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衝右突】
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學“免費午餐”今日就餐41人，菜單：肉炒蘿卜絲、煮雞蛋、紅燒土豆塊。米10×2.2=22元；肉3.2×13=41.6元；蛋41×0.7=28.7元；蘿卜6×1=6元；土豆6×1=6元；油1.3×7.5=9.75元；柴40×0.2=8元；計122.05元，人均2.98元。星期五不上課。祝大家元旦快樂！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學官方新浪微博
麻煩來了，很快。
我們剛離開黔西不久，媒體對沙壩小學開餐的報道，引發當地教育部門的不滿。有官員辯解說，當地人一天就隻吃兩頓飯，所以孩子們也隻吃兩頓飯，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他似乎不認為這是需要解決的兒童饑餓問題。《中國青年報》報道後，微博上群情激憤，網友們大罵該官員無良。
我們仔細分析了這個變故，認為我們當時欠缺考慮，或許事先溝通一下教育部門會更好。但也有夥伴稱，如果我們事先溝通失敗，教育局不讓在這個學校開餐，或許連這個機會都會喪失。
但不管如何，我們和黔西教育局已經出現裂縫——這或許是致命的，如果喪失當地教育部門的支持，我們很難開展下一個學校的工作。複製和推廣將變得渺茫。
沙壩小學的方坤友校長委婉地向我們表達了他的壓力——有官員甚至批評他招惹了一大幫聲名在外的調查記者來到黔西，可能會報道當地諸多不足和問題。但他告訴我，他不會放棄，因為孩子吃飽飯，上課就有力氣，學習成績就能提高，孩子們臉上有了笑容，這就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免費午餐”在貴州繼續推進，必然要遇到一些阻礙，如果按照我以前的脾氣，早就不依不饒和這個縣幹上了，但我現在做公益了，目標是做事，需要盡量避免爭吵。我決定一方麵繼續在互聯網上造勢，另一方麵看看尋求其他地方有無突破。
多年的積累在這一刻幫助了我。
此前曾與我聯係過的河南《大河報》記者朱長振，帶著自己母校艱苦依舊的照片，回到鄭州號召同事們捐款，隨即又返回學校，請人給孩子們做飯。
4月8日，河南省魯山縣觀音寺鄉桐樹莊小學150名小學生，吃到了熱氣騰騰的午餐，而之前，這裏的孩子帶一次饅頭要吃一個星期。
報道出來後，反響熱烈。朱電話我，請我去河南看看。《大河報》決定在魯山再開一所學校，這將是“免費午餐”第三所學校。
既然貴州不順暢，那我們就轉去河南，《大河報》是河南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將對我們的計劃提供巨大幫助。我致電胡舒立老師請財新傳媒支持，她安排了一名叫周凱莉的記者隨同采訪。
4月14日，我們從鄭州趕赴魯山。凱莉突發奇想，她可以拍賣她身上的一些物品來幫助籌款，她的照片被我發在微博上，獲得歡迎。
這樣，她的綠色圍巾、小外套等一一被拍賣。有人看中了她的墨鏡，也要買，她猶豫了下，畢竟是前男友送的，問我意見，我還沒說話，司機小夥兒都在起哄，舉起右手，喊著“賣掉，賣掉”。
咬咬牙，凱莉同學決定賣掉那副墨鏡，一名網友花5000元買下送給上海一個叫王思璟的財經記者。結果，王同學很感動，也想拿出東西拍賣。
在私信裏，她問我賣一個戒指怎麼樣。我問她，有什麼特別價值嗎？
她說，她媽媽送給她的，讓她結婚時候戴。她還沒有結婚，這讓我吃了一驚，覺得這也太隆重了，問她是否還有其他物品。她最後選出了一串大顆珍珠，拿出拍賣。
凱莉同學的義舉感動了她的單位領導，領導決定花8000元買下思璟的珍珠，轉送給凱莉。兩名女記者一來一往，溫馨溫暖。
到了魯山瓦屋鄉第五小學後，我們看見了一排破舊的平房，像我南方家鄉上世紀80年代的校舍，孩子們正在上課，村民們在一個新建的簡易廚房進進出出，幫助做飯。
年老的校長敲響屋簷下一塊懸著的生鐵，宣布下課。開飯了，孩子們排著長長的隊伍打飯，回到教室裏狼吞虎咽，看上去很滿足，老師們不停提醒他們不要著急，不要噎住了，“慢點吃慢點吃”。
我站在門口，看孩子們狼吞虎咽，百感交集。凱莉從孩子堆裏走出來，很認真對我說：“飛哥，你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下午，我們驅車去看了河南第一所“免費午餐”學校。廚房是鎖住的，校長也沒有鑰匙進去，他說最重要的是廚房和食材的安全。我們討論了蒸飯車的問題，決定采購一批蒸飯設備，減輕廚工負擔，幫助他們更專注地做好菜。
