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報顯示：“免費午餐”基金自2011年實際總支出346.79萬元，其中學校撥款310.9萬元，覆蓋14個省份，129所學校。
王振耀說，應當在全國推廣“免費午餐精神”。他解釋說，他看到財務報告，很驚訝。一、“免費午餐”很明了地展示項目各項成本的情況，沒有隱瞞，清晰、透明；二、籌資成本在國際上是很正常的，法律規定是合法的，但很少有人會說出來，“免費午餐”如實說，我覺得真有勇氣；三、“免費午餐”的成本支出，普遍都低，我甚至擔心項目的可持續性。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行政管理成本不超過10%，而根據國際慣例，行政管理成本甚至可以到20%，但“免費午餐”基金隻有5%。調研山區的學校、聯絡、論證等都需要執行成本，這個成本沒有規定比例，但“免費午餐”基金的執行成本隻有3%，還做到了至今沒有出現問題；四、很多公益組織都是一次性將善款全部撥付，省事是省事，但不利於監管。像“免費午餐”這樣兩個月撥付一次善款，做到如此嚴格監管的實在太少。
財報參考《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製度》編製，主要為財務收支表，每一筆支出細到通訊費、差旅費及誌願者津貼都很清楚。王振耀老師說：“哪些錢花在哪裏，老百姓都能清清楚楚看得到。”這是一份普通人可以讀懂的財務審計報告。
王振耀給我們的建議是，公益項目成本過低，並不利於公益項目的可持續發展。確實如此，我們去鄉村，用於執行午餐的一些費用是可以報銷的，但夥伴們基本沒有進行報銷，大部分選擇自行承擔差旅、通信等費用。
後來，我仔細反省了自己，我們這麼節省，一部分是確實不忍用孩子的飯錢，我們保留這一種難能可貴的誌願者精神，但也有一絲迎合民意，獲取公眾更多好感的潛思維。
我們不能變成一個沽名釣譽的家夥，由我們自己承擔一些開支終究難以為繼，也不利於整個事業的規範發展，更為整個公益行業抬高了道德標準——人們會去指責正常支出的組織，為什麼鄧飛能做到那麼低，你們不可以呢？
後來，我聽到了一個子貢贖人的故事。魯國法律規定，魯國人發現有同胞在外國淪為奴隸，如把他們贖出來，就可到國庫報銷贖金。一次，子貢贖回一人，卻拒絕了國家贖金。孔子批評他說，你做了一件好事，但開了一個壞的先例，你富裕可以拒絕國家贖金，顯示自己的高尚，但那些不富裕的國人以後擔心被指責道德不如你高尚，就不會幫同胞贖身了。
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道德的目的，並不是要所有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樂於做無損於己但卻有利於人的好事。公益需要細水長流，需要免於犧牲，不能被高尚綁架和摧毀。
我們的初衷是為了幫助鄉村孩子免於饑餓，而不是為了證明我們多麼廉潔和節省，把應該報銷的正常支出往自己肚子裏吞。
我宣讀了一封感謝信。這一年，激情伴隨著汗水和淚水，風風雨雨，我們確實走得不容易。我最想說的還是感謝！這一年，各地越來越多的誌願者團隊和捐款人，因“免費午餐”走到一起，默默地支持我們；各地的媒體人也派出公益和調查記者團隊，持續關注“免費午餐”的成長。
對一個在過去一年裏高速成長的，覆蓋全國的民間慈善項目，要進行一個梳理，需要以一種比較嚴苛的自我暴露的方式。我們盡量做到財務公開清晰明了，細致規範。
財務報告發布之後，有人質疑我們籌款多，但花在學校的錢比較少。確實是這樣，但這些捐款是在一年內陸續進入的。另外，我們在8個月時間覆蓋全國163個學校，已經做到我們現有能力的極限，我們不貪功不冒進，更多孩子吃飯是關鍵，用好捐款人的錢，也是關鍵。
