有統治中原兩百多年曆史經驗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酣睡，隻是一時尚容忍未發；不斷有來自權貴的忌刻怨尤，飛短流長，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祿之徒，極力慫恿曾國藩更創大舉，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
何去何從的問題，當然也早在諳熟曆史的曾國藩的思慮之中了。他準確地估計自己“用事太久，兵權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故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三更半夜，他在安慶接到湘軍攻下金陵的谘文時，竟然“思前想後，喜懼悲歡，萬端交集，竟夕不複成寐”。
此時此刻，喜與歡固不待言，可是，他何懼何悲？個中內情，後人雖不敢忘斷臆說，卻確知曾國藩在大喜的日子裏頗有隱憂！
而事實上，曾國藩每獲重位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態，也並非杞人憂天，因為據說當湘軍克複武漢時，鹹豐皇帝曾仰天長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國藩的聲威，正是如日中天，倆人又都是漢人，無怪鹹豐帝有此慨歎。所以當清廷委署曾國藩為湖北巡撫，曾國藩照例要謙辭一番，奏章尚未出門，“收回成命”的詔諭，已經下達。僅囑咐他以“禮部侍郎”的身份，統兵作戰。這些明來暗去的猜忌，曾國藩豈能不知。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麼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領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
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僚趙烈文迅速趕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擬章奏谘稟事項。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受大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
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折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苛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十餘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軍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就保勳名。唯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思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對此，曾國藩采取了積權的應對辦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統有五萬嫡係部隊、被清廷斥為“驟勝而驕”，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國荃掛冠歸裏。他說：“弟回籍之折，餘斟酌再三，非開缺不能回籍。平日則嫌其驟，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減湘軍十二營，同時將赴援江西的江忠義、席寶田兩部一萬餘人和鮑超、周寬世兩部兩萬餘人均撥給沈葆禎統轄。這樣，曾國荃所部僅隻剩幾千人了。三是奏請停解廣東、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營，減少自己的利權。統觀三條，都是曾國藩的“韜晦”之計。他在金陵攻克前還“擬於新年（同治二年）疏辭多篆、江督兩席，以散秩專治軍務，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權位稍分，指摘較少”。
雖然後來曾國藩沒有疏辭欽差大臣和兩江總督，但上述三條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懷，使清朝廷驟減尾大不掉之憂，因而立即一一批準。針對曾國荃奏請回籍調理，並部勒散勇南歸一折，七月二十七日上諭說：“該撫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藎臣謀國之宜，尚未斟酌盡善。”僅僅表示了一番朝廷的“存問”。及至曾國藩於八月二十七日代曾國荃正式奏請“開缺回籍調理”時，很快便得到九月初四日的上諭的批準，其間僅僅七天！曾國荃粗鄙，不能理解阿兄與清廷之間在政治上的這種交易與默契，對於開缺浙江巡撫大為不滿，竟在阿兄移駐金陵，大會賓客之時，一腔牢騷，滿口怨言。後來，曾國藩回顧此事，對趙烈文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真無地置麵目。”其實，不止曾國荃，當時朝野上下，深刻地領會曾國藩這種韜晦之計的能有幾人？
十、容人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