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殼”。後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隻得給商人記帳。當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而當商人們答應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範進也是個連考二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裏沒有早飯米，隻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為了爬上統治階級地位，升官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臧蓼齋說他為什麼要拚命花錢補個稟生時道：“稟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另一個人物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台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鬥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並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作者通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製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輕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作品還寫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讀書人，他們出仕則為貪官汙吏，居鄉則為土豪劣紳，從而進一步暴露了科舉製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政治的窳敗。王惠當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問：“地方人情，可有什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什麼通融?”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衙門裏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高要的湯知縣為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賄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師父，引起回民鳴鑼罷市。彭澤縣大姑塘附近兩隻鹽船被搶，告到縣裏，反而挨了知縣的二十大板。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性。即使不作官，他們也能以貢生、舉人的特權，通過同年或師生關係，勾結官府，魚肉人民。退仕的張靜齋就是本鄉的惡棍。嚴貢生橫行鄉裏，他強圈別人的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向人要利息，訛詐船家，霸占二房產業，是個典型的劣紳。
在諷刺舉業中人物的同時，作品還用了大量篇幅刻劃那些“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的人物。他們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讀書人，以風流名士自居，過著無卿的寄生生活。婁三、婁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滿腹牢騷，回到家鄉，自命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俠客尊為上賓，結果落了一場沒趣。無數鬥方名士靠胡謅幾句詩，沽名釣譽。連醫生趙雪齋，開頭巾店的景蘭江，鹽務巡商支劍峰也假托名士，趨炎附勢。作品通過他們的所謂詩酒風流的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徑，從另一方麵反映了封建文士們的生活真實，指責了科舉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後果。
除了儒林群醜外，小說還揭示了一些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現實。官府衙門從上到下令汙成風。“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有了錢就是官”，萬青山由假中書變成了真中書。像潘三這類的差役，也處處為非作歹，把持官府，包攬訴訟。而真正做些好事，較為清廉的官吏，卻往往沒有好結果。肖雲仙罰款，湯鎮台被貶。至於廣大淳樸善良的人民生活更是痛苦。小說中出現了投水自殺的農民，無法安葬母親的楊裁縫，賣了兒子的倪老爹山中剪徑的木耐人婦，作者都以深切的同情，描繪了他們活不下去的慘境。
《儒林外史》不僅有揭露、諷刺，而且有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麵人物。杜少卿是個貴公子，在他身上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他慷慨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捧出大量的銀子來幫助他，錢花完了，就變賣產業。他輕視功名富貴的科舉製度，在辭卻征聘以後，“鄉試也就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罵那些學裏的秀才作奴才，罵那熱中功名的臧蓼齋作匪類。他反對多妻。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沈瓊枝，稱讚她說：“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士芥，這就可做的極了。”他說：“《溱洧》之詩，也隻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並不顧他人的訕笑，與妻子攜手同遊清涼山，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個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瓊枝，敢於反抗封建社會的壓迫，以刺繡賣文為生，自食其力，是個新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