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她很快就暗自猜到了自己朋友臉上的古怪表情是怎麼回事；她敏感，而且目光銳利，而他有時卻太天真了。但是一個個黃昏仍像先前那樣度過，談話也是同樣富於詩意、引人入勝。直到有一天，隨著夜幕降臨，他們也結束了一場極其熱烈而又富於詩意的談話，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居住的廂房的台階旁熱情地握了握手，友好地分別了。每年夏天，他都要從斯克沃列什尼基豪華的巨宅搬到這個幾乎坐落在花園中的廂房裏來。他剛剛走進自己的房間，心亂如麻地拿起一支雪茄，還沒把煙點上，便疲倦地、一動不動地站在一扇打開的窗前，凝視著輕如絨毛的朵朵白雲在一輪明月的周圍滑過，這時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窸窣聲，他不禁打了個寒戰，並轉過身來。四分鍾以前剛剛同他分手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重又站在他的麵前。她的黃臉幾乎是鐵青的，嘴唇緊閉，嘴角抽搐。她用堅定的、毫不寬容的眼神默默地盯著他的眼睛，看了整整十秒鍾，驀然急速地低聲說道：
“我永遠不會忘記您幹的這件事！”
十年以後，當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低聲把這個可悲的故事講給我聽的時候，他事先把房門鎖上，並且向我發誓，當時他簡直都愣在那兒了，既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離開的情形。由於她事後一次也不曾向他暗示過這件事，而且一切也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那樣照舊進行，因此他一輩子都寧肯認為這一切隻不過是他生病以前的一種幻覺，何況當天夜裏他果真生起病來，而且一連病了整整兩周，這樣一來，涼亭裏的會見也就自行終止了。
盡管他總想認為那是一個幻覺，但他一生中每一天都仿佛在等待這件事的下文，而且可以說還在等待它的結局。他不信這件事到此就結束了！倘若果真如此，那麼他有時看到自己的朋友就不免會感到奇怪了。
她甚至親自給他設計他一生所穿的衣服。這些衣服既雅致又具有特色：一件下擺很長的黑色常禮服，紐扣幾乎一直釘到頂部，但對他來說卻是美觀合身的；一頂寬邊軟帽（夏天則是草帽）；一條麻紗做的白領帶，上麵有個大蝴蝶結和下垂的流蘇；一把帶銀鑲頭的手杖，此外，他長發垂肩。他的頭發是深褐色的，直到最近才開始有點發白。他把唇髭和胡須都剃去了。據說他年輕時非常英俊。但是在我看來，即使到了老年他也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何況五十三歲又何老之有？但是由於他老想擺出一副愛國誌士的姿態，因此他不但不想顯得年輕，反而像是在炫耀自己年長。他穿上他那一身衣服，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長發披肩，幾乎就像是一位族長，或者不如說更像三十年代出版的詩人庫科利尼克[15]的一本集子中所收的一幅石印的作者像，尤其是當他夏天坐在花園裏一叢盛開的丁香花下麵的長凳上，雙手扶著手杖，身邊放著一本打開的書，凝視著晚霞陷入富於詩意的沉思中的時候。談到書的問題，我要指出，他晚年不知為什麼放棄了讀書。不過這是他臨終以前的事。他經常閱讀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訂閱的大量報刊。他也經常對俄國文學的成就發生興趣，雖說他絲毫也不喪失自己的尊嚴。他還一度醉心於研究有關我國內政外交的當代高級政治，但是過了不久又一揮手便把此事擱在一邊了。他在到花園裏去的時候還經常帶上一本托克維爾[16]的著作，然而口袋裏卻偷偷揣著保羅·德科克[17]的作品。但這不過是區區小事。
我還想順便在此談談庫科利尼克的肖像：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第一次看到這幅畫像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姑娘，正在莫斯科的貴族女子寄宿中學讀書。她立刻愛上了這幅肖像。貴族女子寄宿中學裏的小姑娘，一般都是碰到什麼就愛上什麼，她們也愛上了自己的老師，這些老師大都是教習字和繪畫的。然而這件事的有趣之處倒不在於這個小姑娘的本性如何，而是在於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甚至在年已半百的時候還依然把這幅畫像作為自己最心愛的珍品收藏著，因此，也許僅僅是由於這個緣故，她才給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設計了跟畫像畫的有點相似的衣服。不過這當然也還是小事一樁。
在最初的若幹年裏，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留在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身邊的前一半時間裏，他還依然想著書立說，每天都認真地準備執筆寫作。然而在後一半時間裏，他想必把早已讀熟的書也都忘得一幹二淨了。他日益頻繁地對我們說：“我好像已經準備執筆了。材料都搜集到了，可就是沒有動手！毫無辦法！”說著便沮喪地垂下頭去。毫無疑問，這一點本來也應該使他像一位科學的殉難者那樣在我們的心目中顯得更加偉大；但他本人所企求的卻是另一種東西。“我被人們遺忘了，誰都不需要我啦！”——這話他說過不止一次。到五十年代末，他陷在這種強烈的沮喪情緒中幾乎不能自拔了。最後，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明白了，情況是嚴重的。而且她也受不了這樣一種想法：她的朋友被遺忘了，也沒有人需要他了。為了使他開心，同時也為了恢複他的名氣，她當即把他帶往莫斯科，她在那兒認識一些風流儒雅的文人學士；不料莫斯科也並不令人滿意。
