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公益破殼】
微公益包括兩重含義，一是微博的公益傳播，二是勿以善小而不為，人人可參與的公益模式。新媒體與微公益共生，為慈善回歸民間、保障公民自由選擇參與公益活動並行使監督的權利創造了可能性。新媒體的偉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國公益新時代的曙光。
徐永光，2012年12月
《走過多事之秋，未來喜憂參半》
開局不錯，貴州、湖南、河南都動了起來。奔走各地，處理大小輕重事務，需要較多能力和智慧，而我因多年調查采寫不同社會問題，擅長和各類人群交往交流，還可以應對自如，並能在運動中迅速學習，累積更多新的能力。
在中山大學，我和老師們討論如何利用傳播來發起社會運動，一名叫王寧的老師建議我牢固一個公共議題，死咬不放，不停滾雪球。所以，我在微博上始終聚焦鄉村孩子的饑餓問題，專注執著，這讓很多人很驚訝——他們一度認為我關注鄉村孩子，隻是心血來潮，興奮期過去了還會是一個憤怒的真相揭露者。
孩子的困境令我震撼，並開始采取行動，我相信其他人也將被感染，隻是他們不知道。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說，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但我把它改成“信息流通改良最為基礎”——信息大規模的自由流通讓人知曉真相，獲得共識，統一聚集人心，價值勝過交通流通。所以，我們必須動用一切可能的傳播手段，展現鄉村孩子的困境，竭盡全力讓更多人看見，越多越好。
一張圖片可以勝過千言萬語。
我有了楊抒懷，還需要更多攝影師貢獻圖片，在微博上有力傳播。在湘江邊，我給中國攝影界最具聲望的幾位老師一一去電話，他們分別是賀延光、《新京報》攝影部主任陳傑、《南方都市報》王景春、《都市快報》付擁軍和《春城晚報》攝影部主任鮑利輝等。
他們很快派出了各自最好的攝影記者——《新京報》李強、《南方都市報》譚偉山、《中國青年報》楊姣、《都市快報》朱丹陽、《東方早報》劉行喆、《春城晚報》黃興能、《黔中早報》趙俊霞。一個朋友推薦了一個拍明星海報的女攝影師，她叫任頤朵。嗯，我需要一個不一樣的攝影師。
我想湊齊十個頂尖高手，還差一個，我正在發愁，在北京建國門的地鐵站碰到了一個家夥，背著一個大包咧嘴朝我笑，原來是我朋友、《紐約時報》北京分社攝影記者杜斌，他曾因拍攝中國上訪者而著名。他成為最後一名夥伴，和我們並肩而戰。
我們討論的戰略是，我們不能隻展現鄉村兒童痛苦，更多要展現他們的希望、成長和熱氣騰騰的改變。
愛，還有美，就是天下最大的力量。
我找一個戶外裝備商要了10套裝備，找廣州的劉嶸拿了10萬元，分給大家支付差旅費用。他們分赴不同省開拍，最後將形成一本畫冊，記錄這場行動。
我是一個寫字的人，長期身居幕後，拙於當眾演說，但老師們認為我氣場尚可，言辭懇切，有一定的說服力，甚至是煽動力，逼迫我上台給學生們演講。
第一次上台演講，隻有一個班的學生，但我還是感覺緊張，腿腳哆嗦，聲音有些發飄。但我很快控製了自己，扔掉所謂技巧，誠摯懇切講好自己的故事，就好了。當然，我本來就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
誠摯幫助我很快掌握了演講，然後麵對數百名大學生娓娓道來。中大很多同學變成了支持者，捧著募捐箱進宿舍，當我在微博上看見他們的信息，很是感動。
實現信息流通當然是我們的長項，但我們也在努力填補自己的短板——組織化，來確保“免費午餐”行動的持續和規範。學校越來越多，每一天都在開餐，我們思考的是，我們不能做到永遠不出問題，但一定要做到盡量少出問題，但如何做呢？
首先，我們建立一個“免費午餐”基金管理委員會，主任由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派出副秘書長肖隆君擔任，他代表基金會，我則成為執行主任，統籌全局，委員分別是黨軍、胡益華、小斯、楊博智和沈雁冰。
凡大事，須提交管委會7人投票表決。落實和執行管委會決議的是秘書處，分設品牌、法務、執行、稽核、財務等多個部門。
一個人說了算，眾星拱月，威風凜凜，這當然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但我需要克製，避免變成一個專製者或者獨裁者。我讀過很多獨裁者不得善終的故事，心有警惕。更現實的是，我一個人再強悍能幹，也不可能比多人協商要穩健細密，為什麼要讓自己失敗呢？
