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火花】
中國貧困地區兒童嚴重營養匱乏，發育遲緩。怎樣截斷貧困代際遺傳的鏈條？
《新世紀》周刊2011年第8期，《營養的貧困》
夜，南海上，一艘郵輪安靜遊弋。龐大郵輪上的小劇場內，天涯社區年度頒獎晚會正熱火朝天。
2011年2月25日晚，我獲得“天涯社區2010年度記者”獎項。在過去一年，我用微博展現江西宜黃縣一個鍾姓家庭遭遇強拆的故事，導致該縣一群官員落馬。年末最後一天，我的微博網友在江蘇的一個鄉村，發現了一個我們尋覓3年的男孩。
我的鄰座，是一名叫蔡加芹的年輕女孩，曾在貴州一個小學支教，被天涯網友評選為“中國最美支教教師”，和我一起等待頒獎。
她看見我的名字，有些驚訝。她說，在上海複旦大學新聞學院聽課時，常聽老師說到我。
人群裏遇見熟人，當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喧嘩中，我們低聲交流。
她神色黯然，說回到城裏後，總是忘不了她的學生們。我問，忘不了什麼？她想了想說，是他們眼巴巴的眼神，很可憐。
我的心陡然一緊，追問，可憐？可憐什麼？她說，每一次教師小食堂開飯，她端起飯盒，孩子們聞到香味，總是眼巴巴看著她，她隻能把飯端回自己宿舍，關起門來悄悄吃完。
小學沒有食堂，我能理解，但孩子們為什麼不能回家呢？這讓我很驚訝。我依稀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洞庭湖邊鄉村裏讀小學。那時，我們中午回家吃飯，雖然清苦，但從來沒有餓過肚子。
蔡看著我說，現在山區撤點並校，孩子們被集中在一個學校，上學路途太遠，不能回家，他們早上6點多起床上學，下午四點半放學，回家已是天黑，才能吃上晚飯。
那，孩子們怎麼應對中午的饑餓呢？蔡說他們一般趴在桌子上睡覺，實在頂不住，他們會去找水龍頭喝涼水。
這令另一位鄰座——《南方周末》評論員鄢烈山極為震驚。他一臉傷感，歎息說，三十年前他在湖北的鄉村裏忍饑挨餓，酸楚求學，怎麼發展這麼多年了，還是這樣？
一股熱血騰騰衝上頭。我說，這樣，我們去蔡老師的那個學校，給孩子們建一個食堂，讓他們中午有飯吃。
有食堂，沒錢做飯怎麼辦？
我說我們幾個人一起籌錢，每年籌兩三萬元，給孩子們吃飯。
晚會繼續熱鬧歡樂，沒有人注意我們短暫的交頭接耳，也不會知道我們猶如三隻蝴蝶，扇動翅膀，竟會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動員和組織了記者、明星、大學生、政府公務員、企業家和公司職員等數百萬人，截止到2013年10月，累計募捐7000萬元，開餐學校328所，覆蓋全國18個地區，累計受益人數78,721人，滾起一個巨大的民意雪球，並推動國家累計投入400億元資金，並每年至少投入160億元改善鄉村孩子營養，深刻改變中國鄉村教育格局，被業界評價為“中國慈善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
更奇妙的是，這個奇跡還在持續引爆其他行動，開創了一個“微公益”的嶄新時代，中國鄉村兒童全麵支持體係初具雛形，有力改善了6100萬留守兒童的困境，一場溫暖變革正在展開。
第二天，郵輪到香港，我和蔡約定，等待她提交學校材料，我先籌到錢，再去貴州。下船轉道深圳，我發了一條微博，講述我的海上旅行，有好友問我有無奇遇，我說有很多鄉村孩子挨餓，要去看看。
這條微博隻有12條評論，冷冷清清，但一個網友告訴我，可以找一個剛成立的公益組織幫忙，他們在玉樹的帳篷裏給孩子們做午餐。如同電石火花，我寫下了第二條微博：“一起努力，貧困學生‘免費午餐’計劃。”
今天，我已經記不清楚我怎麼會蹦出這個想法。當時，我還不知道，當城市裏一些家長擔心孩子營養過剩時，在中國中西部的山區學校裏，無數孩子還在遭受饑餓，營養不良導致了諸多問題。
後來，很多人好奇地問我，為什麼會想到用“免費午餐”這四個字？這歸功於以往的某一次閱讀，我隱約記得，印度政府為解決小學生吃飯問題，10年前就推出免費校園午餐製度，俗稱“免費午餐”。