當時是個特殊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奇的東西，它同先前的寧靜大相徑庭，還出現了一種十分古怪，但到處都感覺得到的東西，甚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也能感覺得到。各種流言紛至遝來。對於那些事實，人們一般都多少有所風聞，然而可以明顯地感到，除了那些事實之外，隨之而來的還有種種思想，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多不勝數。而且還有一點令人納悶：人們怎麼也不能適應這些思想，也弄不清楚它們究竟是什麼意思。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出於女人的天性，總想弄清其中的奧妙。她本想親自閱讀各種報刊、國外的禁書，乃至當時剛剛出現的傳單[18]（這一切她都能弄到）；但她讀了以後隻是頭暈目眩。她動手寫信，但很少收到回信，而且越到後來情況也越叫人困惑莫解。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被鄭重其事地請去，讓他把“這一切思想”向她徹底解釋清楚；然而對於他的解釋，她依然一點兒也不滿意。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總的局勢的看法極為高傲：他把一切都歸結為他本人被遺忘了，誰也不需要他了。最後，他也被人們提到了。起初，國外的報刊提到他時把他當作一位被流放的殉難者，緊接著彼得堡把他看作是一個著名星座中的一顆昔日的明星；甚至不知何故還把他同拉吉舍夫[19]相提並論。而後有人撰文說他已經去世，並答應為他寫訃告。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轉眼之間複活了，而且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他對同輩的那種倨傲的看法轉眼之間便化為烏有，他心中燃起了熱望：參加運動並顯顯自己的身手。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立刻恢複了對一切的信心，而且開始忙得不亦樂乎。決定毫不遲疑地前往彼得堡，對一切進行實地考察，親自進行研究，倘有可能，便全心全意地投身於新的事業。順便說說，她宣布打算創辦自己的刊物，而且從此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這個刊物。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看到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就變得更加高傲，在赴彼得堡的途中，他開始幾乎以庇護者的姿態對待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她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並記在心裏。不過她決定作這次旅行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想恢複她同上流社會的聯係。應該盡可能地使上流社會想到她的存在，起碼也得這樣試試。此行表麵上的借口，是去看望剛在彼得堡高等政法學校畢業的獨子。
他們來到彼得堡，在那兒幾乎住了整整一個冬天。不料到四旬齋[20]的時候，一切都像霓虹七彩的肥皂泡似的破滅了。種種幻想落了空，混亂的局勢非但未得到澄清，反而變得更加令人難堪。首先，同上流社會恢複聯係的事幾乎未能實現，隻是在很小的範圍內有所接觸，而且還經過了一番低三下四的奔走乞求。受盡委屈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急於完全獻身於“新思想”，於是在自己家中舉行晚會。她邀請了一些文學家，他們便蜂擁而至。後來甚至不待邀請便自行前去，而且呼朋引類，結伴同往。她還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樣的文學家。他們愛好虛榮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但絲毫不加掩飾，仿佛這是履行天職。另一些人（雖說遠不是全體）甚至喝得醉醺醺的，然而他們似乎認為其中有一種特殊的、昨天剛發現的美。他們全都由於什麼緣故而驕傲得出奇。他們的臉上都分明流露出這麼一種表情：他們剛剛發現一種極其重要的秘密。他們互相咒罵，並引以為榮。要想弄明白他們寫的究竟是些什麼，那是相當困難的；不過那兒卻有批評家，小說家，劇作家，諷刺作家，揭露者。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甚至鑽進了他們最高的圈子，整個運動就由那裏負責指導。這些指導者通常是高不可攀的，但他們卻親切地接待他，雖說當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或聽到過有關他的任何情況，除了他“出過一個主意”之外。他在他們周圍真是八麵玲瓏，盡管他們個個都是道貌岸然，但他居然也把他們請到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沙龍裏去過兩三次。