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裏資格最老的成員是利普京[33]，他是省裏的官員，年紀已經不輕，是個大自由主義者，又是全市聞名的無神論者。他第二次結婚，娶了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從她那兒得到一筆嫁妝，此外，他還有三個已成年的女兒。他讓全家都敬畏上帝，而且老把她們鎖在家裏不準出門。他極為吝嗇，從薪俸中節約下一筆錢，一部分拿來購置了一幢小房子，另一部分儲存起來。他是個閑不住的人，官階又不高；城裏的人不大尊敬他，上層人物也不接待他。況且他還是個聲名狼藉的、喜歡挑撥是非的人，受過不止一次懲罰，而且懲罰得很嚴厲，有一次是被一名軍官懲罰的；另一次則是被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長，一個地主懲罰的。但是我們喜歡他頭腦敏捷、好學多問，以及他那種特別的、惡毒的愉快。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不喜歡他，但他卻不知怎麼總能接近她。
她也不喜歡沙托夫，他直到近一年來才成為小圈子裏的一員。沙托夫早先是大學生，在一次學潮之後被大學開除了。他兒時曾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學生，出生的時候則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農奴，因為他是她已故的貼身男仆帕維爾·費奧多羅夫的兒子，受過她不少恩惠。她之所以不喜歡他，是因為他為人高傲、忘恩負義，而且她怎麼也不能原諒他，因為他被大學開除以後沒有立刻投奔她；恰恰相反，當時她曾特意給他寫了一封信，而他甚至沒有給她任何答複，寧肯低三下四地到一個開明商人的家裏去教那些孩子。他跟這位商人一家到國外去了，但他與其說是以家庭教師的身份，倒不如說是以一個老家仆的身份跟他們出國去的；不過他當時很想出國。孩子們身邊還有一個家庭女教師，她是一位活潑的俄國小姐，也是在臨出國前才到這家來的，她之所以能得到這個職務，主要是因為她願意接受微薄的薪金。兩個月後，商人因她有“自由思想”而把她趕走了。沙托夫也跟著她走了，而且很快就跟她在日內瓦結了婚。他倆在一起生活了大約三周，然後就像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自在的人們那樣分手了；當然，這也是由於貧窮。後來他獨自在歐洲漂泊了很久，天知道他靠什麼生活；據說他曾在街上擦皮鞋，還曾在某港口當過搬運工。最後，大約在一年前，他回到我們這兒，回到自己的故鄉，跟一位老姑媽住在一起，一個月後，他把她葬了。他同自己的妹妹達莎非常疏遠，很少跟她往來，達莎也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養大的，是她的寵兒，在家裏受到平等的待遇。他在我們當中經常鬱鬱寡歡、默默無言；但是，當偶爾有人觸犯他的信念的時候，他也會大發雷霆、出言不遜。“你得先把沙托夫捆起來，然後再跟他辯論。”——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這樣開玩笑說；但他卻喜歡沙托夫。在國外的時候，沙托夫徹底改變了他早先的某些社會主義信念，並跳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屬於這樣一種理想主義的俄國人，他們會突然對某種強有力的思想感到震驚，而且仿佛一下子就被迷住了，有時甚至會迷上一輩子。他們從來不能掌握這種思想，而是熱烈地信仰它，於是他們後來就仿佛被壓在一塊把他們軋成兩半的石頭底下，一輩子都在臨終前的痛苦掙紮中度過。沙托夫的外貌同他的信念完全一致：他舉止笨拙，淡黃色頭發總是亂蓬蓬的，身材矮小，雙肩寬闊，厚嘴唇，淡黃色的下垂的濃眉，蹙起的前額，目光冷淡，老是固執地低垂著，而且仿佛為什麼事感到害臊似的。