但一開始，夥伴們認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火車頭，我是最主要的發起人，我最關心“免費午餐”事業，他們決定賦予我一票否決的權力——我不能說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但管委會表決形成決議要做什麼，我如果覺得不行，我可以代表發起人喊停，不做或修改方案再做。
7名管委會成員有6名誌願者，天南海北，也沒有辦公室，我們一直借助各類互聯網工具實現有效協作。我們建立兩個QQ群，一個是辦公群，集中管委會和秘書處的骨幹夥伴，另一個則是核心群，集中全國各省主要誌願者群。各省再建立各自省群，聯合當地各界力量。越來越多的誌願者報名參與，則按照他們的優勢和意願，分給各部門或者各省群。後來，微信出現了，發圖片、視頻對話等功能更加強大，我們則搬家到了微信群。
“群”是一個攤開和扁平的方式，大家都在裏麵，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交流，群策群力，迅速可以實現聯合。需要解決一個什麼問題，群的管理員將問題放進群裏，展開討論。
既然是討論，那就會有爭吵，直言不諱甚至或有激烈，這讓一些新加入的夥伴感覺驚恐——在他們看來，公益組織應該溫情脈脈，人人都應該謙和禮讓，個個都是文質彬彬，怎麼經常吵架呢？我對他們說，誌願者來自不同領域，各有視角和知識，平等自由，在討論和決定一個事情時，有不同意見發生爭吵，這是很正常的，我們還要設置規則鼓勵辯論——公開而充分的討論，會幫助一個事情的事實部分變得清晰精準，也將讓我們看見更多方麵和可能性，謀求更穩妥的解決方案。
“免費午餐”的全部行動沒有秘密，一切信息都可以攤開透明，無邊界自由流通。一些需要固定討論和表決的事情，在兩個QQ群建立的群郵件中公開，讓大家看見和參與。管委會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行使投票權完成公開表決。
我在微博上不停發現夥伴。我選人的第一個標準是熱心，對孩子有發自內心的愛，認同我們做的事情。能力可以培養，但熱情較多來自天然。有了這個基本點後，我們會把邀他（她）進群，接受熏陶，並教授學習、工作工具和方法，在分工協作中迅速建立和提升能力。
一個混搭團隊就這樣在網絡上形成，有踏實做執行的，有想象家，有被我們調侃是“毒舌鬧藥”專門負責挑毛病的，友愛互助，朝夕相處，親如一家，並鍛造堅韌的戰鬥力，一種內生性的力量，最後長出一個旺盛多樣化的熱帶雨林。
微博快速，但過於碎片，我們需要沉澱和積累信息。所以，我們建立一個官網，穩定持續介紹我們的行動，便於民眾查詢。
品牌是一個行動的臉，由小斯分管，律師胡益華則分管法務工作，他們建議我牢牢掌握品牌，幫助我向國家商標局遞交了“免費午餐”和“妞妞捧碗吃飯”的圖標，申請法律保護。
後來，我們授權基金會使用“免費午餐”和妞妞圖標，我們保留中斷或者終止合作的權利。
規則明確，合作才會安全而愉快。
一個行動，還需要一句口號能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某夜，我寫了“大愛溫潤人心，行動改變中國”，交一個公關公司總裁修改，他說，很好，他沒法再改。後來，它就變成“行動改變中國”，更簡約有力。
我們嚐試在在新晃縣建立一個可靠模式，便於複製和推廣。教育局內部成立了一個“免費午餐監督委員會”，由教育局局長、副局長、計財科、辦公室、學生資助中心組成。該委員會幫助學校建立專用賬戶，管賬和用錢分離。
各所學校選取一名教師代表、一名村委會成員、四名家長代表，共同組成一個監督小組。他們有權查看賬目，監督學校學生每天中午吃什麼東西、價格多少、進貨多少。
在學校廚師的選取上，項目實行競聘上崗，要求健康、熱心、誠實守信。不拿經費一針一線，確保午餐衛生，讓每顆米粒都落入孩子們的飯盒。教育局會不定期到學校檢查開餐狀況，或者打電話詢問學生家長。
除了政府、鄉村和家長監督，我們還要求該縣所開餐學校建立微博，“凡開餐，必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一個140字的微博，大體上會包含如下信息：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學“免費午餐”，今日就餐20人，菜單：肉炒蘿卜、西紅柿香幹、煮雞蛋。米6×2.3=13.8元；肉1.8×13.5=24.3元；蛋20×0.7=14元；蘿卜3×1=3元；香幹3×1=3元；油0.5×7.5=3.75元；柴30×0.2=6元。計67.85元，人均3.39元。
為什麼要微博公示呢？