2012年，“免費午餐”要花掉2011年籌款的70%，我們將招募更多的工作人員和誌願者，穩健有力進行。我們的計劃是兵分兩路——一路是繼續合作地方政府，他們為主，我們為輔，支持配套他們做飯。另一路，我們去國家項目沒有覆蓋的地區，還有很多地區的鄉村孩子也需要午餐，我們先進入，做好鋪墊，引導國家進入。
我的理想是，每一個鄉村孩子，都有一份“免費午餐”。
接受采訪時，我第一次提出“去鄧飛化”，“免費午餐”終要有一日擺脫我的影子。我認為，一個公益慈善項目的可持續發展，應該是建立在良好製度設計之上，具備自我運行、接受監督和及時糾錯的能力，而不是靠一個偶像的一己之力。把一個項目和某一個人捆綁起來，是不可靠的，也是不正常的。
王振耀老師卻批評了我，認為“免費午餐”項目還不夠穩健結實，還需要發起人用力牽引，這時提出離開，不貪戀權力聲望，看上去顯得道德高尚，成就了自己清譽，卻必將損傷整個事業。“還有誰比你發起人，更了解和愛護你自己的事業？”他說，一個事業如果沒有一個責任人，就會失敗。“你要離開，你請來的一個主管能不能承擔失敗的責任呢？”
其實，我們一直在持續推動“免費午餐”事業的專業化進程。2月25日，來自全國各地的誌願者第一次聚集北京，召開“免費午餐”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審議通過了“免費午餐”基金章程，確立互相獨立、共同協作的組織架構，建立了一條較為完善而細致的工作流水線，令分工和協作清晰流暢。
對蜂擁而至的頒獎、讚美和榮譽，我告誡自己一定要克製，並告訴大家：我不是什麼英雄，更不是什麼道德楷模、青年領袖、社會活動家等。我隻是一個鄰家大哥，一個熱心人，一個不想自己孩子饑餓、被拐賣或遭受其他苦難的父親。或者說，我是一個心裏有柔軟、勇氣和正直的調查記者。
我為什麼會獲得與眾不同的力量？師曾誌和她的北京大學新聞學團隊一直在觀察、梳理和思考，試圖找到答案，她提出“賦權論”——社交工具和移動互聯網正在重構社會關係，改變著現有的權力格局，孕育新的權力。我掌握鄉村兒童信息，自由而快速傳播和卓有成效的變革行動，可以被人民看見，並贏得信任和支持，先獲得一種來自新技術的賦權，進而獲得來自社會的強大賦權，而不是傳統機構來賦予權力。
令新聞界振奮的是，來自新技術和社會的賦權，令一個記者變得異常強大，更在強政府弱社會的結構下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場域，複製催生很多像我這樣的行動者，有力實現變革。
我的生活正在發生很多變化，我一直不喝酒，寫稿熬夜煙不離手，但某一天，我抽不完一支香煙，我知道我的狂飆猛進透支了身體，令身體開始拒絕香煙，所以我戒了。
以前，我經常和其他調查記者在一起打撲克，舒緩壓力，但現在因為想事太多，無法集中注意力去計算牌，也隻好放棄。這樣，我可以把這些時間放在女兒三三身上，她出生那天，我在重慶縉雲山上匆匆趕回，一直在外奔波，很少有時間陪她。她更多在電視裏看見我，每次，她都會舉起右拳，大喊爸爸厲害！爸爸厲害！
我以前讀過資中筠的《財富的歸宿》，她寫道，基金會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和發展教育科學，和自由媒體、持續改良的美國政府並列成為美國20世紀漸進改革的三大力量，幫助美國結束混亂，建立秩序。
是的，做了十餘年批評者後，我想嚐試切換一下，學習做一個建設者，用公益的方式來解決中國一些社會問題。
4月10日，北京小雨。
“免費午餐”團隊從李克強副總理手裏拿到“中華慈善獎”，它是中國慈善領域的政府最高獎。和我們拿到的數十個大小獎勵一樣，榮光屬於所有捐款的誌願者。