這些人都十分嚴肅，又十分文雅；他們舉止都很得體；別人看來都害怕他們；不過他們顯然都沒有閑工夫。還有兩三位早先的文壇名流也露麵了，他們當時正巧來到了彼得堡，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早已跟他們保持著最優雅的關係。然而使她感到詫異的是，這些貨真價實的而且已經是無可置疑的名流，居然比池水還靜，比小草還低，其中另一些人對整個這一批新貴簡直是趨之若鶩，恬不知恥地極盡巴結之能事。起初，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倒也走運；人們抓住了他，並開始把他送到公開的文學集會上去展出。當他以朗誦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文學朗誦會上登台表演的時候，響起了狂熱的掌聲，五六分鍾也沒有停息。九年後，他曾噙著熱淚回憶此事，——不過這與其說是出於感激，不如說是出於他藝術家的天性。“我對您發誓，而且可以打賭，”他曾親口對我說（但是隻對我一個人說，而且是悄悄地說），“在全體聽眾當中，任何人對我都根本毫無所知！”這真是絕妙的自白：倘若他當時站在台上，盡管樂得都有些飄飄然了，但依然能夠這樣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處境，那就是說，他的頭腦很靈；倘若他甚至在九年以後回憶起此事也並不感到委屈，那就是說，他的頭腦不靈。曾有人逼他在兩三份集體抗議書（抗議書反對的是什麼——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上簽名[21]；他簽了。也有人曾逼著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在一份抗議什麼“豈有此理的行為”的抗議書上簽名，她也簽了。不過，這種新派人物雖說大都也去拜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但不知何故卻認為自己理應帶著輕蔑的神情和不加掩飾的嘲笑來看她。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事後曾在痛苦的時刻向我暗示，從那時以後，她甚至也嫉妒起他來了。當然，她明白，她是不能跟這些人物交往的，但她依然懷著全部女性的、歇斯底裏的急切心理貪婪地接待他們，主要的是她始終有所期待。在晚會上，她不大說話，雖說她也可以說話；但她大都是側耳傾聽。人們談論著取消書報檢查製度和廢除硬音符號，談論用拉丁字母代替俄文字母[22]，談論昨天有一個什麼人被流放了，再有就是市場[23]上的一起騷動啦，在俄國實行民族自治的自由聯邦製的好處啦，取締陸海軍啦，把第聶伯河以西的領土歸還波蘭啦，農業改革和傳單啦，取消繼承權、家庭、子女和神父啦，婦女的權利啦，[24]克拉耶夫斯基[25]的房產啦（為了這房產，任何人都永遠不會原諒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等等，等等。很明顯，在這一批新派人物中有許多騙子，但是毫無疑問，也有許多正直的，甚至非常吸引人的人物，盡管他們畢竟還有一些驚人的特點。正直的人要比不正直的和粗野的人難於理解得多；但是也弄不清楚，究竟誰是誰的工具。當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宣布她有意出版刊物的時候，到她那兒去的人就更多了，然而人們立刻就紛紛指責她是個剝削別人勞動的資本家。這種指責的放肆程度，隻能同它們出人意料的程度比美。年事已高的伊萬·伊萬諾維奇·德羅茲多夫將軍，曾在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舉辦的一次晚會上同一位著名的年輕人爭吵起來。這位將軍是已故的斯塔夫羅金將軍的舊交和同事，一位極其可敬的人物（然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令人可敬），我們這兒的人全都認識他，他為人極為執拗，而且容易動怒，食量極大而又非常害怕無神論。那年輕人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您既然如此講話，那麼您準是個將軍囉。”這就是說，他再也找不到比“將軍”更壞的罵人的字眼了。伊萬·伊萬諾維奇勃然大怒：“不錯，先生，我是個將軍，而且是一名中將，我曾為我的國君效勞，而你，先生，不過是個娃娃，還是個無神論者！”上演了一場不堪入目的醜劇。翌日，報刊揭露了這件事，人們開始征集集體簽名，抗議拒不把將軍立刻趕走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豈有此理的行為”。一份畫報刊載了一張漫畫，把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將軍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作為三個反動朋友刻薄地描繪了一番；漫畫還配有一位人民詩人專為這個事件而寫的一首詩。我還要指出，在將官當中的確有許多人愛說“我曾為我的國君效勞”這句可笑的口頭禪……仿佛他們的國君並不也是我們這些普通臣民的國君，而是一位特殊的、僅僅屬於他們的國君。