他的頭上老是豎起一綹頭發，它怎麼也不願被人弄平，於是便一直撅在那裏。他二十七八歲。“他的妻子離開他跑了，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有一次凝視了他一番，這樣評論道。盡管他窮得要命，他還是盡量想穿得幹淨些。他還是不去向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求助，而是勉勉強強地、聽天由命地活下去；他也替商人們幹活。有一次他站櫃台，後來又幾乎以副經理的身份押著貨物乘輪船出發，不巧在動身前病倒了。難以想象他能忍受多麼貧困的處境，他甚至根本不把貧困放在心上。他病倒以後，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曾秘密地、匿名地托人轉交給他一百盧布。但是他發現了這個秘密，想了一想，把錢收下了，並到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那裏向她致謝。她熱情地接待他，但他在那兒再次可恥地辜負了她的期望：他總共隻坐了五分鍾，一言不發，呆呆地盯著地麵，傻乎乎地微笑著。正當她說到最有趣的地方，他也不等她說完，便霍地站起身來，不知為什麼側著身子笨拙地鞠了一躬，心慌意亂之中無意間碰到她那個名貴的嵌花小工作台，它轟隆一聲跌在地板上被摔碎了。他出去的時候羞愧得幾不欲生。利普京事後狠狠責備他，因為他當時沒有輕蔑地拒絕他過去那個專橫霸道的女地主給他的一百盧布，他不但接受了這筆錢，還大搖大擺地去致謝。他孤孤單單地住在城外，甚至也不喜歡我們之中有什麼人前去看他。他常到晚會上去找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從他那兒借書報看。
還有一個叫做維爾金斯基的年輕人也常去參加晚會，他是本地的官員，同沙托夫有某些相似之處，雖說在一切方麵二人顯然是截然相反的；但他也是個“眷戀家室的人”。這是一位可憐的、非常文靜的年輕人，但是大約已有三十歲了，受過很好的教育，但主要是靠自修得來。他貧窮，已結婚，是個文官，贍養著一個姑媽和一個小姨子。他的妻子，以及家中的所有女士，都具有最新的見解，不過這一切在她們身上卻顯得有點粗俗，正如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談到別的事情的時候曾經說過的那樣，這是一種“淪落街頭的思想”。她們從小冊子裏吸取一切，一聽到從我們京城的一些進步的小組傳出來的最初的消息，就準備把不論是什麼東西全都扔到窗子外麵，隻要有人勸她們這麼辦她們就照辦不誤。維爾金斯基夫人在我們城裏當助產婦；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曾在彼得堡住了很久。維爾金斯基本人，是一位心靈極為純潔的人，我很少見到比他更為正直熱情的人。“我永遠、永遠不會放棄這些光輝的希望。”——他經常兩眼閃閃發光地對我說。他談到“光輝的希望”時總是輕聲地、富有深情地、像是談論什麼秘密似的竊竊低語。他身材很高，但非常消瘦，兩肩狹窄，長著非常稀疏的金黃色頭發。聽到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他某些意見的高傲的嘲諷，他總是心平氣和地泰然處之，但有時也十分嚴肅地予以反駁，而且往往使對方張口結舌、不知所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他很溫和，而且對我們大家也都像慈父一樣。
“你們全都是‘半瓶子醋’，”他常以戲謔的口吻對維爾金斯基說，“跟您相似的人全都是這樣，維爾金斯基，雖說我還沒有發現您身上具有我在彼得堡的那些中學生身上經常看到的那種局——限——性，不過您還是一個‘半瓶子醋’。沙托夫倒是很想當整瓶子醋，可他也是個半瓶子醋。”
“那麼我呢？”利普京問道。
“您不過是個在任何地方都能以自己的方式……隨遇而安的中庸之輩。”
利普京覺得受了委屈。