我們的活動發起於新浪微博，捐款也主要來自微博網友，我們必須緊扣微博，才能持續汲取資源和力量。另，城市對千裏之外的鄉村學校缺乏控製，但一些微博網友來自鄉村，他們或許正是“免費午餐”學校所在鄉村子弟，家裏有孩子正在吃午餐。他們是最關心孩子午餐的人，也可以通過電話獲取午餐執行信息，幫助我們監督學校。
最主要的是，每日支出微博公開，對校長必將形成某種巨大壓力——我和校長交流時，總是會告訴他們，公開把一個學校的午餐執行放到了陽光下，大家都在看著，並可以對比著看。如果你隻買了5斤豬肉，你謊報買了10斤，很容易被人發現，而舉報隻要花一分鍾編一條信息就可以實現。
對學校使用資金的有效控製是整個項目的最核心，此處敗，則全局輸，必須嚴防死守。除動員鄉村資源、誌願者等，我們著手建立了一支稽核隊，作為我們最可靠、迅速行動的嫡係部隊，保證最快速度到達任何一個學校，依照流程開展工作。
而學校微博公開的所有數據，就是一個抓手，供我們判斷有無欺騙謊報。我們規定，任何一次財務上的謊報，最嚴重將導致這個學校被撤銷“免費午餐”的資格。
一些老師表示為難，說當地學校沒有網絡信息，那我們就會要求老師編寫手機短信息，發給我們的誌願者，代為發布微博。如果連手機短信都無法發送，那我們就先不考慮這些學校。
有人質疑說，公益組織不就是要幫助最困難的學校嗎？
是的，我們要幫助更困難的學校，但我們需要通過接受捐款來執行項目——第一要務是保證捐款安全，不被貪汙浪費，而要保證捐款安全，就必須公開透明，讓每一筆錢的去向可以讓捐款人看見。
另外，我的策略是找一批有網絡條件的學校，迅速展開，讓社會看見我們的改變，獲取更多支持和資源後，我們才有可能掉轉頭來幫助最弱勢學校。否則，我們進入連信號都沒有的學校，無法形成有效控製，一旦出現問題，喪失捐款人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則滿盤皆輸。
有媒體采訪顯示：一些老師甚至會花一個小時，在廉價手機上來編寫這140個字的微博，我們便組織一批大學生誌願者，提供一個格式文本，幫助老師發微博。
最後，我們給“免費午餐”的實施定下了這樣四句口號：“因地製宜建廚房，就地取材做午餐。家長鄉親來參與，公開透明可監督”。事後證明，這些標準和原則的確立，對於保障孩子們午餐的安全，意義重大。
源於微博，在互聯網上實現遠程協作，全程展示行動和成果，並用集群的組織方式來推動一場龐大的公益行動，我們走在了前麵。
在媒體潮水一般的報道中，我們被普遍評價是“微公益”的開創者——2011年12月，“希望工程”創始人、南都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在一篇文章裏寫道，鄧飛代表的是“微公益”的興起。這個“微”包括兩重含義，一是微博的公益傳播，二是勿以善小而不為，人人可參與的公益模式。新媒體與微公益共生，為慈善回歸民間、保障公民自由選擇參與公益活動並行使監督的權利創造了可能性。新媒體的偉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國公益新時代的曙光。
傳統觀念中，人們對公益或慈善的認知往往是“達則兼濟天下”。它們是政府、大機構和少數“成功者”的專利，變成一種道德競賽——誰捐的錢越多，境界也就越高。但“微公益”改變了局麵。我們倡導一頓午餐3元錢，降低行動門檻，令人人可為，讓公益從此變得輕鬆溫暖和非犧牲。
沒有借鑒，我們一開始隻能摸著石頭過河，但我沒有畏懼。我深信，遵循常識，恪守透明，把自己打開攤開，交給社會——做得好，我們就可以被鼓勵，繼續堅持；做得不好，馬上就會有人批評或者責罵我們，逼迫我們迅速糾錯。
從泥土裏長出來，一開始不苛求精細，在衝突中野蠻成長，我們才能結實堅韌。
【公益變局】
誰也無法否認，2011年度留給中國公益慈善行業的記憶，將是近20年來最最深刻的。
《2011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
2011年5月20日，清遠市連山縣，我和《新快報》《南方都市報》的夥伴們在一個學校開餐。粵西北較為貧困，我在地圖上對比許久，決定在距廣州最近的地方選一個學校，意欲更有力地刺激廣東。
一個老婆婆眼淚漣漣對我們表示感激。她的三個兒子都在廣州打工，給她留下六個孫子孫女，而我們的到來，把她從做飯的勞累中解放出來。
廣東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如果該省鄉村學生忍饑挨餓的信息傳播，必將形成巨大影響，廣東政府或更有可能出手，動用財政資金給孩子吃飯。此時，我在構想一個戰略——我們拋磚引玉，帶動政府出來解決鄉村孩子饑餓問題。