回鄭州的路上，在廣州的劉嶸在一條微博上稱，他要搞搞新創意，再一次支持我們的“免費午餐”——在隨後24小時之內，每人轉發這條微博一次，他就向我們捐款9元。這個創意令網友們簡直瘋狂，動動手指，轉條微博，就可以為孩子們爭取3頓午餐。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動員更多網友參與。回到賓館，我給新浪網總編輯陳彤和《時尚芭莎》主編蘇芒去了電話，請他們幫助我找一些明星，動員他們的粉絲來轉發。
當天晚上，整個微博變成了“免費午餐”的海洋。看著數字往上狂飆，我不免替劉嶸擔心，電話問他是否扛得住，他很淡定，說沒問題。
沒問題就好，我再電話馬伊琍等幾個朋友，他們二話不說就衝上去了。
最後，微博轉發達到了10萬多條，我發現至少有一萬轉發很奇怪，異常幹淨，連腔調格式都很統一——我的技術顧問們告訴我，這應該是水軍在灌水，連一向唯利是圖的水軍也來幫忙轉發，這令我很驚訝，也有一絲感激。
但這違反了遊戲規則，我再次電話劉，告訴這個事實，請他扣除水軍的無效轉發部分，劉說不要緊，他都認。最後，劉嶸履行了承諾，向“免費午餐”捐款高達90萬元，他由此被媒體稱為“微博首善”。
貴州。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和沈雁冰兵分兩路後，他在貴州打開了缺口，並建立第一塊集中根據地。
3月27日別後，他帶著一個叫許康平的攝影記者跑了黔西、納雍和大方三個縣，共8所山村學校。
貴州民諺稱，“天無三日晴，人無三紋銀，地無三尺平”，指貴州天氣易變，天晴兩三天又下雨，不是太熱也不會太冷，經濟貧困，人民身邊無細軟，且是喀斯特地貌區，山高路不平坦，幾乎沒有一塊連起來的完整平地。
還有一句是“納威赫，去不得”，說的是畢節地區的納雍、威寧、赫章三個縣很貧窮，山高路遠出行不便，不能去。
納雍大山裏，漫山遍野都是大麵積裸露的石頭，沒有泥土，也沒有植被。石漠化就是植被退化，暴雨衝刷後水土流失，令本來貧瘠的山地無法耕種——一些村民家裏種的土豆、苞穀還不夠自己吃，這讓他們重新回到溫飽線上。
國家一直在說要清退代課老師，可是貴州大山裏每所學校都有代課老師，師資匱乏，一個老師什麼都要教，這叫“包班”。一般的代課老師一個月的工資是60塊錢。雁冰發現還有一些代課老師沒工資，家長用幫代課老師家幹農活或給土豆玉米換來孩子的教育。
大山裏的學校破敗，孩子大多數穿得很髒，衣服破舊，一些孩子常年穿一件衣服，一季一換，一雙解放鞋穿到破，破了家裏才給再買一雙，再穿到破。一些孩子的書包是編織袋改造的，丟沙包用的玩具是一塊用布包裹的石頭。
沒有一個孩子是騎自行車的，他們需要翻山越嶺，還有攀爬陡壁、過河，天氣惡劣，就隻能請假。去學校，大多數孩子要走1～2小時山路，一天來去就要花去3～4個小時。有孩子放學走到半路，找塊石頭，先做作業——他們說，回家天就暗了，爺爺奶奶不舍得開燈，回到家不是得放牛放羊，就是背著草簍上山割豬草。
因為集中孩子上學，一些學校教室滿滿當當，下課時孩子必須踩著凳子爬上課桌才能出來，讓人心酸。更令人吃驚的是，還有學生沒有凳子，站著上課。岩上小學有20多個，場壩小學有10多個。
終於無法抑製，雁冰開始向陪同他們一起去學校的鄉黨委書記發飆。他問，改革開放都30年了，你一個黨委書記，竟然連學生的凳子都沒解決？再窮，也可以做幾把木頭凳子啊！
或許沒有想到一個戴眼鏡的憨厚書生會當場暴怒，書記大臉冒汗，語無倫次：“一定一定，正在解決正在解決。”
雁冰注意到一個站著的男孩，7歲，陳文祥，他甚至連課本也沒有。而他的姐姐、10歲的陳文菊也同他在一個班級讀書。
他們的家隻能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石頭砌成的屋子，隻有10平方米。沒有屋頂，隻是用尼龍紙和樹枝遮蓋。下雨時，漏水嚴重，一根木頭梁上掛著一把破舊的雨傘，用來擋水。傘下是一張用凳子和木板搭成的簡易床，占了這個家一半的空間。
他們的父親叫陳紹華，30出頭，小學三年級輟學，在中國多個地方煤礦挖煤。28歲回家，為妻子和孩子們蓋了這個小房子。他買了一匹馬，掛上拖鬥，在山路上幫人運東西，有活拉的時候，一天可以賺五六十元。
妻子在家裏，靠4畝山地生活，一年收獲1000元。