數天後，北京建國門，《鳳凰周刊》辦公室裏。我無意中翻到了一本最新的《新世紀周刊》，封麵文章為《營養的貧困》，講述了中國西部地區的鄉村兒童普遍嚴重營養不良。文章說，2006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對廣西都安、河北崇禮、寧夏西吉和湖南瀘溪四縣的寄宿製小學就餐情況展開了5年調查。
1458名小學生中，生長遲緩率近12%，低體重率達到9%。平均每日攝入熱量僅為推薦量的68%，鈣、鐵、鋅等微量元素攝入量低於20%。
該調查發現，兒童營養不良率在貧困地區超過30%，而大城市低於1%；身高和體重水平比城市同齡兒童普遍相差2～3年。同時，營養供給不足還抑製了孩子們活潑好動的天性，對孩子們的體質體能、心智發育等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這本中國頗具影響力的雜誌一直以縝密、專業的調查報道著稱。這組數據深深刺痛了我。同一片藍天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天壤之別？
雜誌總編輯胡舒立在微博上說：現實很窮困很複雜，需要我們的關心、思考，更需要實際行動。
封麵上，顯示這本雜誌在2月28日發行，恰是我提出“鄉村學生免費午餐”的第二天，儼然天意，令我目瞪口呆，卻又熱血奔湧。十分鍾內，我連續發了兩條微博：“中國貧困地區需要一頓免費午餐！”“呼籲免費午餐！”
接下來，我開始查詢印度“免費午餐”的資料，得知這個由時任印度國民大會黨主席卡馬拉奇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教公益團體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已成功變成現實。由印度中央政府、地方邦政府和民間機構共同參與的“免費午餐”項目，每天向大約1.2億名中小學生提供熱飯熱菜，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免費午餐”計劃。
而日本在戰後困難時期，堅持給小學生配發午餐，令孩子健康成長。在美國，也有此類由政府補貼午餐免費的製度，惠及3000萬名學生。
《營養的貧困》報道的一個記者正是我的朋友，我約她吃晚飯。席間，我說我想做中國的“免費午餐”，一群人瞠目結舌：“這麼大的事情，1個多億的鄉村兒童，你怎麼可能做呢？”
我說，為什麼印度都有，中國卻沒有？我就是要幹！
有個人的眼睛開始閃亮，他叫胡益華，是我湖南老鄉，他身材敦實，戴一副金絲眼鏡，開過公司，現在是一名刑事辯護律師。他說，我跟你一起幹。
沒有什麼理由，或許是某種敏感性，但它一定來源於愛。我和他都是父親，都有一個女兒，我們愛她們，對孩子的苦痛比較敏感。
更不可思議的事情出現了。幾天後，我獲得了一個機會——正是胡舒立和她的財新雜誌在全國選出一批從業5年以上的記者到廣州中山大學駐校學習，這一項目叫“卓越記者駐校計劃”，旨在為他們提供一個返校充電的機會。
新聞界兩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為我寫了兩封推薦信，我幸運地得到了這個機會。事後想來，也正是這三個月，讓我擺脫日常工作，有一整塊時間可以自由行動了。
飛機掠過北京，飛往南方。看著龐大的北京城一點點從機窗外隱去，變成某種背景。我有些興奮：我要動手了，去做一件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
【鄉村，另一個中國】
鄉村小學沒有了，整個鄉村似乎一下子安靜下來，除了雞鳴狗盜，再無童稚笑語、朗朗書聲。那改變命運的火種，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來，人心都覺得怪怪的，空落。
朵漁，2010年7月28日
《南方周末》：《誰願意重回鄉村？》
2011年3月，廣州大學城。
我得到一個約5平方米的房間，買了一些生活用品，請人幫我解決上網問題——網絡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24日，蔡加芹給我發來一封郵件，介紹了幾個沒有食堂的學校。當晚，我在宿舍裏發出一條微博：“明天去貴州一懸崖下的鄉村小區，當地學生無午餐，每天中午喝涼水充饑。我們將嚐試在該校建一個食堂，推動中國貧困山區的免費午餐計劃。”