在貴州、河南、湖南、雲南等地，我們這一群無意中闖入公益界的菜鳥，如饑似渴地學習和苦幹，埋頭突進，卻渾然不知一場巨大風暴悄然襲來。
6月20日，一條微博傳開——網友“新疆楊雲”說，一個經過新浪微博實名認證的網友郭美美，年僅20歲就當上“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並且開著價值數百萬元的跑車瑪莎拉蒂，住著億萬豪宅。
他懷疑郭美美的金錢來自人們的捐款，希望引起社會注意。另一個網友注意到了此條微博，稍加改編，冠上“網絡質詢令”的名頭並予以轉發。
隨後，僅新浪和騰訊兩家就有近50萬條微博湧現。百度數據顯示，關於郭美美的日均搜索次數從起初的3.7萬，一躍到23.7萬次。
籍籍無名的郭美美一夜爆紅。
顯然，郭美美不是網上炫富的第一人，隻是其“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微博實名認證令人側目。“慈善機構紅十字會”與“豪車炫富”之間的強烈反差，必然會引來一個悲憤的質疑——“這個女孩子的豪車，是不是我們捐給紅十字會的錢？”
6月22日，中國紅十字會發布聲明稱：經調查核實，該會沒有“紅十字商會”機構，也未設有“商業總經理”職位，更沒有“郭美美”其人。
但沒有人相信紅十字會的聲明，新浪微博官方同日發布聲明稱：郭美美原認證說明為“演員”，將認證說明更改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是其本人的申請，新浪微博未盡到嚴格審核的義務。
越來越多人開始控訴各種和紅十字會捐款的不愉快，將它推到風口浪尖。
兩天後，中國紅十字會再發聲明，稱當天下午，該會已就“郭美美事件”向公安機關報案，以維護紅十字會的“合法權益和良好聲譽”。
但問題是，民眾沒有看見警察帶走郭美美。相反，郭還在全國各地自由活動，引發媒體追逐，後來，她還試圖涉足娛樂界，令一些民眾倍受刺激。他們習慣性認為這就是黑幕的有力證據——郭的背後必然有某個強力人物，能夠擺平所有的事情。網友們開始猜測一個又一個可能的幕後人物。
在民間洶湧質疑時，央視新聞頻道《24小時》再次追問郭美美身份，並嗆聲中國紅十字會，認為它的聲明缺乏令公眾信服的證明內容，有責任向社會“用事實來證明”。《人民日報》則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聲，指“郭美美”隻是一個引爆點，根源在於人們鬱積已久的不信任乃至不滿，公眾善心“傷不起”。
被郭美美拖入漩渦的中國紅十字會，屋漏偏逢連夜雨。6月27日，來自國家審計署審計工作報告披露，紅十字總會2010年度預算執行和財政收支中存在多項問題，包括一份合同金額超出中標金額420.33萬元的設備采購。
紅十字總會隨後聲明稱，這個問題僅屬於違反財政規程的“操作層麵的問題”，“絕不存在任何貪汙腐敗和違法犯罪問題”，但是有關紅十字會種種“曆史醜聞”的積怨還是被一一勾起。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期間的“天價帳篷”采購，2011年4月曝出的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天價餐費”等等。
多家媒體繼續披露有關商紅會運作以及同相關公司的業務，其間的紊亂與隱秘被展現在世人麵前。
無巧不成書。6月29日，《東方早報》曝出消息，青海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法人代表尼瑪，疑因“經濟問題”在接受青海方麵調查期間突然死亡，進一步刺激著公眾的神經。
有人倡議，“在紅會公開獨立運作之前，拒絕給紅會捐款”；甚至有曾經給紅十字會捐過善款的個人，要求返還捐贈。有評論稱，中國紅十字會陷入“史上最嚴重的信任危機”。
危機之時，6月29日，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王汝鵬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大呼冤屈，稱：郭美美事件引起公眾強烈反感，實際上是公眾仇富、仇貪的情緒體現，是公眾對社會現象不滿的集中發泄。
王的說法被視為不反省自己的問題，卻抱怨民眾仇富仇官，再次令民意發飆。
在一次老鄉聚會活動上，我才知道郭美美居然是我湖南益陽老鄉。作為一名調查記者，我表達了我的謹慎，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她的財物來自紅十字會，我們看見的都是猜測，甚至是臆想。
但，郭美美給紅十字會帶來的是滅頂之災。