不用說，繼續在彼得堡待下去是不可能了，何況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還遭到了徹底失敗[26]。他控製不住自己，便談論起藝術的特權來了，不料這給他招來了更為響亮的嘲笑。他在最後一次公開朗誦的時候，想乞靈於愛國主義的滔滔雄辯，認為這會打動聽眾的心，並指望他們會對他的“被流放”肅然起敬。他無可爭論地讚同“祖國”這個詞兒既無用又可笑；他還讚同那種認為宗教有害的看法，但又大聲地、堅定地宣稱，靴子不如普希金重要[27]，甚至遠遠比不上普希金。聽眾毫不留情地向他大喝倒彩，使得他還不等走下台來，當場就在大庭廣眾之間痛哭不止。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把他帶回家的時候，他幾乎是奄奄一息了。“人們對待我就像是對待一頂破舊的、紙糊的尖頂帽子！”[28]——他毫無意義地嘟囔著說。她照料他一個通宵，給他服稠櫻葉水，翻來覆去地對他說：“您還有用；您還會出頭露麵的；在別的地方……總會有人看重您的。”一直說到天亮。
次日上午，有五位文學家前來看望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其中有三位是素不相識者，她從未見過他們。他們板著臉告訴她，說他們研究了她要辦刊物的問題，並為此作出了決定。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壓根就不曾委托任何人去研究她的刊物問題並作什麼決定。他們的決定是：一旦把刊物辦了起來，她就得根據自由結合的原則把刊物連同資本一並轉交給他們；她本人應回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回去時別忘了把“已經老朽了”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帶走。他們為了表示客氣，同意承認產權歸她所有，而且每年分給她六分之一的純利。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這五個人當中大約有四個人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貪財之心，而隻是為“共同事業”操勞。
“我們像傻子一樣走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常常這麼說，“我一點也摸不著頭腦，隻記得我隨著車廂的隆隆聲一直在嘟囔：
維克和維克和列夫·卡姆別克， 列夫·卡姆別克和維克和維克……[29]
鬼才知道在去莫斯科的一路上還嘟囔了些什麼。隻是到了莫斯科我才清醒過來——在那兒似乎果真能找到點別的什麼？噢，我的朋友們哪！”他有時心血來潮便對我們喊道，“你們不能想象，每當一種早已被你們當作聖物頂禮膜拜的偉大思想，落到一些蠢材的手中，並被他們拖到街上送給跟他們一樣的傻瓜，而你們卻突然在舊貨市場上碰見了它，發現它已沾滿泥汙、難於辨認，被人荒唐地扔在一個角落裏，失去了它原有的勻稱與和諧，簡直就像愚昧的孩子們手中的玩物，那時你們心裏該是多麼悲痛和氣憤！不！在我們的時代不能這樣，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目的。不，不，根本不是這個。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們的時代將重新到來，並將重新把如今的一切搖擺不定的東西納入穩定的道路。否則會怎麼樣呢？……”
離開彼得堡以後，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立刻把自己的朋友送往國外去“休養”；況且他倆也應該暫時分開，她感覺到了這一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興高采烈地啟程了。“我在那裏會複活的！”他叫道，“在那裏，我終於會著手工作！”然而從他寄自柏林的最初幾封信開始，他就又唱起自己的老調子來了。“我的心碎了，”他對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寫道，“我什麼都忘不了！在這兒，在柏林，一切都使我想起我的往昔，我的過去，想起最初的歡樂和最初的痛苦。她現在何方？她們二人現在何處？你們在哪兒，我從來也配不上的兩位天使？我的兒子，我心愛的兒子又在何方？末了，我又在哪兒，我自己，先前的我，結實如鋼、像岩石般堅忍不拔的我又在哪兒，而如今卻有一個Andrejeff，一個長著胡子的東正教小醜，他會葬送我的一生。”等等，等等。至於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兒子，那麼他一生中隻見到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兒子出生的時候，第二次是不久前在彼得堡，那個年輕人正打算在那兒進大學。上文已經說過，這個男孩子生下來以後就一直在距斯克沃列什尼基七百俄裏的O省由幾位姑媽撫養（由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出錢）。至於Andrejeff，也就是安德列耶夫，那麼他不過是我們本地的一個商人，一個小鋪老板，一個非常古怪的人物，無師自通的考古學家，十分熱衷於搜集俄國的古董，有時在學術問題上，但主要是在思想傾向上，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這位長著灰白胡子、戴著銀邊大眼鏡的可敬的商人，曾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小小的領地（挨著斯克沃列什尼基）上購買了一片幾俄畝的樹林供他采伐，但還欠四百盧布沒有付清。