如石擊水，我很快得到一些網友回應，其中一個就是杭州《都市快報》記者沈雁冰。2007年，我和他在杭州相識，後來帶他來到北京做了一名記者，在我家裏住了3年，情同手足。我們曾乘坐一輛摩托車，沿著清江一路調查湖北長陽縣較多希望小學遭遇廢棄，記錄鄉村孩子求學的艱難。
後來，他回到杭州家鄉，但他理解我想做什麼。
深夜，我的網友——演員馬伊琍留言，她說：“有需要幫忙說一聲！大家都願意的！”
3月25日，我到了貴陽，直接趕去《黔中早報》辦公室。雁冰有一些朋友在這個報社，他們願意和我一起行動。
總編輯不在，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裏喝茶、抽煙，討論即將要做的事情，慷慨激昂，一個個像打了雞血。
次日清晨，《黔中早報》派出了一隊記者，和我們一起去貴州黔西縣。穿過六廣河大峽穀，我們到了一個叫素樸的小鎮，饑餓難耐，就尋了一個飯館，急吼吼點了折耳根、大腸、豬肝和腰花等一桌子菜，並嚐試喝了一些當地米酒。
饑餓，永遠是一個人最想擺脫的傷害。
蔡加芹帶我們去了她曾經支教的太來鄉小學。山崖下，烏江小學有149名小學生和30名學齡前幼兒，都沒有午飯，或吃用塑料袋帶來的冷飯，或喝涼水充饑。校長不在家，蔡告訴我們，因為饑餓，孩子們下午無法上體育課，時常會暈厥，而其他課也無法集中注意力，下午3點多就必須放學。
田野裏，一位老農在驅牛耕地，有幾個男孩嬉戲，我找他們聊了幾句，驚訝地發現他們小學畢業就輟學了，理由是學校太遠，中午沒飯吃，上學太辛苦。
中國鄉村到底發生了什麼？
出於一個調查記者的習慣，我帶著大家迅速展開了調查。我發現中國的鄉村正站在一個尷尬的時代。1980年代中期以前，鄉村人口眾多，農村學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為原則。許多縣教育部門規定學校要在村莊2.5公裏之內，以便學生就近上學。到1990年代，中國工業化吸納無數年輕農民進城，帶走了一部分孩子，鄉村也開始了嚴格的計劃生育，孩子減少導致原有學校生源不足，大量中小學被撤銷，數個學校的孩子被集中到一個學校。
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全國農村小學數為512,993所，2009年為234,157所，減少學校數合計278,836所，總量減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減少學校64所。
站在教育部門的角度來說，並校是一個趨勢，可集中教育資源，也提高教育質量。但一個新產生的問題是，上學路途變得遙遠，一些孩子在中午兩個小時裏無法回家，午餐沒有著落。
教育部門認為，給孩子吃飯是家庭和家長天經地義的事情，學校負責教書育人，不管飯。
父母如果在家，孩子們可能會帶一個飯盒，裝一些米飯和菜，即便冰冷，卻也可以果腹，學校有口鍋，熱一下也可以應付。但更多的孩子父母不在家，這樣的孩子在中國鄉村至少有5600萬，2013年的數據上升到6100萬，史稱“留守兒童”。他們被年邁的祖輩看護，而一個農村家庭，祖輩可能忙於照顧數個孩子、土地農活和家務，看護不會太精細，所以他們連一頓冷飯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蔡說，為了填飽肚子，有男孩偷偷跑到村民田裏刨土豆，撿點柴火找個空地燒了吃，或緊張著急，或因為沒有掌握好火候，多數時候土豆並未燒熟就被孩子們狼吞虎咽下了肚。下午回教室上課，不少孩子滿嘴都是黑的，還有的會拉肚子。
我不禁想起了2009年初，我在湖北長陽縣調查希望小學遭遇廢棄，發現一群小學生在一間小房子裏，用石頭架著鐵鍋，蹲著做飯，煙熏火燎的，當時感慨窮人孩子早當家，但沒有想到這個層次。
一些孩子好奇地看著我們，怯生生，不敢靠近。我們拿出糖果分給他們，孩子們歡天喜地接過、跑開。一個紮著兩根小辮子的女孩撕不開一顆糖，就央我幫她，靠著我，仰著小臉目不轉睛看著我的手剝開糖紙，滿是期待。