人們在談到維爾金斯基的時候，都說他的夫人在跟他正式結婚以後和他在一起沒過上一年，突然向他宣布，她不跟他了，她寧肯去跟列比亞德金。遺憾的是，這種說法是千真萬確的。這個列比亞德金是個外路人，後來是個非常可疑的人物，他自稱是退役的上尉，其實他根本不是。他隻會擰小胡子、喝酒、信口開河地胡說八道。此人立刻就毫不客氣地搬到他們家中，津津有味地嚼著別人的麵包，在他們家吃喝睡覺，末了根本就不把主人放在眼裏了。人們言之鑿鑿地說，當維爾金斯基的妻子向他宣布不再跟他的時候，他對她說：“我的朋友，到目前為止我隻愛你，現在我尊敬你。”[34]但他未必果真說過這種古羅馬的格言；據說情況正好相反，他當時抽抽搭搭地放聲痛哭起來了。在他被甩掉了大約兩周以後，他們全“家”到城外一個小樹林去跟熟人一起喝茶[35]。維爾金斯基不知為什麼情緒特別高漲，還參加了跳舞；不料事先也沒有發生任何口角，他就突然用雙手抓住正在獨自跳康康舞的巨人列比亞德金的頭發，把他的頭按下去，拖著就走，一麵尖叫、呼喊和啼哭。巨人嚇得要命，他被拖走的時候甚至始終都不曾自衛，而且幾乎是一聲不吭；但事後他卻像個體麵人那樣怒氣衝天。維爾金斯基通宵跪在妻子麵前懇求饒恕；但他並沒有得到饒恕，因為他還是不同意去向列比亞德金賠罪；此外，人們還指責他缺乏信念和愚蠢；說他愚蠢，是因為他向妻子討饒的時候居然還要下跪。大尉不久便失蹤了，直到最近才又在我們城裏露麵，跟他的妹妹在一起，而且另有所圖；但是關於他的事情咱們以後再談。不消說，這個可憐的“眷戀家室的人”經常在我們這兒傾訴衷情，而且需要我們這一夥人。不過他在我們這兒從來不談自己的家務事。隻有一次，他同我一起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那兒回家的時候，本想兜著圈子談談自己的處境，但又立即抓住我一隻胳膊熱烈地叫道：
“這算不了什麼；這不過是一樁私事；這一點點、一點點也不妨礙‘共同事業’！”
還有幾個人偶爾也到我們小圈子裏來做客；其中有猶太人利亞姆申、大尉卡爾圖佐夫。有個時期有位求知心切的小老頭也常來，但他已經去世。利普京曾帶來一個叫做斯洛尼采夫斯基的被流放的波蘭天主教教士，有一段時期我們根據原則接待了他，但是後來就不再接待他了。
有一段時期，城裏的人在談到我們的時候，說我們的小圈子是自由思想、荒淫無恥和無神論的發源地；而且這種流言還久傳不衰；其實我們平時所談的隻不過是一些最無害的、溫和的、純俄國式的、輕鬆愉快的、自由主義的閑話。“高級自由主義”和“高級自由主義者”（即沒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義者），隻有在俄國才能存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像任何一個聰明人一樣，必須有一個聽他講話的人，此外，他還必須意識到，他在履行宣傳各種思想這一崇高的職責。最後，他還得跟什麼人一起喝香檳酒，而且一邊喝酒一邊就俄羅斯和“俄羅斯精神”，就一般的上帝特別是“俄羅斯的上帝”[36]交換一些相當愉快的看法；還得上百次重複種種俄國的醜聞，這些醜聞是眾所周知的，而且是每一個人都經常掛在嘴邊上的。我們也不反對談談城裏的種種謠傳，有時還要發表一些嚴厲的、有益教化的評論。我們還討論全人類的問題，嚴肅地議論歐洲和人類的未來命運；我們不容反駁地預言，法國結束了君主專製[37]，立刻就會降為次等國家，而且深信這種局麵很快就會輕而易舉地出現。我們老早以前就曾預言，在統一的意大利，教皇隻能扮演普通的總主教的角色[38]，而且確信，在我們這個人道的、工業的和鐵路的世紀，這個一千年都未解決的難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解決。但是“高級的俄羅斯自由主義”對這個問題自然不可能采取任何別的態度。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談論藝術，而且談得非常精彩，但是有點抽象。他有時回憶起自己青年時代的朋友，他們都是在我國的發展史上留下了姓名的人物，他回憶他們的時候總是心情激動、肅然起敬，但仿佛也有點嫉妒。