媒體報道顯示：“郭美美事件”引發的慈善危機，導致各種捐款較往年大為減少。河南省紅十字會七月份僅收到一筆捐贈物資，現金捐贈5295元；深圳紅十字會7月共有13項個人捐款，總額為5335元，大幅縮水。
這種情況在全國也具有普遍性。據2011年8月25日民政部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介紹，全國捐贈數據監測顯示，郭美美事件發生後，公眾通過慈善組織進行的捐贈大幅降低。2011年3～5月，慈善組織接收捐贈總額62.6億元，而6～8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86.6%。
震撼之下，我開始研究這個事件，試圖汲取教訓。我發現公眾最關心的是他們捐款的去向，中國人在金錢方麵比較敏感，一直有古諺稱“親兄弟，明算賬”，何況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而一些官辦慈善長期以來依靠輸送相關利益來換取企業的大額捐款，或者直接劃撥公務員工資，不需要說服民眾捐款，它們不需要證明自己的廉潔、高效，更無意要對社會公開款項去向。另外，一些基金會的領導人自身清廉，但因為理念、思維或者能力低下，也不知道如何實現捐款的製度性透明、公開。
官辦慈善的透明度不夠，讓一些捐款人放心不下，寧願選擇自己不遠千裏去當地直接發錢。有媒體報道稱，汶川大地震後，晉江一家陶瓷企業的老總賴金土，提著28萬元現金，徒步進入災區，挨家挨戶給最困難的災區群眾發放現金，從幾百到幾千元不等。
我們不是官辦慈善，沒有特權或資源交換一些企業的大額捐款，一開始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來說服大企業參與合作。我們的策略隻能是從小做起，先聯合微博網友，實現積沙成塔。
這是一個很樸素的邏輯。我們要活下去，就得有捐款。要有捐款，就要說服大家。而要說服大家，我們必然隻能選擇公開、透明——我們在做什麼？做得怎麼樣？每一筆錢的來龍去脈是什麼？
“免費午餐”的支出主要分成兩塊——一塊是工作人員的工資、執行項目的各項開支。最大一塊是撥付給學校的午餐費用。我們一直要求全部放到微博上，曬給大家看。
這時，我們才發現在第一所“免費午餐”學校建立的“微博公示”意外保護了我們。不少人在批評官辦慈善時，總是不忘補上一句，看看人家“免費午餐”，就可以公開透明。
我們深受鼓勵。至今，我在“免費午餐”基金沒有領取和報銷一分錢，我可以往死裏公開。此外，在形成既得利益之前，把團隊放進一個透明的玻璃盒子裏，讓所有人可以看見，接受全方位的殘酷監督，就可以較徹底地剪除可能的貪腐。
我提出“不公開，就會死”，甚至要求團隊每一次出差，都要在微博上公示我們的發票或者鄉村收據，供所有人監督，但發現這種行為不能持續。肖隆君不幸成為了一個靶子——從北京飛到昆明，被網友批評為什麼不坐火車，我解釋說為不耽誤開餐工作，有網友繼續追問為什麼回北京時，不坐火車。還有網友說，火車臥鋪也浪費捐款，做公益的就應該坐硬座，令數十人爭論兩天，無休無止，這令我很抓狂。
還有一次，肖帶隊去涼山開餐，途經一個縣城吃飯，為了可以開出發票，特意找到一個正規點的飯館，而縣城的飯館為了招徠顧客，招牌往往都會比較誇張——這個小店叫××羊肉城，結果他被罵慘了，做公益的怎麼可以胡吃海喝。更悲催的是，鄉村很多開支無法獲得發票，甚至都沒有發票，譬如你要雇請一台摩托車下鄉，但為了回來報銷，需要找一些票據，最容易找到的是人家不要的加油票，結果，網友們又發現了幾張連在一起的加油票，如同發現新大陸，大喊“免費午餐”的人也搞貪汙了。
我有一次探訪學校，見一路邊小店擺著鹵肉，格外誘人，手賤拍了一張傳上微博，沒想到被一個有較多粉絲的意見領袖看見，她幽幽來了一句，孩子吃的可是3元錢的東西。於是，我也很快就成了一個靶子，被眾人批鬥，大多數的責問就是：“啊，你怎麼可以吃得比孩子還要好呢？”
這時，我才發現了一個嚴重問題，我們做的是一件嶄新的事業，大多數人對公益缺乏了解，衝突就會頻繁發生。但我們是行動者，現在最急迫的任務是給孩子們做飯，不是逢人解釋我們的光榮和正確，獲取每一個人的表揚——這樣會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事實上，我們不可能令每一個人滿意，神仙也做不到。此外，公益界的老師也開始批評我們的極端冒進，“你要公開，也需要專業性，你在法律許可的支出總額裏可以自由支配，你可以決定坐火車或者是飛機，不需要事無巨細公開，徒增麻煩。”