獲獎後，人民網輿情頻道主編祝華新在微博上祝福“免費午餐”榮獲中華慈善獎。他認為，我的轉型，對中國現階段的國民人格轉變，減少暴戾怨恨之氣，尋找一個恰當社會定位有一定啟示。長期以來，我們一類人習慣求政府，認為政府是萬能的，每逢困難，動輒請政府加強管理；一類人習慣怨政府，認為所有問題都是政府製造的，見政府就開罵；還有一類人是王朔筆下的玩世不恭者，隨便你，不和你玩兒。
其實，我們可以變成第四類人，不認為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政府，也不認為政府是超人，可以解決我們所有問題。我們既是勇敢的批判者，又是務實的建設者——一邊監督政府“越位”，一邊身體力行提請政府彌補“缺位”。祝告訴我，體製內力量對我心存好感，人民日報一位領導在簽發《“免費午餐”能否成為慈善樣板》一稿後，還上網到“免費午餐”天貓公益店買了30份午餐。
我們生活在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所以，如同一網友所說，我們的身體裏會有三個男孩，一個溫暖且善良，一個尖銳又刻薄，還有一個憤怒而悲傷。每一天，我們遭遇的好或者不好，令三個男孩輪番上場，隨時切換，多數時候我們複雜模糊，又因為無根無源，心裏淒苦。
“免費午餐”意外喚醒了很多人心裏的第一個男孩，涓流成河，溫愛潤澤大地。
【國家行動】
孩子的午餐是國家戰略，關乎到國家戰略的長遠發展，所以不可以不做，不可能不做，孩子吃飯至少要吃一百年。
教育部副部長魯昕
5月，北京，這座龐大城市開始彌漫溫暖氣息，我們也得到了一個好消息。
一個叫穆小勇的導演說他們拍了一部兒童電影，講述一個北京孩子的奔跑和夢想的故事，他願意把票房捐給鄉村孩子。他建議，要把城鄉的學校連接起來，讓城市學校支持鄉村學校，讓孩子幫助孩子。
在呼家樓小學，我們和穆的電影公司簽署了協議，我們獲得保底捐款100萬元。我第一次見到京城學校的小學生，個個朝氣蓬勃，活力十足，圍著我們嘰嘰喳喳問問題，我不由想到了大山裏麵的那些孩子，他們雖然衣衫襤褸，但一樣嬌嫩、純潔、好奇，煥發著成長的力量。
他們沒有區別，都是我們的未來。
很快，我看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宣布，營養餐將在全國22個省區8.2萬所農村義務製學校實行，這些學校的食堂、供餐餐飲企業將被全麵排查。
食品安全的問題也一直折磨著國家項目，令執行者如履薄冰。我們也是如臨大敵，持續收集和分析國家項目的信息，我們注意到牛奶和麵包多次傷害鄉村孩子，簡直就是一顆地雷。
5月，我們撤出甘肅會寧5所“免費午餐”學校。有人不解，詢問我們為什麼要從學校撤出來？我發出了一條標題為“我們的道歉”的微博，稱國家項目開始後，多省采用牛奶雞蛋模式，但湖北鶴峰、湖南新晃兩個“免費午餐”模範縣繼續堅持午餐，湘西兩個學校老師拒絕領牛奶，堅持正常開餐。經溝通，河南、廣西、西藏等地學校斷奶供餐。
我們在甘肅會寧有5個學校，但會寧方麵說，全縣都是牛奶麵包，如果任由我們繼續在學校做飯，其他學校也都會要求做飯——做飯顯然優於牛奶麵包，但那將會給當地政府造成巨大麻煩。因為中央財政僅僅支付學生的午餐費用，地方政府需要提供配套，而他們財力窘迫，無力配套。
我們表示願意幫助支持該縣配套，但他們又提出會寧開餐，又可能會令甘肅陷入尷尬，我們隻好退出。
“免費午餐”拒絕和牛奶麵包並存共處，這是我們的原則。我們不是不願意信任牛奶，雖然它聲名不夠好，但我仍相信在中國一定還有可靠的牛奶。隻是，我需要警惕的是，我們學校多在邊遠貧困地區，乳製品運輸和保存的條件匱乏，再好的牛奶也可能在這個漫長鏈條中出現問題。讓孩子出事，就是大事，很可能激怒公眾，遷怒甚至毀掉這個牛奶品牌，何必冒這個風險呢？