倘若大家覺得太無聊了，那麼彈得一手好琴的猶太人利亞姆申（郵政總局的小官員）便坐下來彈奏，中間休息的時候則模仿豬叫聲、雷雨聲、女人分娩時的呻吟聲和嬰兒呱呱墜地時的叫喊聲等等。邀他前來就是為了這個。倘若我們喝得酩酊大醉（確有這種情況，雖說並不經常），那麼就興奮起來，有一次甚至在利亞姆申的伴奏下合唱起《馬賽曲》來了，不過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我們歡欣鼓舞地迎接二月十九日這個偉大的日子[39]，在它尚未到來之前，早就開始為它幹杯了。這是老早以前的事，當時無論是沙托夫還是維爾金斯基都還沒有來呢，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還跟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同住在一幢房子裏。在這個偉大日子到來之前的一些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常常念念有詞地哼詩，這詩雖然著名，但有點矯揉做作，大概是過去的一位自由派地主作的：
莊稼漢扛著斧頭在前進， 眼看要發生可怕的事情。
仿佛就是這一類的東西，我記不太準了。有一次，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聽到了，便對他嚷道：“胡說，胡說！”然後氣呼呼地出去了。利普京當時恰巧在場，便尖酸地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指出：
“倘若地主老爺們過去的農奴為了慶賀節日果真對他們做出什麼不愉快的事情，那可就糟了。”
他還伸出食指繞著自己的脖子畫了個圈。
“親愛的朋友，”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溫和地向他指出，“請您相信，這玩藝兒（他也繞著脖子比畫了一下）無論是對我們的地主還是對我們大家都沒有一點好處。我們就是掉了腦袋也幹不出任何名堂，盡管最妨礙我們去理解事物的正是我們的腦袋。”
在此我要指出，我們這裏有許多人認為，在宣言公布之日將發生什麼非同尋常的事，類似利普京預言過的那種事，而這些人全都是所謂農民問題和國家問題的權威。看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有這種看法，他甚至幾乎就在這個偉大日子的前夜，請求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允許他出國；總之，他開始感到不安。然而偉大的日子過去了，又過了一些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嘴邊重又出現了自命不凡的微笑。他就一般俄國人的性格問題，特別是俄國農民的性格問題，向我們闡述了一些精辟的見解。
“我們跟所有性急的人一樣，對待我們可愛的農民未免太匆忙了，”他在結束其一係列精辟的意見時說道，“我們把他們變成了時髦人物，若幹年以來，我們整個文學界一直把他們當作新發現的奇珍異寶大加吹捧。我們給長滿虱子的腦袋戴上桂冠。一千年來，俄國農村給與我們的隻不過是卡馬林舞[40]。一位並非缺乏幽默感的傑出的俄國詩人，第一次看到偉大的拉舍莉[41]登台演出的時候，不禁欣喜若狂地叫道：‘我可不願意拿拉舍莉去交換一個農民！’我倒想更進一步：我情願拿全體俄國農民來交換一個拉舍莉。現在已到了應該保持比較清醒的看法的時候了，不可把我們祖國的煤焦油當成女皇香[42]。”