是的，我們不能總是給自己找麻煩，在法律範圍內行動，不對抗顯而易見的道德規則，避免爭吵，我們就可以專心致誌行動了。《中國會計報》幫助我們找到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監督財務並負責製作年度財務報告。我們也停止了每一張原始發票的公開。
始料不及的是，我們被視為新鮮的、靠譜的和可以放心捐款的民間慈善典型，得到了較多捐款。有評論認為：我們還意外促使整個官辦慈善提升透明度。在我們近似極端的透明公開的參照下，他們壓力巨大，再不透明可能真的就會死，相繼嚐試提高透明度。
7月31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試運行捐贈信息發布平台，供民眾查詢2010年1月11日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的獲捐信息。首批公布信息為青海玉樹地震捐贈收支情況。個人捐款10萬元以上和企業捐款50萬元以上的捐贈者，不僅可以查詢到捐款信息，還可以查詢到相對應的援建項目及善款的具體使用情況。但這一平台的倉促上線，暴露了諸多不足，遭遇噓聲和嘲弄。2012年，它建立監督委員會，邀請各界人士參與，後來又遭到新一輪的攻擊，稱一些委員和紅會之間有利益關聯，幾乎把自己又架上了火堆。
但無論如何，這個老牌的組織正在一點點重建，笨拙地證明它的努力和誠意，試圖重獲人民信任，令我敬重。到2013年8月，警方宣稱有人造謠抹黑紅會，並拘留了兩名網友。
共識逐漸形成，不論官辦還是民間的慈善公益組織，捐款人都是委托人，把錢交給我們去執行某種公共事務，我們隻是他們的代理人，必須要對他們交代和負責，做不好就得挨罵，而不能依仗行政權力或者道德道義高高在上，尤其在人人可以發言的微博時代，傲慢隻會殺死我們自己。
在汲取教訓的同時，我們也初嚐聯合的力量。6月10日晚，長沙，湘江邊上一個茶館，我和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塗猛見麵，他們聯合九陽集團做了一個項目叫“九陽希望廚房”，一年裏在134個學校建起廚房。這令我很驚喜，這簡直是天作之合，我們將是堅定盟友。
窗外，戀人們燃放的一盞盞孔明燈冉冉升起，令暗夜溫暖。我們熱烈討論4小時，意猶未盡。我們約定，青基會出廚房，免費午餐出餐費，迅速找一個縣開始鋪開。
6月20日，我們去廣西。在一台商務車裏，我和九陽集團創始人王旭寧討論合作，他溫和儒雅，卻頗為傳奇——1994年大學畢業後製造全世界第一台豆漿機，至今幫助6000萬個家庭使用豆漿機獲取新鮮豆漿。他的一個夢想是在10年裏投入5千萬元在1000個貧困地區學校建立廚房，幫助鄉村孩子得到營養，令我敬佩。我注意到他們的廚房設備大多來自其他公司，他解釋說需要避免外界批評他們做公益是為推銷自家產品。我建議說，九陽紮進了鄉村，天天在做飯，完全可以研發、生產一套最適合鄉村學校的整體廚房設備，我們也可以公開招標來合法采購，有力提升工作效率。
最終，我們和馬山縣長楊敏敲定：每個孩子的午餐由政府出2.5元，青基會和九陽包攬一鄉鎮的食堂設備，我們出資1元，家長出大米，多方合力在該鄉鎮鋪開“免費午餐”，建立可靠可複製模型。
7月底，我參加了中山大學公益傳播研究所的成立儀式，這次活動上，諸多師友的發言啟發了我——因為微博，信息可以自由充分流通，令中國公益變局激蕩，官辦慈善壟斷格局被一舉打破，民間公益蓬勃發展。未來，必將是官民的協同治理，民間公益促進官方慈善進步，官辦慈善多年積澱也可幫助民間公益，多方並存，合力推動中國進步。
【杭州亮相】
“他的小夢想也比天高，可是肚子在咕咕叫，我們有一些小期盼，愛心會包圍著溫暖，用一點一滴的積攢，傳遞這份免費午餐……”
“免費午餐”公益主題歌《飯》
7月13日，浙江杭州，JW萬豪酒店二樓宴會大廳。經過三個多月的實踐，走過了貴州、河南、湖南崎嶇的山路，我和“免費午餐”的團隊們，將在這裏麵對200多家媒體，宣講“免費午餐”。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登台亮相。
“他的小夢想也比天高，可是肚子在咕咕叫，我們有一些小期盼，愛心會包圍著溫暖，用一點一滴的積攢，傳遞這份免費午餐……”一首《飯》，動人的旋律叩擊著我們的心。
這是杭州一個年輕歌手袁野專門為“免費午餐”製作的一首主題歌。
這一天，由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免費午餐”基金、《鳳凰周刊》和新浪微博聯合發起的“免費午餐”公益店正式上線。公益店上線後，全國各地的網友隻需在線拍下並支付一個標價為3元的虛擬產品，就可以為貧困山區的學童提供一頓免費的午餐。