傍晚，孩子的媽媽正在煮一鍋青菜，沒有一丁點兒油，這是他們一家人的晚餐。大米買不起，隻是過年吃一次，他們的食物是苞穀飯、酸菜、芸豆湯，這些都是自家山地裏種的。
在電話裏，我們開始討論如何說服浙江人給貴州孩子捐款——杭州市民為什麼要關心千裏之外的事情呢？我們敏銳地發現這些縣的勞動力早年流向珠三角，後大多流向長三角，很多就在浙江。
納雍縣羊場鄉政府提供了一份材料表明：這個鄉6000多個外出務工人員中，至少有40%在浙江。
我們很自然找到了這個切入口。他們，大量貴州鄉村勞動力為浙江經濟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而在他們身後，自己的孩子還在為午飯發愁。我們是不是該為他們身後留守的孩子做點什麼？
4月2日，我們在貴州沙壩小學動手開餐。次日，蓄勢已久的《都市快報》組織了多個版麵，一組報道奔騰而出。
一個版，是一張孩子饑餓的大幅照片文圖報道，內版則是三篇深度調查報道，它們分別是《米飯管飽，一天一個雞蛋，周五有肉，多所學校吃上了“免費午餐”，孩子不用再餓肚子上課了》《“免費午餐”的背後：三十年前很多孩子沒中飯吃，現在沒中飯吃的孩子還有很多》《山頂上的學校：4個代課老師和189個學生》，全方麵介紹了山區學校“免費午餐”公益項目。
《都市快報》總編輯楊星特意在頭版重要版麵安排主圖導讀。
杭州沸騰，無數電話打進報社辦公室。雁冰寫道：“當天下午2點到5點三個小時，我就接了77個電話，平均2～3分鍾一個電話，放下就響起，真的是沒時間喝口水的，連上洗手間都得讓同事幫忙接電話。”
杭州，自古以來富饒地，一些父母都在擔心孩子營養過剩，當他們看見中西部一些貧困山區孩子還深陷饑餓，需要的隻是一餐熱騰騰的午飯，怎能不為之震撼。
一個71歲的老人，替3周歲不到的外孫捐出924元，捐助3個孩子一學期午餐費；一位做服裝生意的陳女士說，她有很多童裝，想捐給貧困山區的孩子，另外再捐1萬元。一些讀者打不通電話，想方設法找雁冰的手機號碼，說“無論如何要算上我們一份”。這些電話來自全省各地，寧波、溫州、金華、嘉興、衢州等地。
我們如此激活一座城，一個省，令《都市快報》驚歎。副總編薑賢正說：“千萬不要辜負了讀者的熱心，我們一定要把好事做好，而且要做到底。此外，這些錢一定要公開透明，這樣才能贏得大家的信任。”
接下來，《都市快報》每天在報紙上向讀者彙報募款進展，捐助的人越來越多。
三天，獲捐409,836元。
原計劃，這些捐款是要流進“免費午餐”基金，但杭州市慈善總會承諾不收捐款的管理費，我無法說服社會福利基金會放棄管理費，隻好答應他們的捐款轉入慈善總會，但我們約定共同構造“免費午餐計劃”，《都市快報》項目和“免費午餐”基金齊頭並進。
雁冰說，這次貴州行令他變得很柔軟，不停在電話裏向人說謝謝。第二天，他接到了一個特別的電話。一個人用很生硬、緩慢的普通話說：“你們報道得太實在了，我就是那裏的人。”
他繼續說：“我看到你們報紙上說的那句話——他們為浙江的發展貢獻力量，我們是不是該為他們的孩子做點什麼？我哭了。我們在浙江打工的都很不容易，你們這樣惦記著我們，我要替老鄉，謝謝你們！”
雁冰仔細記下了這個人的名字，康成富，貴州黔西縣雨朵鎮雨朵村村民，33歲。掛掉電話，他發現自己淚流滿麵。
4月10日，雁冰再赴貴州納雍，他在幫助一個小學“免費午餐”開飯外，還實地走訪了納雍縣昆寨鄉、左戛鄉、鍋圈岩鄉的10所山村小學，大多數是苗族彝族孩子。
同一天，一個叫梁靖的旅德設計師給免費午餐設計了一個小女孩吃飯的Logo——女孩雙手捧著大飯碗，眼睛眯成一條線，很快樂。第一眼看見它，我不禁淚流滿麵，讓孩子快樂和免於饑餓，這就是我想要的，想實現的。
梁靖看見我的評論，也很感動，聲明要把這個Logo捐贈給我。我很意外，這是我得到的最好禮物，我會珍惜並慎重使用它，竭盡全力推動“中國貧困山區免費午餐計劃”。
四天後，由《都市快報》捐助的第一所學校——昆寨鄉岩上小學開飯，274個學生第一次吃到午飯。陳文菊和陳文祥姐弟排著隊領到熱騰騰的米飯、雞蛋、白菜、豆芽湯，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得碗底朝天。
“免費午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歡迎，在苗族村寨，村民們身著傳統的苗族服飾，站在太陽底下，一直等到孩子們開飯。“免費午餐”開飯，成了全村的節日。
