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曇(1761-1817)，一名良士，字仲瞿，浙江秀水人。他是個舉人，與舒位齊名，成就不如舒位。他的“好遊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的狂放作風，與舒位“內行醇備，庶幾庸德之君子”的風貌不同。因此，他被目為狂人，終身潦倒，也甚於舒位。王曇詩以《住穀城之明日謹以鬥酒牛膏琵琶三十二弦致祭於西楚霸王之墓》律詩三首為最著名。茲錄其一：
江東餘子老王郎，來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手竟天亡。誰刪本紀翻遷史，誤讀兵書負項梁。留部瓠蘆漢書在，英雄成敗太淒涼!
同情項羽，抒發不平，“哭大王”實所以自哭，應該說，這種狂放的詩風對衝擊封建束縛和腐朽詩壇是有積極的作用的。
彭兆蓀(1769-1821)，字湘涵，號甘亭，江蘇鎮洋人。他隻是個秀才，一生不得誌，晚年好讀佛書，“自放於異氏”。他認為作詩必須“先想我肺腑，乃入人肝胸”，又說：“立言必根情，選字必擷芳”。因此他反對模擬，不滿意乾嘉以來的一些主要詩派：“厭談風格分唐宋，亦薄空疏語性靈。”他早年曾隨父到山西、河南等地，父死以後，多在外謀生，接觸過較廣的社會生活，對現實政治社會的腐朽麵貌也有一定的認識。他的《擬新樂府六首》、《田家》等反映現實的詩篇，藝術上雖無特殊成就，但畢竟是可貴的。如《輸租樂》：
輸租樂，農人不樂士人樂；二頃不須田負郭，卻向太倉充鼠雀。……某乙租庸移某甲，勢與縣吏相傾壓。長吏無如何，逋布累累多。公私各有利，遑複相譙訶!獨不見農夫擔負官倉口，顆粒何能角升鬥?多寡一任量人手。遺秉滯穗皆入官，鳩形婦子吞聲還!
——《擬新樂府六首》之一
揭露官、紳互相勾結、殘酷地剝削農民的事實，反映了尖銳的階級矛盾，是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的。可惜他的發掘還不夠深，也不夠廣，他的衝破傳統的束縛的努力也是比較微弱的。
乾嘉時代，在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詩風統治之下，黎簡、舒位、王曇、彭兆蓀等詩人雖然一般地說成就不大，但他們的獨辟蹊徑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們代表著詩壇風尚的轉變，是龔自珍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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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因此得名。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1668-1749)開始建立的。苞字鳳九，號靈皋，又號望溪。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的主張：“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也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書貨殖傳後》)。“義法”是方苞論文的唯一標準。他所謂“義”，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實際是從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思想出發的基本觀點。他所謂“法”，指的是表達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運用材料、語言等等。從這方麵看，他是概括了向來古文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的。如章法上，他主張“明天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中俳巧語”(見《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潔”。這樣，雖不免洗滌過甚，陳規戒律過多，但還是便於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
劉大櫆(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峰。他補充了方苞的理論，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論文偶記》)。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傳，號惜抱)，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辭類纂序》)：顯然又是劉大櫆理論之補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中葉的統治思想適應的。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別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