淘寶公益店，是“免費午餐”跨越的一大步，意味著我們獲得了自我造血的強大能力。
而這一創意的緣起，來自我參加浙江衛視台的《新聞深一度》節目，接受專訪後，傍晚和主持人李晗在西湖邊散步，無意中聊到杭州的淘寶網，可以幫助我們統一拍賣越來越多的捐贈物品。
之前，微博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有一個名叫賀永強的網友拿出了一件水晶老鼠，宣布拍賣所得捐給我們，引發了很多網友的效仿追隨，水晶項鏈、龍井、普洱、字畫等等擺到了微博上，五花八門，熱鬧非凡。
我想得到一個淘寶店。
我給新浪網總編輯陳彤打了一個電話——我在徐州尋找被拐孩子時，他和家人把車停在高速公路上看我微博直播，拿出一瓶20年茅台請我吃飯，以示慶祝。他一直是我的事業中最重要的人。他對我這個小兄弟可謂有求必應，並能快速變現。他說，他可以和馬雲說一說。幾分鍾後，他回電話給我：馬總安排阿裏巴巴集團首席市場官王帥來幫助我。
第二天晚上，王帥從外地回到杭州，但我第三天早上需要飛回北京，他決定送我去機場，在路上聊。
這位有著良好口碑的阿裏高管高高瘦瘦，靦腆誠摯。常年的辛勞似乎在損害著他的身體，令他臉色蒼白，眼睛裏有血絲——或許，在他眼中，我也是這般形象。他曾經是一名都市報記者，竭力幫助農民工和流浪孩子，相同的經曆令我們感覺親切。
臨近機場，我們停車下來抽了一支煙，他說，他一定會全力支持“免費午餐”，幫助孩子也是他的理想。
後來，我們得到了一個淘寶商城公益店，而淘寶無線開放平台的應用開發商，也專門為“免費午餐”開發了各個版本的手機客戶端。
在杭州，我獲得一群夥伴。第一個是浙江衛視台主持人華少，我很少看娛樂節目，但看過他主持的《我愛記歌詞》，親和機敏，令我印象深刻。後來，他主持的《中國好聲音》，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在一個茶館裏，我們見麵，迅速達成默契，一起為孩子幫忙。他的夫人有一個文化傳媒公司，在浙江有較廣泛的人脈，也可以幫助我尋找資源。
另外一個夥伴是前壹基金戰略總監廖羽翎，她當時來到杭州一個公司工作。我們曾有過一麵之緣，她很樂意加入我們的團隊，幫助我處理淘寶店的事務。
廖找到了上海一個叫悅維的團隊，聽說了“免費午餐”的故事後，總經理何天毅表示他們願意參與，負責公益店的裝修、運營、客服等全部工作，分文不取，直到今天。
有了淘寶店，我們決定要開一個新聞發布會，王帥決定幫助我們承擔新聞發布會所有費用，為全國一百多家媒體近兩百名記者提供機票和住宿。而JW萬豪酒店免費提供發布會場地，一名熱心的導演從上海趕到杭州，做現場流程和指揮。
上午9點，我們在杭州的誌願者們就趕到萬豪酒店，換上“免費午餐”宣傳T恤，和淘寶網的夥伴們一起開始工作。一個叫搜道網的網站派出十餘名誌願者，來幫助引導嘉賓入場、發放公益宣傳單等工作。
熙攘人群裏，一群身著黃色袈裟的僧人格外令人注目。河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釋延參法師帶著弟子和義賣品來支持我們。他捐出自己的兩幅大寫意荷花圖和他出家20周年紀念瓷盤，並購買了20件“免費午餐”宣傳T恤。
另外一位僧人是來自貴州的釋印正大師，曾和我一起參加貴州“免費午餐”的活動，特意坐火車從貴州趕來，帶來一幅《心經》義賣。
“這是盛德大業，出家人本來就講究慈善。鄧飛感動了我。”我看見他站在大廳，對一群記者說，“請大家幫幫鄉村的孩子們，別讓他們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
我走進會場，不停地和大家打招呼，我的公益夥伴們幾乎都請假趕來聚會。十位攝影師第一次聚齊，完成了大團圓。他們走遍高山深穀，用鏡頭記錄山區孩子們的艱苦狀態，變成一幅幅照片和視頻，錘擊我們日漸堅硬的內心。
主持人是華少和我的好友——來自湖南衛視的主持人王豔。
發布會上，當“免費午餐”的宣傳片播完之後，我聽見身後一些女記者啜泣。最後那個鏡頭就是狄金森的那首短詩，含有令人心碎的勇氣。
我看了幾秒後就低下了頭，不敢再看。我怕情緒失控，讀不完手頭沉沉的致謝信。
站在聚光燈下，我宣讀了感謝信一一點名致謝和我並肩而戰的夥伴們。參與發起“免費午餐”的500名記者中，這次來了200多位，當我向大家問好，問和我們一起並肩而戰的夥伴們在嗎，他們在台下轟然大喊一聲——“有！”
然後，我們舉行了“免費午餐”淘寶店的上線儀式。胡益華、小斯、沈雁冰、楊博智等十多位團隊夥伴一一上台。這是“免費午餐”團隊第一次正式亮相。