我心中一陣劇痛，這個孩子，和我女兒一般大小。如果她就是我的女兒，我會如何？
在一麵土牆上，我被一個白色石灰水刷出的標語震撼，上麵寫著，“讀完初中，再去打工”。打工，就是又一代鄉村孩子們的宿命？
這不公平。
27日，我們一行去了更遠的中坪鎮，先爬到山坡探訪一個叫新中的小學——它是一排幾乎用石頭壘砌的簡陋平房，沒有一個多餘房間可以儲存糧油，我和聯校老師商量，決定先幫這個學校的137名孩子煮雞蛋，以後修建校舍增設廚房後，我們再考慮午餐問題。
中午，鎮上的黨委書記請我們吃飯。幹部們有一個約50平方米的食堂，午餐是攤雞蛋、青菜和豬肉大蒜，食材新鮮，香氣撲鼻，我一口氣吃了三碗米飯，心裏想每一個學校的孩子們，如果吃得像鄉幹部一樣好，我們國家就強大無比了。
下午，我們又去了兩個學校，其中一個學校令我很不安：校長開了一個約60平方米的超市，但裏麵多是假冒偽劣食品，沒有生產廠家或生產日期，散發著一股濃烈的味精味，而它們正是一些稍富裕的孩子的口糧。
和校長討論，他對學校建一個食堂，為孩子提供午餐感覺莫名其妙。他一臉困惑，反問我：“孩子不是家長負責的事情嗎？”
這一趟調查讓我們看見了一個事實：在貴州，我們看到的所有小學都沒有食堂，而因為路途遙遠，大多數孩子都不能回家吃飯，隻能在教室裏趴著睡覺，或在校外小商店裏買一些零食充饑。
但，我們一直沒有找到可以合作的學校。兩天了，我們需要考慮回程，這一次可能是無功而返。
這時，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他是黔西縣沙壩小學的校長方坤友，學校裏的支教老師在微博上看到我們來到黔西調查孩子饑餓問題，他要和我見麵。兩小時後，他一身汗水地站在我們麵前，四十多歲，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誠懇卻堅決地請我們去他的學校看看。
兩天山區調查令我們身心疲倦，很想回到縣城休息，但我又不忍令他失望，也就和他前去他的學校。
山路顛簸，路邊是幾百米的峽穀，一條河流蜿蜒流淌，對麵山崖幾乎呈90度，如同刀削，極為峻峭。兩個小時後，我們到達了學校。遠山連綿，山上有梨樹，在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白色的花。學校小，但有圍牆，村民們在校園裏閑坐聊天，校長帶著我們觀賞一些植物——他帶著學生從山上挖來很多小樹苗，試圖美化校園。校園裏還有一個鐵籠子，養著兩隻紅腹錦雞，村民撿來的，送校長，校長沒殺了吃，而是供孩子們觀賞。
他顯然是一個很用心、細致的校長。
不久，方校長帶來一個小女孩，說是這個學校成績最好卻家庭最貧困的孩子。她叫尚晶，瓜子臉，俊俏沉靜，念四年級。孩子和我們一起吃飯，上了桌，她有些拘謹，因為她會不時咳嗽。她咳嗽時，會掏出一條小手絹捂嘴，起身離席到邊上輕聲咳嗽。
校長說，她患有肺結核，但沒有去治療。
這令我很驚訝，但校長說她父親也是一名肺結核患者，家裏沒錢同時應付兩個病人。這個農村家庭不得已采取的策略是，先送父親去醫院，等待治好後去打工，回來再接孩子去醫院接受治療。
這個孩子麵臨的風險，顯而易見。如果她父親的病沒有治好，或者治好後打工攢錢失敗，孩子隻能承受疾病痛苦。我們告訴校長，我們來幫助她治病，並將在他的學校開始做午餐。
幾分鍾後，這個女孩的照片放到我的新浪微博上，很快就有人表示要送她去醫院。一名網友承諾幫她治病並提供她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我一看，是一個叫孔維的演員。我拿著手機給校長看，他目瞪口呆，連連稱奇，老師們圍了上來，說這太不可思議了。
尚晶的家就在學校邊上，她的母親聞訊後，帶著更小的一個孩子來表達感謝。我們去了她的家，兩間小平房，堆著農具土豆雜物，亂糟糟的，充斥著一股強烈刺鼻的煤氣味道，估計她們在燒一些含硫較重的廉價煤取暖做飯，我們叮囑一定要開窗、通氣。
夜幕低垂，村莊裏亮起漁火一般的燈火，我們連夜回到縣城，要經過很長一段懸崖。我不敢看窗外，在顛簸的車裏東倒西歪，聽一支支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