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繆；天地不能言，聖賢為嚨喉。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名酒黃羊羹，華燈水晶球；偶然一命筆，幣帛千金收；歌鍾連戚裏，詩句欽王侯；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時休!秋寒室無絮，春日耕無牛；嬌兒樂歲饑，病婦長夜愁：推心擔販腹，結想山海陬。衣冠兼盜賊，征戍雜累囚。史家欠實錄，借本資校仇。持以奉吾君，藻鑒橫千秋。曹劉沈謝才，徐瘐江鮑儔，自雲黼黻筆，吾謂乞兒謀!
這裏作者指出統治階級的“才子”驕奢淫佚的生活和人民所受饑寒壓迫的痛苦的真相，反映了深刻的階級矛盾，觸及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思#兔#在#線#閱#讀#
鄭燮非常推重杜甫，認為杜詩“隻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愛國愛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他反對當時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直斥提倡“文章不可說破、不宜說破”，“言外有言、味外有味”的娖娖“ 纖小之夫”的“自文其陋”。這顯然是對“神韻派”和“格調派”的指責。
鄭燮的散文也獨具一格。“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學夫人徒自苦”(《贈潘桐岡》)。反對模擬古人，直達肺腑，是他的詩文創作根本的、一貫的精神。他的《家書》，敘述家常，無所不談，抒情議論，脫口而出，每多獨見，比之於詩，表現了更多地打破陳規定矩、自由抒寫的精神。
比鄭燮更徹底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是稍後的著名人袁枚(1716-1797)。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他少年得誌，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入翰林，出為溧水等縣令。三十三歲即於南京小倉山築“隨園”，過著論文賦詩、優遊自在的享樂生活，足足半個世紀。
袁枚的思想是比較自由解放的。他對當時統治學術思想界的漢、宋學派都有所不滿，而特別反對漢學考據。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玄)虛；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他還認為六經“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當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書》)。這對當時埋頭故紙、支離破碎的漢學家，實在是當頭棒喝。他主張詩寫“性情”，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隨園詩話》卷三)。又說，“作詩不可以無我”(同上卷七)。這就是說，作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在袁枚看來，“性情”是詩的根本，一切題材內容、音韻格律、語言風格等等，都是“有定而無定，恰到好處”即妙。他宣稱對於古今人詩，對於各個流派、各種風格的詩，“無所不愛”，“無所偏嗜”，主要在看它們有無表現性情。因此，他反對模唐仿宋、大談格律、以書卷考據作詩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他更不喜愛一切迭韻、和韻、用僻韻、用古人韻等等來束縛性靈，以文字為遊戲。袁枚論詩顯然和鄭燮一樣，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響，但他的立論比之“公安派”要具體、係統得多。對於清初以來的著名詩派和“神韻派”、“格調派”等等，他並不一筆抹殺，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優劣得失，對當時的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詩風，確乎起了很大的衝擊作用。但他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終於不免陷入“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種形式主義結論。
袁枚的詩創作，確能如他自己所說，直抒“性情”，即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擬格調或以考據文字為詩的作品，別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起早》)；“十裏煙籠村店小，一枝風壓酒鎮偏”；“綠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護短長橋”(《春柳》)：這些詩句，意境明晰，自有韻味，而又不像“神韻派”那樣朦朧隱約，不著實際。袁枚的佳作大抵就是這類近體詩。根本缺點在於缺乏現實社會內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紀事的範圍，所謂“行藏交際，具有於斯”詩在袁枚手裏，隻是一種運用自如的消遣，一種剔透玲瓏的“盛世”的點綴。
和袁枚齊名的詩人有趙翼(1727-1814)，字雲鬆，號甌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