雖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在打發自己的朋友去柏林的時候慷慨地給了他很大一筆款子，然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臨行之前卻特別想弄到這四百盧布，這大概是由於他還有自己的秘密開銷。當Andrejeff要求緩期一個月支付的時候，他險些兒哭了起來。不過安德列耶夫有權要求緩期支付，因為他幾乎在半年前就預付了第一批款子，滿足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當時的特殊需要。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第一封信，並用鉛筆在“你們二位現在何方？”這句話旁邊加了一個感歎號，注明日期，便鎖進小匣子了。他回憶的自然是自己的兩個已故的妻子。她所收到的寄自柏林的第二封信，調子卻變了：“我現在一晝夜工作十二小時（‘哪怕工作十一個小時也好啊。’——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埋怨道），在圖書館裏東翻西找，查對資料，摘錄，四處奔跑，拜訪教授。我恢複了同卓越的頓達索夫一家的交往。娜捷日達·尼古拉耶夫娜至今還是那麼迷人！她問候您。她的年輕丈夫和三個侄兒都在柏林。晚上我們同年輕人交談，一直談到天亮，我們舉行的幾乎是雅典式的晚會[30]，不過這僅僅是就其機智與風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樂聲悠揚，不絕於耳，西班牙歌曲，對全人類的複興寄予的幻想，永恒之美的觀念，西斯廷聖母[31]，光明與黑暗的交替，然而在太陽上也有黑斑！啊，我的朋友，我的高貴而忠實的朋友！我與您心心相印，我是屬於您的，在任何國家我都始終同您一個人在一起，哪怕dans le pays de Makar et de ses veaux，您可記得，我們在離開彼得堡以前常常戰戰兢兢地談到他。我現在麵帶微笑回憶著往事。我一越過國境，便感到自己安全了，這是一種古怪的、新奇的感覺，在度過了如此漫長的歲月之後第一次……”等等，等等。
“哼，全是胡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斷言道，把這封信也折疊起來，“如果雅典式晚會持續到天亮，他就不能用十二小時坐下來讀書了。莫非他寫信的時候喝醉了？這個頓達索娃怎麼竟敢向我致意？不過，讓他去玩玩吧……”
“dans le pays de Makar et de ses veaux”這句話的意思是“馬卡爾都不願去那兒放牛”[32]。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故意用非常荒謬的辦法把一些俄國諺語和方言土語譯成法語，盡管他無疑是懂得它們的意思的，而且也能譯得好一些；然而他之所以經常如此，則是想炫耀一番，他覺得這種做法很俏皮。
但是他玩了不久，四個月都沒有過完他便匆匆回到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後幾封信通篇都是傾訴他對不在身邊的朋友那種一往情深的愛，而且確確實實沾滿了離別之淚。有些人生來就像巴兒狗那樣非常眷戀家室。兩個朋友見麵時真是樂不可支。兩天以後，一切全都照舊，甚至比以前更加無聊。“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兩周以後仿佛透露什麼絕密消息似的對我說，“我的朋友，我發現了一個使我害怕的……新情況：我是一名普通的食客，如此而已！是的，如此而——而——已！”
後來在我們這兒出現了一個沉寂時期，它幾乎持續了整整九年。經常發作的歇斯底裏和伏在我肩上的痛哭，對我們的幸福毫無影響。我感到奇怪，在這段時間裏，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並沒有發胖。隻是他的鼻子有點發紅，他的性情也變得更加溫和了。他的周圍漸漸形成了一個朋友圈，不過這圈子始終不大。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雖說同這個小圈子很少接觸，但我們全都把她看成是我們的庇護人。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訓以後，她終於在我們的城裏定居下來了；冬天她住在城內自己的寓所裏，夏天住在郊區自己的領地上。近七年來，也就是說，直到我們的現任省長前來上任為止，她在我省社交界起的作用和影響是前所未見的。我們的前任省長，令人永誌不忘而又和藹可親的伊萬·奧西波維奇，是她的近親，還曾受過她的恩惠。他的妻子隻要一想到會讓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不高興，就不禁哆嗦起來，而省內社交界對她的尊敬，則幾乎達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於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過得很舒服。他是俱樂部會員，經常道貌岸然地在牌桌邊輸錢，贏得了人們的尊敬，雖說許多人認為他隻不過是個“學者”。後來，當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允許他住在另一幢房屋裏的時候，我們就更加自由了。我們每周在他那兒聚會兩次；通常都很快活，尤其是當他不吝惜香檳酒的時候。燒酒就是從那個安德列耶夫的鋪子裏拿來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每半年付一次賬，付賬的那天幾乎總是他胃病複發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