最令大家驚喜的是，有了午餐，學校輟學的孩子回來了。4月18日，岩上小學開飯第四天，校長給雁冰打來電話，他簡直是大喊大叫——學校開飯後，有3個學生重新來上學了。
“因為有免費的午飯吃，接下來會有更多已經輟學的學生重新回學校上課的。”昆寨鄉黨委書記在開飯當天，就說，“這裏的學生很快會超過300個。”
沒想到剛開飯四天，就實現了他的預言。
一名誌願者道出原因：孩子們平常在家裏大都吃的是苞穀飯和酸菜湯，在這些學校，可以吃到一份有米飯、芸豆酸菜湯、雞蛋的午飯。
村裏一些孩子在其他學校的，也被父母帶回了這個學校。我們發現，外村的一些孩子也被午餐吸引過來了，他們寧願每天多走一兩個小時的山路。這讓附近的新聯小學的校長很焦慮。
這個學校，地處納雍縣羊場苗族彝族鄉的大山深處，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已經流失20多個學生。
校長很憂慮，他說，如果學校裏也有午飯，孩子還會回來的。這讓我們深感壓力，我們必須要盡快覆蓋更多學校。開餐！開餐！
《都市快報》決定對口資助國家級貧困縣貴州省納雍縣，先照顧整個縣的鄉村學校的孩子們。但一所學校的開飯，需要做大量工作，包括學校考察、與鄉政府協商、尋找合適的廚師等，遠在杭州的媒體顯然沒法親力親為，必須聯合當地社會力量。
必須要找外援。
我們很快找到了一個有聲譽的民間組織——“愛心納雍”，他們的領導者叫“老兵”，是一位曾駐西藏的退伍老兵。他把一個小規模的論壇，發展到有300多位義工的公益網站，主要成員是納雍當地人，還有一些是在外省的納雍人，以及一些來自北京、廣東、浙江等地的攝影師、驢友，他們持續幫助當地的貧困孩子。
義工們富有經驗、盡責，做每一個學校前，都會實地調研，他們稱之為“免費午餐項目背景調查”，寫出詳盡的前期考察報告，大到村寨人口、地質環境、學校覆蓋範圍、學生人數、師資構成（包括多少個代課老師），小到一個班級的男女生比例、班主任電話、有多少個學生吃不上飯等。
考察後，如果義工們認為，當地具備開辦食堂，為孩子提供就讀期間午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會與學校及村民溝通落實。
岩上小學也正是在這一群義工的協助下開餐，建立了一個模式。
首先，“愛心納雍”的義工們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作出預算：岩上小學“免費午餐”第一筆啟動資金為3.5萬元，用於采購學生餐具、廚具等，由於交通不便，雞蛋、大米等必備食物得每月定期采購一次。
考慮到這是第一筆啟動資金，應該打點提前量，從《都市快報》“免費午餐”專項資金中劃撥出5萬元，多餘的1.5萬元款項滾入下個月的運轉資金。
由於杭州市慈善總會款項隻能公對公賬號劃撥，岩上小學沒有獨立賬號，與鄉政府協商後，款項打入昆寨鄉財政所，由財政所開具往來款收據。這筆款項隻能用於“免費午餐”項目。
4月13日，義工們分三路，采購了冰櫃、消毒櫃、炒鍋、電蒸鍋、學生飯盒等必需品，采購時每一樣物品都需要有發票，實在沒有，也得有一張收據收條。
清單顯示，大到冰櫃、保溫桶，小到菜刀、切菜板，當天采購花費了13,190元。
詳細的設備采購清單將由義工發布到愛心納雍論壇，接受社會監督。《都市快報》和愛心讀者也都是監督方。
今後每月按學生實際在校人數、天數結算款項，當時結算標準是：周一到周四每個學生每頓飯2.3元，周五加肉4.8元。
“免費午餐”實施後，廚師有沒有保質保量供應午餐，將由當地義工協助監督，同時，學校、老師、家長、義工、媒體等社會人士都有監督權。
食堂衛生狀況方麵，聘請當地醫生不定期檢查監督。“愛心納雍”的義工還將不定期地打電話抽查、訪問家長，問孩子中午吃了什麼，有沒有吃飽等，抽查結果也一一在網上公布。
義工每月不少於一次去現場檢查，並將圖片、文字上傳到“愛心納雍”論壇，接受捐贈人和網友的監督。
我在想，一個貧困地區，如果都有一個民間公益組織，成熟穩健、公開透明，我們就省心省力了，專注做好我們擅長的事情，實現分工協作。我們把它命名為“納雍模式”，嚐試進一步的複製。
5月8日，雁冰再赴貴州，帶著讀者和捐贈人代表共13人進入學校。在深山裏，他接到同事一個電話，有個人給“免費午餐”捐了250萬元。
雁冰不敢相信，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坦誠地說，我一開始也不相信，更多是不敢相信，問他是不是看錯了，因為這筆錢幾乎是我們多方在過去一個月內所收到的捐款總和。