一名乳業內部人士私信我說，每個孩子隻有3元，如不遭克扣，除開一塊蛋糕或者麵包，用於牛奶采購的錢隻有一元多，刨去包裝、運輸和應得利潤，真正落在牛奶身上的就隻有幾毛錢，幾毛錢能獲得一盒營養牛奶嗎？另，牛奶公司最揪心的是嚴防死守保證牛奶不出事，必加多次消毒。所以，這種送進鄉村學校的牛奶最後隻可能是一盒放了多種無毒添加劑的奶狀液體，不可能有多少營養。
此外，我們堅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本地食材足以支持當地人的營養，我們為什麼要舍近求遠，讓孩子吃單調食物呢？事實上，不停有網友在微博上批評說，一些孩子因不能忍受每天的牛奶麵包，而拋棄或者用牛奶“打奶水仗”，極為浪費。
更隱蔽的一個心思是，牛奶和“免費午餐”並存在一個學校，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很難厘清責任，屆時我們極有可能成為替罪羊，進而遭遇停掉，傷害整個項目。
我們請求學校和地方的誌願者去和當地的教育部門溝通，爭取國家的營養改善資金直接撥付給學校，繼續執行我們已經開始的正餐。如可以，我們願意提供老師、廚師和學前班孩子的相關費用，繼續開餐，否則，我們隻能夠結算撤出。
我們看見，在這樣的原則下，有一些學校陸續退出，改午餐為牛奶麵包，我們也遭遇輿論或者來自牛奶公司的巨大壓力，有網友質疑我們在綁架孩子，與地方政府為敵，“為什麼孩子有政府的牛奶，就不能吃你們的午餐了？”
我告訴我的夥伴們，無論如何，這是我們的一條紅線，絕不能讓步。
民眾對牛奶進入鄉村學校也是驚恐不安，怒火也燒到了我們身上——我們監測到互聯網上對我們的點名批評陡然暴漲，一看，原來是有人在批評我們發放牛奶和麵包，走樣變形，但事實上他們批評的是國家的營養改善計劃。
一個叫“池邊墨梅”的網友寫了一篇文章《請依據事實批評該批評的人》，送給每一個不了解“免費午餐”和國家營養改善計劃區別的人，他希望從今以後，針對“免費午餐”的每一句批評都是依據事實而不是誤解，不要縱容自己誤解去傷害那些善良無辜且努力前行的人。就像我們自己的善行不希望被他人的誤解傷害一樣。
有網友建議我們立即更名，明顯地區別“免費午餐”和國家營養改善計劃，並且借助更名的時機向公眾說明情況，扭轉對“免費午餐”不利的情形。我對這些善意表示了感謝，但同時表明，“免費午餐”雖多次無辜中槍，但不會刻意與政府區分，我們做午餐，不是貪圖誇獎，而是根除兒童饑餓。
當務之急是，我們要更多合作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聯手破局。
可以確認的情況是，國家項目這次隻負責撥付每一個學生的餐費3元，老師、廚師和學前班孩子的錢沒有，建廚房和食堂，買廚房設備、水電燃料的費用均由地方來承擔。但相當數量的地方政府是不折不扣的吃飯財政，偏遠貧瘠和龐大的官僚體係耗盡財力，根本不可能拿一筆錢出來給孩子做飯。
一些地方政府怕做飯出事，而買牛奶麵包可以省事，還可有一些明裏暗裏的好處，也就積極去采購牛奶麵包。但一些縣真心實意想給孩子們一頓飽飯，我們決定要支持他們——隻要做飯，我們願意提供廚房設備、支付廚師工資，給老師和學前班孩子提供午餐補助。
另一方麵，我們要轉入國家沒有覆蓋的其他更多縣區，幫助該地鄉村饑餓兒童，為國家的全國普及進入做好鋪墊準備。
我收到了一封來自教育部的信件，被邀請參加5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2012年春季調度會，這令我有機會第一次接觸教育部，並看見這個係統的邏輯和行動。
會議在北大博雅會議中心召開，參加者有各省、廳的負責人約兩百多人，我以專家顧問的身份列席，坐在第一排左側。
這是教育部在營養改善項目執行後的第一次通報。至此，699個國家試點縣中已經有656個縣開始執行，占總數的93.85%。學校有91,643所，受益學生達到2131.25萬人
