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陽湖人)和蔣士銓(1725-1784，字心餘，江西鉛山人)。他們的論詩主張，基本和袁枚的相近。趙翼議論較多，也有不少獨到的風解。他是個史學家，特別強調詩的發展、進化的觀點，認為“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論詩》)；“詩從觸處生，新者輒成故”(《佳句》)。因此他認為後來的詩總比前代的新，先後相承，各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甌北詩話》卷十)。“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論詩》)!這些見解，對盲目崇古的詩壇偏見，是非常有力的衝擊。隻是他所強調的新或新意，雖與“世運”聯係，但依然未著實際，主要指的是形式、語言等等表現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離開形式主義道路。趙翼的詩，也有打破束縛、衝口而出的特點，但議論太多，語句亦覺沉重板滯。蔣士銓作詩甚多，題材亦相當廣泛，《京師樂府詞》寫下層社會風習見聞，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認識意義。他以七言古體擅長，刻畫景物，具有氣勢蓬勃、形象生動的特點。但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也都不如袁枚。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論詩主“肌理”說。認為“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複初齋文集·延輝閣集序》)；“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誌言集序》)。這實在是為當時考據文士以故紙材料入詩尋找理論根據。他說：“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他把思想意義(義理)與組織結構(文理)、學問材料(肌理)統一起來，可見作詩重要的事，不在高舉神韻，或死守格調，或空談性情；而在讀書，有學問，有方法。他“詩宗江西派，出入山穀、誠齋”，是與他的詩論精神一致的。到嘉慶中，他成為詩壇的一位領袖人物，代表考據學派統治下產生的一個詩派，並影響到近代宋詩運動。
後一輩的著名詩人，有江蘇武進的黃景仁(1749-1783)；四川遂寧的張問陶(1764-1814?)。景仁字仲則，出身貧苦，一生不得誌。他的《觀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門秋思》等，都係傳誦一時的名作。他懷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現了哀怨婉麗的獨特風格。“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騶卒話生平”；“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他就這樣忍受著抑鬱和貧苦的折磨。黃景仁詩所以傳誦一時，在於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悶。它的根本缺點，仍在於缺乏廣闊的現實社會內容，不能深入揭露社會矛盾。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他是“性靈派”詩人，詩風和袁枚相近。他的名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寫白蓮教起義，雖然本能地誣之為“盜賊”，但他描寫見聞，不僅流露了同情人民、厭惡官軍的感情，客觀上也揭露了“盛世”的虛偽和深刻的社會矛盾，是有一定的曆史意義的。
乾、嘉詩人，表現要擺脫上述主要詩派影響的，先後有黎簡、舒位、王曇、彭兆蓀等。
黎簡(1747-?)，，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他是嶺南的一個著名的詩人和畫家。自稱“簡也於為詩，刻意軋新響”(《答同學問仆詩》)。詩中有畫是他的詩最大的特點。“七二峰倒江水，俯見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鬆，回合三萬寒虯龍”：這是詩，也是畫記。他刻意創新，言人所不能言，確乎開辟了自己的道路，但仍隻是一條缺乏廣闊的社會內容的小路。
舒位(1765-1815)字立人，號鐵雲，河北大興人。出身於官僚文士的家庭，中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後來“九上春官，座不得遇”。舒位以為“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為詩，若無真性情即能為詩亦不工”(陳裴之《舒君行狀》)。他讀書極博，又奔波四方，接觸現實社會生活也頗為廣闊。“讀萬卷書，未能破之；行萬裏路，僅得過之；積三十年，存二千首”(《瓶水齋詩集·自序》)：這就是舒位詩的實際。他的詩以七古為尤勝，如《張公石》、《斷牆》、《老樹圖》、《破被篇》等都很有名。它的特點，在能衝破束縛，得心應手，揮灑自如。這裏且看他的《杭州關紀事》：
杭州關吏如乞兒，昔聞斯語今見之。果然我船來泊時，開箱倒篋靡不為。與吏言，呼吏坐，所欲吾背從，幸勿太瑣瑣。吏言“君果然，青銅白銀無不可”；又言“君不然，青山白水應笑我”。我轉向吏白：……身行萬裏半天下，不記東西與南北。問我何所有?笛一枝，劍一口，帖十三行詩萬首，爾之仇敵我之友。我聞榷酒稅，不聞搜詩囊；又聞報船料，不聞開客箱；請將班超所投筆，寫具陸賈歸時裝。……
這一首詩描寫了杭州關吏開箱倒篋、搜索青銅白銀、形同盜賊的戲劇場麵。微婉曲折地揭露了清王朝的現實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朽麵貌，表現了詩人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色彩。全詩以三四言至五六言、七九言雜用，使口語的自然音節與詩的韻律節奏結合得相當自然，藝術上也達到成熟的境地。龔自珍以“鬱怒橫逸”概括舒位詩，主要是指這種自由奔放、衝破藩籬的創造精神。雖然他的詩思想還不夠深刻，但已表現了乾嘉之際詩風的轉變，是有其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