直到看到杭州市慈善總會工作人員發過來的電子回單上，大寫的“貳佰伍拾萬元整”，我們才確定我們得到一筆最大捐款，250萬元。
全國嘩然，所有的人都在好奇，這個捐款人是誰？
很遺憾，捐款名單上，除了他的名字和轉賬銀行的賬號，沒有留下任何信息。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誰。謝謝他。
我們要在貴州大山裏開展的事業，像大火一樣熊熊燃燒，令雁冰激動不已。6月初，他作出了一個令旁人驚訝的決定，離開杭州，跳槽貴陽《黔中早報》，直接撲到最前線，推動“免費午餐”工作。
【新晃破冰】
新晃政府負責全縣鄉村小學的廚房建設，每個學習日為每個小學生出資一元，“免費午餐”基金則為每個小學生出資兩元。
2011年4月《“免費午餐”新晃合作協議》
除了貴州和河南，其實，我們還有一路力量在湖南——我埋了一條線。
第一次探訪貴州學校，決意要展開行動以後，我回到了湖南家鄉，試圖聯合湖南媒體一起行動。我先找到《三湘都市報》執行總編輯文鳳雛，他首先給我介紹了一個主任，但糟糕的是，該主任對我的想法大驚失色，覺得給孩子做飯簡直就不可能完成——他算了一筆賬，一名小學生每天吃飯3元錢，一年算220天，就是660元，加上其他開支，人均800到900元。一個最小的縣都有一萬名小學生，一年至少要花費800萬元，“這怎麼可能呢？”
我電話文鳳雛，請他再派個人來。
在烈士公園旁邊一個快捷酒店，我召集了長沙幾乎所有媒體的記者，來講述我的想法——當年在一起揭黑反腐的夥伴們，要一起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大家討論得熱火朝天。
一個人敲開了房門，溫文爾雅，他說他是文總派來的，叫楊博智，華聲在線副總編輯、《三湘都市報》編委，然後坐在一邊認真傾聽，時不時提出問題。
第一次見麵，但我認定他就是我的夥伴——他的問題很實在，顯示了他的思考力，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睛也開始發亮，因為他理解我和我想做的事情，心裏有了巨大熱情。
馬雲說，這個世界往往是被一些富有熱情的菜鳥們鬧翻天的。後來，我看見了這句話，深為歎服，因為我正好證明了這句話。
我和博智很快達成共識，他在湖南擔任組織者，負責聯合媒體、企業和誌願者，準備在湖南展開行動。
4月1日，我定下的貴州第一所“免費午餐”學校開餐，博智派出一個叫王立三的最得力記者觀摩學習，並為新生的“免費午餐”貢獻《三湘都市報》整版報道，旗下《華聲》雜誌推出了六個整版的深度報道。
但這僅僅隻是開始，湖南的腳步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在博智的努力下，一個看似鬆散卻靈活而有效的湖南團隊迅速建立。4月11日，華聲在線發布了一條征集令，在湖南全省征集願意執行“免費午餐”的學校。不到兩天，就有20多所學校前來聯係，其中新晃侗族自治縣團委幹事錢亮發來了11所該縣貧窮學校的情況介紹。
新晃從此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個侗族自治縣位於湖南最西陲，與貴州接壤，屬於國家級貧困縣，人口少，我們決定從這裏突破。
4月13日，華聲在線、《三湘都市報》、湖南都市頻道等數名記者一行趕赴新晃。在洞坪鄉大坪坡村小，他們看見了41名孩子，每天要走五六公裏的山路，來到這個700米高山上的破敗學校。他們大部分是留守兒童，還有一些是單親兒童，中午回不了家，要麼餓著肚子，要麼隻能以紅薯、苞穀、烤土豆就著涼水充饑，少數孩子會用塑料袋裝一些飯菜，但早已冰涼。
湖南的夥伴們很快指定這個學校，作為湖南“免費午餐”第一個試點。
我也來到了長沙。
4月16日中午，長沙河西一家生態休閑會所。一場“10萬元共進午餐機會”活動成功舉行。這一創意源自一周前，我在微博上看見的一張照片，照片中是我之前發起“微博打拐”行動時的一名重要夥伴在快活大笑。我突然有一個想法，他現在是頗具知名度的投資人，能否拍賣他一頓午餐時間，為孩子們募捐呢？
這當然是受了“巴菲特午餐”的啟發：“股神”巴菲特自2000年起每年拍賣一次與他共享午餐的機會，拍賣收入會捐給美國慈善機構，用於幫助舊金山地區窮人和無家可歸者。
我發了一條微博，半開玩笑說誰願意和這位投資人吃飯聊天，捐款就行。一個多小時後，落地長沙黃花機場，打開微博，發現已有人詢問價碼多少。