利普京立刻表示讚同，但他指出，違心地去稱讚農民，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上流社會的女士們在閱讀《苦命人安東》[43]時甚至傷心落淚，其中有些人還從巴黎給俄國寫信，叫她們的管家從此以後對待農民要盡可能地慈悲為懷。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關於安東·彼特羅夫[44]的消息剛剛傳開，在我省的一個距斯克沃列什尼基隻有十五俄裏的地方，發生了一起騷亂，隨後輕率地派去了一小隊士兵。這一次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非常激動，甚至把我們都嚇壞了。他在俱樂部裏叫喊，說是應該派更多的部隊，應該打電報到別的縣去調；他跑去找省長，向省長保證，他與此事無關；他請求不要按照舊眼光把他牽連到這事裏去，並建議立刻把他的申明函告彼得堡的有關人士。所幸這一切很快就過去了，也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後果。隻是我當時卻不禁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感到奇怪。
眾所周知，三年後人們談起了民族主義，而且產生了“輿論”。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大笑不止。
“我的朋友們，”他教導我們說，“倘若我們的民族主義果真像他們在報上斷言的那樣‘已經誕生’，那麼它現在也還是坐在學校裏，坐在一所德國的Peterschule[45]裏，讀著一本德國書，溫習著自己永恒的德語課，而德國教師隨時都可以罰它下跪。我讚美這位德國教師；但是最為可能的是什麼事都不曾發生，任何這一類的東西也沒有誕生，一切如舊，也就是說是在上帝的庇護下。我覺得，對於俄國來說，對於我們神聖的俄國來說，這也就夠了。此外，所有這些斯拉夫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太陳舊了，根本成不了什麼新東西。即便您喜歡，民族主義也永遠不會在我們這兒存在的，除非它是俱樂部裏哪位老爺發明的什麼玩藝兒，並且還是莫斯科的玩藝兒。當然，我現在說的不是伊戈爾王子時代。最後，我說這一切都是由於閑得無聊。在我們這兒，一切都是由於閑得無聊，行善和做好事也是如此。一切都是由於我們老爺們的那種可愛的、有教養的、刁鑽古怪的無聊！這話我都說了三萬年了。我們不會自食其力。至於他們現在在那兒嘁嘁喳喳地議論的什麼在我們這兒‘誕生’的輿論，莫非它是無緣無故地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成？難道他們就不明白，要想獲得一種見解，首先就需要勞動，自己的勞動，自己的首創精神，自己的實踐！不費一點力氣那是永遠也得不到任何東西的。我們會勞動的，我們也會有自己的見解的。要是我們永遠無所事事，那麼迄今一直代替我們工作的那些人也就會代替我們形成一種見解，我指的還是那個歐洲，還是那些德國人——我們兩百年來的老師。況且俄國這個難題也實在太大了，若是既沒有德國人，自己也不勞動，那麼單靠我們是解決不了的。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敲警鍾，一直在號召大家勞動！我把我的一生都獻給了這種號召，像個瘋子一樣相信它！如今我已不再相信了，但是我還在敲警鍾，而且要一直敲到最後，敲到進墳墓的那天；我要不停地拉鍾繩，直至人們為我敲起了喪鍾！”
嗚呼！我們隻能唯唯稱是。我們給我們的導師鼓掌，而且還非常熱烈！不過，諸位先生，我們至今豈不依然經常聽到這種同樣“可愛”，同樣“機智”，同樣“自由主義”的陳腐的俄國廢話嗎？
我們的導師信仰上帝。“我不明白，為什麼這裏的人全都認為我是無神論者？”他有時常這麼說，“我信仰上帝，不過應該看到，我信仰他就像信仰一個僅僅在我的心裏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的生靈。我可不能像我的娜斯塔霞（女仆）那樣去信仰上帝，也不能像某一位為了‘以防萬一’才去信仰的老爺，或是像我們親愛的沙托夫，——但是不成，沙托夫不能算進去，沙托夫是不由自主地信仰上帝的，就像莫斯科的斯拉夫主義者。至於基督教嘛，盡管我真心實意地尊敬它，但我卻並非基督教徒。