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低頭不敢仰視。在書店裏看到自己的八股選本就打聽它的銷路。在這些看來似乎漫不經心的描寫裏，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虛，已相當生動地表現出來了。
當然藝術的真實並不排斥誇張，在真實基礎上的誇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周進撞號板；範進中舉發瘋；範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發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誇張，而取得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於作者態度的嚴肅和愛憎的分明，他還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這批貪官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他對具有誠篤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難，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舉的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諷刺。王玉輝是受封建禮教毒害很深的人，為了“青史留名”，他鼓勵女兒殉節，在女兒死後，還“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兒入烈女祠公祭的時候，他卻“轉為心傷，辭了不肯來”。後來在蘇州見到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卻又想起了他的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作者通過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麵掌握了人物複雜的性格，同時又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作者的諷刺有時還隨著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質的變化而分別采取不同的態度。如範進未中舉以前，境遇相當可憐，作者雖對他有一定諷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後來他中了舉，做了官，變得很惡劣，作者的態度也隨這改變，就對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風。總之，吳敬梓的諷刺藝術不僅分寸掌握恰當，而且能將矛頭直接指向罪惡的社會製度，而不是人身攻擊。它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這是《儒林外史》經常運用的諷刺手法。小說第四回寫“遵製丁憂”的範進去湯知縣處打秋風時的情況：
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就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範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製，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碗杯，一雙象牙箸來。範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裏通過範進行動的前後矛盾，把他居喪“盡禮”的虛偽性揭露無餘。又如嚴貢生正在吹噓自己“為了率真，在鄉裏之間，從來不曉得占人寸絲米粟的便宜”時，小廝就來說：“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再如胡屠戶在範進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罵得狗血噴頭；中舉後就說他是“天上的星宿”，開口“賢婿”、閉口“老爺”，就活畫出這個市儈小人的醜惡嘴臉。
明清明代其他長篇小說如《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對黑暗現實的揭露雖然也很深刻，但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麵人物卻寫得更光輝、更動人。《儒林外史》寫得最多、也最吸引人的無疑是儒林中的各種醜惡現象，表現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麵人物在小說中畢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麼動人。從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說是我國小說史上比較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
《儒林外史》語言的特點是準確、洗煉而富於形象性。作者經常能三言兩語，使人物“窮形盡相”。如第二回中寫夏總甲“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胡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裏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裏一個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現在我們麵前。有時由於一個字用得很恰當，使人物“情偽畢露”。如嚴監生妾趙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間侍奉湯藥，極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時，甚至祈求菩薩寧願替她死。但當王氏死前到趙氏說了“何不向你老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了填房”之後，作者緊接著就寫“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這一個“忙”字，就把趙氏的虛偽麵目暴露無遺。吳敬梓學習運用人民群眾的口語相當成功，對話中有時引用諺語、歇後語，也能恰切自然。
小說的藝術水平是不平衡的，特別是三十八回以後遠不如前麵描寫得深刻有力。郭孝子尋親、青楓城大戰、野羊塘大戰等片段，不但思想內容差，藝術上也是敗筆。
《儒林外史》的結構“雖雲長篇，頗同短製”。沒有連貫全書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時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與其來俱起，事與其去俱迄”。這種獨特形式雖然是受到了《水滸傳》等書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出於作者的藝術構思。全書以反對科舉製度為主幹，通過這一點，運用自如地安排各類人物和故事，從而達到較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目的。因此，盡管這種結構形式不免有些鬆懈，但對它所反映的特定內容來說是和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