原來，他是我一個長沙好友，叫李詠。他曾是湖南經濟電視台的製片人，後來從商，而我曾是他的實習生。我撥通了他的電話，他看見了我們的行動，正在琢磨如何介入支持我們，我們談好他捐5萬元，請他來長沙，和大家吃頓飯。
我撥通他的電話，他很開心，願意在某個周末來長沙。
到了家裏，李詠的電話打進來。湖南人比較義氣，他說他左思右想，覺得沒有給這位投資人任何酬勞，感覺心不安，他說再願意私下給5萬，作機票住宿。
這位投資人聽說湖南這邊私下再給他5萬，在電話裏連連說使不得，這是陷他不義，“要不，把10萬一起給捐了”。
我們的午餐拍賣有如一石擊水，一名叫石巍的網友聯係我，要說服高爾夫大師胡牧來拍賣打球權，誰捐款，就和誰打球。《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這兩起有趣的拍賣，報道迅速擴散。另一個叫王培暖的高管，直接在他的公司——神舟數碼貼出海報，數天募集近15萬元。
褪去了悲情，一切開始變得有趣起來。
學校選好了，錢也有了，馬上就要開工了。但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許可，還是沒有辦法做。
之前，記者們直接去新晃縣教育局，要求在新晃開餐，請教育局支持。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要求一度令教育局為難。如果接受開餐，就意味著就要承受外界的一些偏頗判斷，譬如這個地區經濟落後，教育投入不足或者管理不夠好。這可能會令這個縣的領導人感覺丟了麵子而發脾氣，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呢？
很幸運，我們遇到了一個叫蒲曾坤的副局長。他剛開始也有顧忌，擔心我們會對新晃的教育形象造成負麵影響，但他又知道孩子們確實沒有午餐，正在忍饑挨餓。
沒過多久，蒲接到洞坪鄉大坪坡村小代課教師彭玉霞的電話，詢問“免費午餐”是一個什麼樣的項目，什麼時候能夠實施。巧合的是，這個學校正是蒲的母校，這個電話讓蒲陷入沉思，究竟是所謂的形象重要，還是孩子們的健康成長重要？
和很多來自鄉村的中年人一樣，蒲也有過艱苦生活的經曆。1976年，蒲進入大坪坡村小讀一年級。每天上學前，他都要和大人去山上砍柴、割草。下午放學回到家中，還要張羅一家人的晚餐。
當年水稻的收成遠遠不能滿足五兄妹和父母親的一日三餐，土豆與紅薯成為家中的主食，一晚上就要剝30個土豆。這些經曆，他特別能體會孩子們對於一份午餐的渴求。
後來，蒲曾坤憑借艱苦努力走出大山，一步一步走上新晃縣教育局副局長的崗位。
“每一代都是越長越高，我的父親比我矮，我兒子現在上初二就比我高了。”在蒲看來，營養的改善讓他的孩子獲得更強健的體魄和更自信的心態。而一個孩子順利成才，就可以改變這個家庭。
蒲從此成為“免費午餐”忠實的支持者。
新晃縣政府決定支持“免費午餐”，並敲定大坪坡村小作為第一所接受捐贈的學校。蒲親自帶隊去了學校，協助搭建柴火灶台，購買消毒櫃以及冷櫃等基本設施，幫助辦理廚師的健康證，並張羅采購油、菜、肉等物資，忙前忙後。
13天後，大坪坡村小正式開餐。看見村民們爭相送來臘肉、大米，看見孩子們捧碗大口吃飯，蒲曾坤淚濕衣襟，哽咽致謝“免費午餐”團隊。
得知學校有飯吃的消息，7歲的彭曉雨帶著弟弟走一個多小時山路到學校，一口一口給弟弟喂飯吃，這一場景被在現場拍照的記者王立三看見，他舉起相機定格了下來。這張圖片傳到工作群，夥伴們無不動容。
小斯和她的品牌部夥伴們加班加點，把這一張照片製作了“免費午餐”第一張海報，交給我在微博上發表。第二天，微博上鋪天蓋地都是這張“姐弟情深”海報——我們意外發現它喚起了無數姐姐們的深情記憶，甚至令很多人落淚，也直接推動捐款飆升。
每一張孩子開心吃飯的照片都會令網友歡欣鼓舞，拉升捐款，因為大家看見了隻要我們行動，努力去做，改變就可以發生。我發現了這個小秘密，我聯係了原《瀟湘晨報》總編輯龔曉躍，請他派出最好的攝影記者幫助我們。
果然，我得到了好友楊抒懷的幫助，他是一個極有天賦和想象力的大男孩，曾因拍攝宜黃自焚事件中的鍾家姐妹而打動無數中國人。
後來，我和湖南團隊通了一個電話，讚揚了他們的行動，叮囑楊博智在湖南多開餐，遍地開花，繼續擴大影響；另外，請他嚐試在一個縣實現集中開餐試點，因為鋪開後畢竟還是要做一個緊致模型出來，方便以後的推廣複製。