我不如說是個古代的異教徒，就像偉大的歌德或一個古希臘人。單就基督教不理解婦女這一點而論也就夠了，——喬治·桑在她的一部天才的小說裏曾對此作了那麼出色的描寫[46]。至於頂禮膜拜、齋戒以及諸如此類的事，那麼我不明白，這一切跟我有何相幹？不論我們這兒的那些告密者怎麼忙碌，我也不想當基督教徒。一八四七年，別林斯基在國外給果戈理寫了一封著名的信[47]，在信中激烈地責備他信仰‘某個上帝’。說句私房話，我簡直不能想象，還有什麼能比果戈理（當時的果戈理）閱讀這一句話……以及全信的那個時刻更為可笑的了！但是，撇開可笑的東西不談，既然我實際上還是同意，那麼我就要說，並且指出：他們才是人物呢！他們知道該怎樣熱愛人民，知道該怎樣為他們受苦，該怎樣為他們而犧牲一切，與此同時，他們也知道該怎樣在必要的時候同他們保持距離，在某些觀念上不要縱容他們。其實別林斯基根本不會從素油或蘿卜加豌豆當中去找出路！……”
不料這時沙托夫插話了。
“不管您怎樣想入非非、自我安慰，您的這些人物也從來不曾愛過人民，不曾為他們受苦，也不曾為他們犧牲過任何東西！”他悶悶不樂地埋怨道，一麵垂下視線，並急忙在椅子上轉過身去。
“居然說他們不愛人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號叫起來，“噢，他們多麼熱愛俄國啊！”
“既不愛俄國，也不愛人民！”沙托夫也號叫起來，兩眼閃閃發光，“你不知道的東西你是愛不起來的，而他們卻一點也不了解俄國人民！他們這些人，連您也在內，都是從指縫裏去看俄國人民，尤其是別林斯基；就從他給果戈理的這封信裏就看得出這一點。別林斯基跟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個喜歡刨根問底的人一模一樣，他看不見珍禽異獸陳列館中的大象，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法國的社會主義小甲蟲身上了[48]；他從來也沒有超過他們的水平。而他說不定要比你們所有的人都聰明！你們不隻是忽視了人民，——你們把他們看得一錢不值，這僅僅是因為在你們的心目中，所謂人民就隻有一個法國人民，甚至還僅僅是巴黎人，而且還為俄國人跟他們不同而感到羞愧。這是明擺著的事實！誰要是沒有人民，他也就沒有上帝！你們想必知道，凡是不再了解自己的人民並跟他們失去了聯係的人，全都立刻在同樣的程度上喪失了對他們父輩的信任，不是漸漸變成無神論者，就是慢慢變得冷漠起來。我說的是真話！這是個一再得到證實的事實。你們大家，以及我們大家，如今不是卑鄙的無神論者，就是冷漠無情、腐化墮落的敗類，如此而已！而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是如此，我一點兒也不把您當作例外，我甚至就是說的是您，您要知道這一點！”
跟往常一樣，沙托夫在說完這種獨白之後（他常常如此），便抓起自己的便帽向門口奔去，深信如今一切都已結束，他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友好關係從此也就徹底破裂了。然而後者總要設法及時叫住他。
“在這樣親切交談一番之後，咱們豈不是已經和解了嗎，沙托夫？”他常常這麼說，一麵和藹可親地從圈椅裏向他伸出手去。
舉止笨拙，但為人靦腆的沙托夫不喜歡溫柔多情。從外表來看，他是個粗魯的人，然而從內心來看，他卻像一個感情非常細膩的人。雖說他常常有些過分，但為此而吃苦頭的首先卻是他自己。聽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這一番話，他哼哼唧唧地說了些什麼，而且像一頭熊似的在原地踩了一陣，驀然出人意料地笑了笑，把便帽擱在一邊，坐到原來的椅子上，死死地盯著地麵。不消說，酒送上來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便找個適當的借口舉杯祝酒，譬如說，紀念過去的哪一位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