我的社長孫謙悄聲問我，他能不能也上台講5分鍾，他有一些感慨。事實上，我們沒有安排他的時間。他上台後，說：“天下原本沒有免費的午餐，但鄧飛做到了，我為他感到驕傲。我相信在不久以前誰也想不到可以團結到這麼大的社會力量，彙聚這麼多的草根愛心。我越發相信，在這個物欲橫流，越來越現實的世界裏，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麵，溫暖而堅定地往前！作為發起單位，《鳳凰周刊》其實很慚愧，沒有出多少力，”孫總頓了一頓，風趣補上一句，“除了，我們貢獻了一個鄧飛。”
台下哄堂大笑，掌聲雷動。
望著社長，我鼻頭發酸，他是今天會場上唯一一身正裝西服的嘉賓。2003年夏天，我離開長沙的《今日女報》來到《鳳凰周刊》。社長一直包容我的激烈和犀利，頂住了多方壓力，鮮明而堅定地支持我，令我獲得寶貴的寫作空間，可以展現這個國家的幽暗秘密。
12日，他帶著手提電腦從北京乘坐高鐵到上海，再來杭州。動車在途中又出現故障，一車人被關在車裏悶熱不堪，他還安慰我，就當是旅遊新體驗好了。我們接他到了西湖邊一個會所，飯後，我朋友派車送他回酒店。我在車後黯然神傷，我知道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甚至有可能要和他道別。
接下來，發布會現場還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麵的義賣活動，義賣款項將全部捐贈給“免費午餐”基金，我的一個湖南兄長，因寫《青瓷》一書而著名的作家浮石出任拍賣師。現場拍賣激情澎湃，主持人華少都坐不住了，也衝了上來，以3.7萬元拍下一幅絲織《金剛經》。
馬雲捐贈了兩枚世博會英國館的種子；通策集團總裁呂建明一次性拿出數件拍品支持我們。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發布會。釋印正大師的《心經》最為搶手，起拍1萬元，經過多次競爭，落槌價居然到了10.1萬元，買家是我的湖南朋友、《尊品》雜誌出品人王擁嫻，現場所有人起立為她鼓掌致敬。
最後，發布會現場累計認捐了252,279元，其中5件拍品認捐172,000元，學校午餐認捐69,525元，義賣T恤收到現金10,754元。更重要的是，淘寶網和淘寶商城首頁最珍貴的廣告位給“免費午餐淘寶店”做入口，大量網友湧入捐款。
事後證明，這個淘寶店給“免費午餐”貢獻甚巨，也為民間公益提供了一個新的籌款方式。
我們在淘寶店裏賣什麼呢？賣一張圖片，上麵就是一份“免費午餐”虛擬產品——該產品單價3元，一月66元，一年600元。降低門檻，讓人人可為，公益不再是有錢人才能做的事情。何況，在我看來，3元雖小，但無數人的3元就是一個巨大的數字，我們就可以聚沙成塔。
公益店在短時間要聚集人氣，除“免費午餐”本身的道義召集，我們還須借力明星資源——明星們的億萬粉絲每人買一份午餐，數額也將驚人。
我電話了著名編劇寧財神，請他幫助組織明星物品義賣。從此，財神隻要見他的明星好友，就索物求援。我的另外一個好友、《時尚芭莎》主編蘇芒也幫助尋找一線的明星們。
章子怡的雅典特奧會T恤加運動鞋、張靚穎的萬寶龍鋼筆、蔡康永的《愛麗絲夢遊仙境》紀念書，連海峽對岸的綜藝大哥吳宗憲、伍思凱等人都有愛心物品捐出。
演員沙溢寄來了一個玩具小熊，並附上了一封親筆信。在信中，沙溢說，玩具小熊本來是給自己馬上要出生的寶寶，現在捐給你們，希望給山區的孩子盡一份綿薄之力。
最後，我們收集了500多件明星物品，每隔七天推出數件，引發追買。
我們還要考慮長遠，所以開始研發一係列的“免費午餐”衍生品。後來，愛心T恤、徽章和手機外殼等開始進入公益店銷售，鞏固造血能力，又進一步傳播了品牌。
截止到2013年8月，“免費午餐”公益店收入1246萬，後來新建的支付寶平台籌款374萬元。阿裏係成為我們一個最重要的引擎，有力地牽引我們前行。
傳統媒體的大規模報道展現鄉村學童的生活困境，令“免費午餐”四字家喻戶曉，微博的綿密互動提供進一步滲透傳播，淘寶商城、支付寶還有騰訊網的月捐等網絡籌款手段則可以幫助實現捐款的細水長流。坐在電腦前，我能感到各地城市，正在一點一點給中西部地區的山村輸血。
這個發展不均衡導致毛細血管斷裂的國家，現在通過互聯網已開始聯係到了一起。
杭州的第一次亮相，超乎我們想象的成功。當晚，杭州媒體請一百多名來杭的記者同行們，在西湖邊的“卡薩布蘭卡”酒吧，聚會敘舊。
我和好友、《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部主任喻塵坐在門口，討論改變中國社會的多種可能性，吸引了很多記者同行圍觀，大家或坐或立，在涼風裏小飲冰涼啤酒，很是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