5月4日，湖南第二所“免費午餐工程”學校正式啟動，新化縣奉家鎮橫拉坪村快樂小學的43個孩子吃上了“免費午餐”。中午，當廚師阿姨端上四盆香噴噴的熱菜，飯香四溢，43個孩子齊刷刷地翹起了腦袋，迫不及待地等待著第一頓“免費午餐”：白瓜炒肉、四季豆炒肉、萵筍葉以及一個煮雞蛋。
抒懷拍下了一張孩子嘴角沾著飯粒的照片，令人動容。
對於這一行動，《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免費午餐”期待政府接棒》，指出“免費午餐”背後隱含著營養權這項基本的權利，它與生命健康權息息相關，也關乎社會公平公正、長遠發展。提供物質上、經濟上的支持，提供保障這一權利的法律程序和服務，本是政府應盡之責。
這篇文章反響強烈，第一次立足兒童的基本權利，明確解決兒童饑餓問題是政府的責任。它也幫助我袒露了心跡——我們做“免費午餐”，實際是提醒政府重視和介入，你暫時沒有做，你缺位，我不指責，不抱怨，先做著，做給你看。因為我認為，要想幫助數千萬名的鄉村兒童擺脫饑餓困境，非國家出手不可。
很快，我們就要迎來湖南的第三所“免費午餐”學校。
5月19日下午，長沙黃花機場，天氣炎熱。
我在等一個從未見麵的朋友，她正是最早在微博上響應我，並是第一個大額捐款人的馬伊琍。她一襲白裙，清爽俏麗，戴著墨鏡，但還是被機場的乘客發現了，被團團圍住。我好不容易從人群裏撈出她，去湘江邊吃過晚飯，連夜趕去婁底。
不巧的是，我們走錯了路，提前從婁底東下了高速。黑夜裏，道路顛簸異常，我和她抓著車窗的扶手，不時被甩來甩去，我們戲稱在逃亡。嘈雜中，我們聊了很多，我們各自的奮鬥，還有她的人生經曆——她幼時在上海曾生病住院，對病患孩子的困境和無助感同身受，加上自己又做了母親，對孩子的苦痛更加敏感。
次日一早，我們趕赴新化縣一個叫白雲完小的學校，這座學校古名“西團書院”，至今已有近300年曆史。抵達時刻，學校已是人頭攢動，村民們都擠著要看北京來的明星。
中午，湖南第三所“免費午餐”小學新化白雲完小正式開餐，馬伊琍換上“免費午餐”的T恤，別上一枚紅色的徽章，給6個班、212名孩子盛飯分菜，大汗淋漓，卻一直微笑著。
開餐之後，在太陽暴曬的小操場上，我們做了一場簡單新聞發布會，給她頒發了一本“免費午餐”愛心大使的證書。她告訴記者，看到這裏的孩子們吃得這麼開心，她真的很心疼，我們的改變是重要的。
“這是我參加的最簡陋的一次發布會，但也是我參加的最有價值的一次活動。”她說，當我邀請她，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希望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免費午餐’，把愛心持久地延續下去。”
中午，在村小學，馬伊琍捧著鄉下的大瓷碗，和我們一起吃了一頓午餐，桌上有土豬肉炒大蒜，她吃得很開心。臨走，她告訴我，隻要是孩子的事情，她都會支持我。次年2月，她兌現了承諾，和我一起發起“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項目，竭力幫助鄉村孩子解決無錢治病的問題，我們一直並肩而行。
而楊博智也等到了一個機會。他發現時任新晃侗族自治縣縣長的張霞，早在任懷化市旅遊局局長一職時，就因為報道關係與他有過交流。
5月30日，楊博智團隊聯合湖南數家企業，帶著書籍、文具、體育器材和衣物等，探訪大坪坡村小。博智騰出時間，專程趕去新晃，他心裏已有一個計劃——和張霞見麵，說服她支持“免費午餐”。
他們約好晚上見麵，但不湊巧的是，張霞臨時下鄉去防汛抗旱一線了。
接待他們的是新晃縣分管教育的副縣長田竑、教育局局長姚斌以及副局長蒲曾坤，他們邊聊邊等。
按慣例，政府開支一般是嚴格按年前的預算做的，如果想要政府在年中拿出一筆錢來支持“免費午餐”，難度還是比較大的。博智仔細詢問了縣財政財力和民政救助等信息，一邊在估算讓縣裏在年中拿出一筆錢投入“免費午餐”的可能性，如可能，能打開多大缺口。
副縣長田竑很支持“免費午餐”工作，我們踩點、開餐，她每一次都抽時間參加和陪同，但在政府拿錢支持“免費午餐”這件事情上，她一直口風很緊，我們也能理解，畢竟政府的錢不是一個副縣長說了算。
老天總是會掉下一個人來幫助我們，這次是姚斌，縣教育局長，溫和良善，他每次全程陪我們的活動，替孩子而發出的由衷感激，總是溢於言表。僵局形成後，他偷偷把博智喊到房間門口，透露了一個信息——縣裏年內還有一筆由民政係統籌集的數十萬元的資金，原計劃用於資助貧困地區學生，還在賬上，用於“免費午餐”也符合資金定位，也不需要修改預算，不麻煩。
