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特別是前一首，不僅寫了她與情人痛苦的離別，並且寫了她對情人殉情而死的深切的掉念。作品中兩對青年的命運正是那個時代必然產生的悲劇。但青年人是頑強的，他們繼承了前代民歌中那種“要分離除非天做了地”的精神，表現了更為強烈的叛逆精神：
思想著才郎，惱恨著爹娘。腳 著花盆，手扶著牆；兩眼不住的淚汪汪。因為才郎挨了一趟打，打的奴渾身上下茄樣。郎噯!能舍這皮肉不舍親郎。
——《時興呀呀呦》
冤家要去難留下，滿滿斟上一杯茶。這杯茶，留下冤家說句兒話：既要去，就該留下知心話；偷偷瞞瞞不是個常法。到不如瞞著爹媽，逃走了罷!瞞著爹媽，逃走了罷!
——《京都小曲鈔》
任何迫害，不會使青年人屈服，任何禸體的摧折，也不能熄滅他們心中爭取自由的火焰，“能舍這皮肉不舍親郎”，這就是他們的回答，“瞞著爹媽，逃走了罷”，這就是他們的行動。
清代還有少數民族民歌和兒歌專集的刊行。前者如《粵風》中後三卷的《瑤歌》、《苗歌》和《僮歌》。作品多半是情歌，也反映了他們的一些習俗。但由於是用漢字標音，雖經注釋，仍有不少難懂之處。後得如鄭旭旦的《天籟集》和悟癡生的《廣天籟集》等兒歌集，它們是成年人向兒童傳授知識，訓練兒童語言的，一般句子較短，語言簡易流暢，適合兒童誦唱。但其中亦有少數反映社會生活的一些側麵。
第十章 清中葉的詩文
第一節 乾嘉間的詩派和詩人
在清統治者殘酷的政治壓迫和反動的文化政策統治之下，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家所代表的進步的學風、詩風和文風，不可避免地要朝相反的方向轉變。從康熙時代的閻若璩到乾隆、嘉慶時代大批的“漢學家”，他們的文字、經史之學，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顧炎武等“經世致用”的積極精神，鑽進了故紙堆，形成盛極一時的“考據”學風。他們以“實事求是”相號召，自以為有“求實”的精神，不知他們避開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隻是從故紙資料到故紙資料，恰巧把經史之學變成另一種空疏無用的東西。同時程朱理學，通過八股文考試製度和統治者的尊崇提倡，在王學被打擊之後，成為獨尊的統治思想。詩風、文風離開清初現實主義的道路，向著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方向發展，也是很自然的。杭世駿於乾隆初年曾說：“自吾來京都，遍交賢豪長者，得以縱覽天下之士。大都絺章繪句，順以取寵者，趾相錯矣。其肯措意於當世之務，從容而度康濟之略者，蓋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江岷山知晉州序》)。這是當時脫離現實、庸俗苟安的士風和玩弄章句詞藻，走向擬古主義、形式主義詩風、文風真實的反映。
從康熙晚年到乾隆中葉，在詩壇上發生很大影響的，首先是沈德潛所標榜的格調說。德潛(1673—1769)字確士，江南長洲(江蘇蘇州)人。他是一個典型的台閣體詩人，所作絕少成就。他早年即以詩論和選家著名，他的《說詩晬語》，認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這就是要求詩必須為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服務。因此，他主張詩人“立言”，在態度上，必須“一歸於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須講求比興、“蘊蓄”，不能“發露”：這就是要求詩人不要揭露矛盾和鬥爭，努力維護封建統治。所以他選詩“既審其宗旨(詩道)，複觀其體裁(格律)，徐諷其音節(聲調)”，“而一歸於中正和平”。這個詩派，是康、乾“盛世”的產物，它為當時脫離現實的詩風，找到了比“神韻派”更為有利於封建統治的理論。沈德潛的許多詩選，如《唐詩別裁》、《古詩源等》，體現了他的擬古主義的詩論觀點。但它們指陳得失，辨析源流，也起了一定的流傳、借鑒古典詩歌的作用。
同時著名詩人厲鶚(1692-1752)，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塘人。他研究宋詩，作詩亦取法宋人，與沈德潛曾“同在浙江誌館，而詩派不合”(《隨園詩話補遺》卷十)。他讀書極博，特別熟悉宋元以來雜記小說，因而喜歡在詩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為餖飣鎖屑一肖。他生長杭州東城，有些近體詩，謐畫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致。但由於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現實內容，他的獨辟蹊徑的努力，適足以表現其形式主義傾向。
未曾沾染似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自成一派的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他工書善畫，當時不以詩文著名，但由於出身貧苦，久居民間，深知人民被壓迫剝削的痛苦，也看到“吾輩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實在庸俗不堪，從而發出“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的大膽議論(《範縣署中奇舍弟墨第四書》)，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他的許多詩篇，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貪官惡吏，如《悍吏》、《私刑惡》、《逃荒行》、《還家行》等。《偶然作》一篇，將“才子”的華貴與“民瘼”對照寫來，尤見作者憤世不平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