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使君”，《哀流民》、《插稻謠》控訴剝削階級的喪絕天良。《插稻謠》末解寫道：“累歲年豐無餒，僮婢長大，難以驅使。稻畦幹，稻苗死，貧人哭，富人喜。”沉痛、深刻，都是樂府詩中少見的作品。
屈大均(1629-1696)，是清初遺民中行輩較晚的詩人，字翁山，廣東番禺人。他有強烈的反清情緒，反對剃發垂辮，因削發為僧。曾作《藏發賦》以寄其故國之思。他認為自己是屈原的後代，對屈原表示崇敬，有《拜三閭大夫墓》、《題招屈亭》等詩。他常常通過對曆史英雄人物的歌頌來寄托愛國的思想感情，對魯仲連、荊軻、陳勝、諸葛亮、文天祥等及其有關古跡都有歌詠，或取其抗秦，或取其興漢，特別是對魯仲連的義不帝秦極力歌頌，認為“從來天下士，隻在布衣中”(《魯連台》)。甚至誇張地說，“魯連如不死，天下豈為秦”(《讀史》)。又歌頌荊軻說：“一自悲風生易水，千秋白日貫長虹”，並且極為明顯地寓意說：“壯士至今猶發指，寇仇長枕報秦戈”(以上《讀荊軻傳》)。雖然壯誌不遂，未免失望，但他總是不忘故國，十分殷地盼望恢複。如《經陽江電白邊界感賦》有雲：“中華餘一島，正朔在重溟。望斷黃龍艦，風帆似水萍。”直至康熙二十七年，台灣鄭氏久已消滅，恢複根本絕望，他還發出無限的感慨說：“久無王正月，徒有漢遺臣。草野私哀痛，漁樵愧隱淪”(《戊辰元日作》)。從此以後，他也隻有走上消極反抗的隱居道路。在稱道魏禧的高尚的品格的同時，他嘲罵那班不能堅持到底，終於失身的人說：“鄰女窈窕姿，將老猶珠璣”，“秉節乃不終，媒妁持為市”(《贈魏處士冰叔》)。屈大均的民族意識就是如此堅強。
屈大均的詩現實內容豐富，在《大同感歎》中揭露清統治者的殘暴：“花門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溢槽中，馬飲毛生光。”《猛虎行》比他人為“食盡中土肉”的猛虎。《民謠》也揭露貪汙狼藉的贓官：“白金乃人肉，黃金乃人膏。使君非豺狼，為政何腥臊。”《菜人哀》反映那時饑荒賣人肉的慘狀。他的詩長於近體，五律尤工，“雋妙圓轉，一氣相生”。例如《攝山秋夕》：“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鬆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雞曉，披衣念遠征。”
清初有不少散文家，較早的如王猷定、魏禧等。王猷定(1599-1661?)，字於一，江西南昌人。曾參史可法軍幕。入清，絕意仕進，“以古文自雄”，開始轉變明末文風。其文如《李一足傳》、《湯琵琶傳》、《義虎記》都是絕好的傳奇性散文。《義虎記》尤屬誌怪之作。黃宗羲稱道他這幾篇文章是“近日之錚錚者”，而李良年(論文口號)雲：“於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蕭瑟轉欷歔。‘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補《齊諧》誌怪書。”說它們荒誕無稽，近於小說，不是古文“正宗”。其實在我們今天看來，用小說傳奇體打破傳統的古文寫法，正是作者的成就。
魏禧(1624-1680)，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寧都人。明亡，教授山中，為“易堂”諸子領袖，與兄際瑞、弟禮號稱三魏。魏禧深抱亡國之痛，在《許秀才傳》中沉痛地說：“禧亦故諸生，方偷活浮沉於時，視二許能不愧死入地哉?”因此他的散文多表彰抗敵殉國和堅持誌節之士，如《江天一傳》、《高士汪渢傳》等。魏禧的散文以人物傳記為最突出，在《大鐵椎傳》中他塑造一個大俠客、大力士的英雄形象，不僅描寫大鐵椎的勇力絕人，而且感慨人材的不為世用。他把這位江湖異人比之為椎擊秦始皇博浪沙中的力士，其寫作用意是很明顯的。他的散文以見識議論為主，而以有用於世為目的。敘記文每遇遺民誌士可歌可泣的重要題材，就更加感慨激昂，描摹淋漓盡致；但又低回往複，頓宕紆徐，兼有歐蘇之長。《哭萊陽薑公昆山歸君文》以敘事為抒情，是代表這一特點的極為動人的散文。他論文謂“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又反對摹仿，認為“依傍古人作活”是做古人奴婢(《日錄·雜說》)。這些都是很好的見解。
除上述愛國作家外，還有晚節不終的侯方域(1618-1654)。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府學生。少年時，主盟複社，與東南名士交流，聲氣甚盛。他是一個貴公子，熱心功名，“素性不耐寂寞”，故民族立場不堅定，終於參加鄉試，中順治八年副榜，喪失民族氣節。他的散文當時推為第一。大抵學習《史記》，而以才氣見長，但學力不夠，未免有意做作。他自己嚐說“未嚐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雖然是謙詞，倒也符合實際。他的《李姬傳》寫她的“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儼然是一個嚴正高潔的婦女形象；《任源邃傳》寫一個抗清的“布衣”；《馬伶傳》寫馬伶從實際生活中體察到人物性格及其聲音笑貌。這些分別反映了當時人民反對閹黨和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而後者學習唐人傳奇，藝術成就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