拿到了一張底牌，博智很開心。
傍晚，張霞縣長從防汛抗旱一線趕回縣城，顧不上吃飯休息，就趕來和博智團隊見麵，商談“免費午餐”在新晃下一步的運行。
這位生活中美麗端莊、工作中風風火火的女縣長，一進門就向博智伸出手，爽朗地說：“抱歉，讓老朋友久等了。”
小小的房間內，張霞縣長和博智坐在靠窗的兩把椅子上，田竑、姚斌、蒲曾坤和湖南團隊的立三、魯紅、小康等記者就或站或坐，房間裏顯得非常擁擠。
敘過舊，博智直入主題：“孩子是家庭的孩子，也是社會的孩子，更是國家的孩子。孩子的健康成長，應該由家庭、社會、國家共同出力。”張霞認同楊博智提出的觀點，當即就表態，說縣裏為將來開餐的每一個“免費午餐”學校承建廚房。
博智顯然不滿足這些支持，他直截了當開始提要求：“新晃是‘免費午餐’在全國第一個全縣開餐的縣，示範意義重大。作為老朋友，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剛才講到的家庭的孩子，社會的孩子，國家的孩子，政府能否以補貼的方式參與進來，和我們一起，真正彰顯家庭、社會、國家共管的概念呢？”
拿出一本采訪本，博智說：“我們測算了一下，新晃人口基數小，政府一年下來也隻需要30多萬元。縣裏財政有困難，但再窮不要窮孩子，有沒有可能呢？”
張霞縣長愣住了，她完全沒有想到博智一開口就提出事關幾十萬的請求。約有幾秒，房間陷入安靜，等到她再開口的時候，平靜，卻堅定：“博智，我支持。新晃再窮，這些錢是可以想辦法的。”
張講完後，大家都沒有反應過來，也都愣住了。博智站起身，向在場的人大聲說，感謝張縣長，讓我們鼓掌記住這一個重要的時刻。
其他記者開始起哄，開玩笑說，縣長，我可是錄了音的，你不能反悔哦。大家哄笑。
後來，楊博智向我描述這一段故事時，我感慨良多。我們無法得知，當時那沉默的幾秒鍾裏，張霞在想什麼，是姚斌提到的那筆錢，是從政府其他資金裏挪動的法子，又或者是孩子們吃上熱騰騰的午餐的場景？
但，我深知這是“免費午餐”的奇妙數秒，這是一個裏程碑式的進展，意味著我們開始和一個地方政府開始合作，而不隻是民間力量的單打獨鬥。我在電話裏告訴博智，替我轉達對張縣長的敬意，她在開創曆史。
後來，新晃縣委、縣政府和我們正式簽訂協議，承諾不僅為該縣41所村小修建廚房，還將為享受“免費午餐”的每個孩子每天提供一元餐費。按一年220個學習日計算，新晃此舉將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午餐”餐補30餘萬，加上廚房改建等費用，投入資金將超40萬。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作出高度評價。如果“免費午餐”能促成政府、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在更大範圍內的良性互動，就不僅僅是解決孩子的午餐問題，更可能成為政府與民間協同共治的範例。
8月25日，來自華中科技大學的一支大學生調研團隊抵達新晃，調研新晃“免費午餐”的實施狀況。他們寫道，大坪坡的孩子每天都能穿著嶄新的校服去上學，中午在學校能吃到熱飯菜，“孩子們的臉色都變了，從蒼白到紅潤，也能夠毫不畏懼地與外麵的人交流。”
9月1日，我和上海複地集團的夥伴去了新晃縣，給該縣洞坪鄉坳背村小開餐——複地集團在微博上注意到我們的行動，成為第一個戰略夥伴，至今共計捐款上百萬元，其中認捐新晃縣步頭降鄉天雷小學、洞平鄉坳背村小學兩所學校各兩年的午餐，並幫助天雷小學修繕了倒塌的校舍。
一間破舊教室裏，孩子們坐得整整齊齊，後麵站著的是快樂卻又局促不安的村民們，複地集團副總裁殷嶸衣著整潔，逐字宣讀一份講稿，用上海先生的溫文爾雅向孩子們表達感恩——是孩子們讓我們獲得一個行善的機會，洗滌城市人蒙塵已久的心靈，感知感動和暖意。最後，他祝孩子們用餐愉快，令我動容。
新晃攜手“免費午餐”，不僅沒有喪失顏麵，打開門，它得到的是源源不斷的支持。一個叫拉手網的團購網站召集網友捐出991,293元，全部用於“免費午餐”在該縣的開展。
我在這個學校，有了更多的想法。我站在講台前，向孩子們許下了一個承諾：“午餐隻是第一步，接下來，我們還要為你們做更多的事情，讓你們健康成長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