上午9點會議一開始，大屏幕上即播出中央電視台的視頻連續報道，展現各省項目出現的各種問題。播畢，全國學生營養辦副主任田祖蔭發言說，全國營養餐事故此起彼伏，獲得國家領導人批示最密集、最多，令他壓力巨大。
田祖蔭說：“今天把‘免費午餐’的鄧飛他們請進來，也是希望增加社會力量，一起來推動國家160億營養午餐的改善項目。”
田祖蔭發言後，廣西教育廳的副廳長第一個上去作檢討，承認廣西工作沒有做好，並承諾整改。他說：“廣西已經安排10個億來培訓管理員，爭取在九月份的時候，廣西全部執行正常。”
我在台下想，廣西的柳州市在2008年就嚐試開始給他們的孩子提供“免費午餐”，已經積攢了很多經驗，廣西全省推廣“免費午餐”是可以實現的。
田祖蔭接過話茬說，各個地方要嚴格執行，不許亂收費。要是亂收費，教育部一定不會出來說話，還會支持媒體報道。這時，我才發現，上台的教育廳廳長和副廳長都是央視台報道出過問題的，他們上去都是談整改的。
雲南省教育廳副廳長鄒平說雲南省的全部學校將全部建立食堂，學校都配備一定的菜地種植一些菜蔬改善夥食。但是，他說雲南山村的孩子蛔蟲傷害比較明顯，我隨即發出微博問，在雲南有沒有團隊幫助孩子打蛔蟲？
隨後，湖南省教育廳的發言讓我感覺不安，一位副廳長呼籲教育部應加強和某名牌合作，理由是湖南學生的奶供不應求。他的發言材料表明湖南省很多地區發的牛奶部分來自上海，我擔心這個牛奶千裏迢迢從上海運過來，再分發各地鄉村學校，如何保證不出問題？
這次，湖南省有37個縣、207萬名孩子納入國家營養改善計劃，實為不易。但我迷惑的是，湖南省最貧困地區的新晃縣都可以為孩子提供午餐，成為“免費午餐”的試點縣，那湖南的其他地區為什麼不行，是不能夠還是不願意？
財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長霍步剛說，中紀委在集中檢查160個億的資金流向。他請在座的各省教育廳領導們務必重視。這160億元不得以現金發給學生和家長，不得用於工作經費支出，不得補貼教職員工夥食，不得用保健品替代，不得虛報冒領。最後，他批評說，財政部安排了120億元來幫助各地建食堂，但截至當天隻有5個省來申報這個廚房規劃。
他對台下喊：“你不報規劃，財政部怎麼撥款給你？”
這時，我才知道國家除了每年撥付160億元給孩子們吃飯，還有一筆120億元資金專門用於貧困地區的食堂建設。隻是，這批食堂的規劃和建設還需要一些時間，民眾也需要一些耐心。
最後，教育部副部長魯昕發言。57歲的魯昕，言語利落，邏輯清晰，她的第一句話就讓我記憶深刻。她說，我們必須被監督，孩子的午餐是國家戰略，關乎到國家戰略的長遠發展，所以不可以不做，不可能不做，孩子吃飯至少要吃一百年。
這番話讓我為之精神一振。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則稱鄉村兒童營養改善可媲美2004年農村農業稅減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進行一場偉大的人力投資，意義深遠。
魯昕對整個項目的執行也是了然於心，她批評一些地方既不考慮學生身體健康發育和膳食平衡的要求，也不征求學生、家長意見，隨意降低供餐標準或者變更供餐食譜。
“有的因為沒有學校食堂，或者貪圖操作簡便，就以質量差、缺乏營養的飲料、零食來替代。”魯昕說這些都不符合營養改善計劃的要求。
針對一些地方要求增加編製，給學校引進廚師，魯說最好不要增加編製招聘，而是要購買公共服務，其實在鄉村裏麵會做飯的人太多了，不需要因為找一個會做飯的人而增加編製，增加財政的負擔。
我在台下埋著頭轉述她的講話，突然聽到一聲喊叫——魯部長衝著我喊：“鄧飛，你不要發微博。”我有些驚訝，我說：“部長你說得太好了。”她說：“說得太好也不能發。”台下哄堂大笑。我想，她都沒有見過我，怎麼就知道我？可能是台下就我一個人在發微博。
魯部長說，歡迎鄧飛你們參會和貢獻模式。她說，教育部真心實意要團結民間機構，學習購買公益服務，要用新的思維和方法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一起做好營養改善計劃。
這次會議，讓我也見識了一名部長的視野和格局。她說這個營養改善計劃正在幫助中國的軟肋成長，中國邊遠縣區一直以來山高皇帝遠，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務比較薄弱，而兒童營養改善直接幹預這些地區，裹挾中央戰略和巨大民意，必將衝擊該地區傳統吏治，短兵交接，或將逼迫它們學習接受多元監督，提高行政能力，樹立公共服務的現代政府意識。
中午，自助餐廳，我就坐在魯部長一桌和她交流。她身邊的人很多，她說她一直都在關注我們的項目，希望能夠保持合作，一起幫助鄉村的孩子們。
下午，與會人員分組討論，我舉起手示意要發言，但主持人說已經沒有時間了，然後就散會了，有些遺憾。
我想說的有很多，我們是如何通過較好的製度設計來執行午餐的。譬如5月，教育部要求校長陪餐同食，如同我們的“師生同食”，但令我驚訝的是，這些校長需要自己支付餐費。我覺得這個製度不公平——校長付出了額外的勞動，得到一份免費的午餐，於情於理都是應當。政府沒必要在這個細節摳門，計較這一點錢，令人心生怨恨。
後來發生的事情也證明這個製度的不智。更多校長和老師對這個“刻薄寡恩”的決定表示不滿，甚至抵觸。7月，寧夏固原市政府決定籌措600萬元對全市學校教職員工提供午餐補助。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次教育部邀請參加會議，建立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機製，我們看到了國家強化教育優先戰略，加快改善留守兒童營養的戰略。
這次，國家組織了15個部委，幾乎動用所有體製內資源推動國家營養改善計劃，但它的缺陷是沒有充分動員社會和民間參與——而他們，正是活力的源泉，自上而下有餘，自下而上不足。
走群眾路線，密切聯係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正是執政黨當年的法寶。
事實上，教育部也在研究我們。他們發現我們逼迫學校開通微博，公示每一次支出，也要求學校開通微博，但未能形成良好互動和管理，這個計劃最後被放棄。
當晚，我和安利公益基金會飛赴湖北，我們將聯合“春苗廚房”共同進入鄉村學校——國家項目正在總結教訓，在思考如何更好，我們也要加油，揚長避短做出更好的模型。
我在考慮一個問題，對於一些小型的鄉村教育點，我們能不能夠采取更加靈活的組織方式，建立一個“小額捐款模型”來對接支持學校。我提議：如果說一個村校隻有25個孩子，我們就可以找到25個人形成一個小型捐款團隊，幫助他們學習自我組織，監督和幫助自己所捐款的學校。
為什麼要鼓勵和引導小額捐款人的自我組織呢？我們需要充分保障小額捐款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為他們提供行動機會。其次，最關心捐款去向的人永遠是捐款人，支持他們參與，我們會得到一支不需要付費的監管小分隊，幫助我們分解監管壓力，並有力支持“免費午餐”的進一步拓展。
最後，我認為讓這些年輕人親自參與行動，他們才會知道行動的艱難，能夠幫助他們沉穩成長。
我不由又想到自己。做記者寫稿時，如同站在山頂上，總覺得那些失敗者要麼就是傻子，要麼就是騙子，容易動怒，但做了一年公益，才知道世事的複雜和多元，並不是黑白分明。而網絡時代的年輕人，也需要在實踐中接受磨礪，培養一顆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