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些官員抱怨我和其他三名湖南籍貫記者是“湖南四害”，熱衷揭露湖南重大醜聞，但更多人樂意讚揚我們是“湖南四虎”，是新聞界的勇氣和力量。
我的QQ簽名很長一段時間是：“寫出這個國家的幽暗秘密。”
我以為我可以。
《鳳凰周刊》是一個調查記者的天堂，尺度大，少約束，我們可以寫出盡量想寫的東西，我的一些同行會驚訝我身上澎湃的工作激情。但，我還是陷入一個困境——中國太大，新聞太多，一些事件的匪夷所思超越我們的想象尺度，令好萊塢最優秀編劇都望塵莫及。我寫不完，開始感覺我如同童年一個人置身在家鄉的蘆葦蕩裏，無邊無際，看不到盡頭，令人絕望。
像美國記者一樣奮鬥的夢想漸漸迷惘。19世紀末，美國社會因為盲目追逐發展而問題叢生，但一批調查記者挺身而出，持續揭露各種社會問題，掀起一場“扒糞運動”，聯合中產階層推動各項立法，終於建立新秩序，改變了整個國家。
中國中產階層背負太重，權利甚少，而新聞界一直被稱“戴著鐐銬跳舞”。大多數調查記者經常無法順利發表文章，即使發出，多數也如同泥牛入海，無人理睬，少有改變。因此，中國記者易患上抑鬱症。我雖然僥幸逃脫，獲取了較大報道空間，能夠單刀策馬奮力劈砍社會黑暗，也在試圖聯合其他記者力量，卻也是獨木不成林，漸生焦慮。
改變，是否可能？
除了通過批評報道，形成一股憤怒的壓力去影響決策者，改變這個國家，是否還有一些新的可能？我正要開始做的事情——給中國的鄉村孩子提供一頓午餐，是否是上帝給我打開的另一扇窗？
我本來沒有宗教信仰，但不知何故，在南海的遊輪上碰到那個支教老師後，我總是會想到上帝。
雨一直下，帳篷在風雨裏有些搖搖晃晃。
我雖沒有做過公益，但以往的經曆正在有力支撐著我。在我看來，轉折首先來自於社交媒體的出現——微博就是我們自己的私人媒體，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言論空間，更聯合人們形成一些嶄新的力量，令一切變得有可能。
2009年8月，新浪微博開始悄悄搞起內測版，我們成為第一批被邀請的用戶。8月3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寫下第一條微博，講述我報道的一個刑訊逼供的故事，轉發僅4次，評論僅3條。
不久，我又注冊了一個騰訊微博。如同一把小刀，一條隻能寫140字的微博機動靈活，可通過互聯網和手機隨時隨地發布出來，並可附帶一張圖片或者一段視頻。
對我來說，微博的奇妙是一些在傳統媒體視為禁忌的事情，在微博大海被你一句我一句說來說去後，一件敏感的事情逐漸褪去敏感，變成尋常見聞，言論自由的空間由此一點點被撐開、擴張。
我沒有想到的是，微博正在悄無聲息積攢它的力量。後來的宜黃事件，令我窺見了它蘊藏的巨大能量。
2010年9月16日清晨，一個叫鍾如九的江西女孩和姐姐，在南昌昌北機場，遭遇縣委書記等官員截訪。之前，她們遭遇當地強拆，有三名親屬激烈自焚，她們想去北京接受鳳凰衛視采訪。當我接到其他記者打來的求援電話時，第一反應是——發微博。
微博可以說上就上，喊打則打。事實上，我們沒有其他選擇——清晨，我們沒有其他任何媒體可以快速介入，即使在白天，也不一定有媒體介入，因為每天都有各類截訪事件在全國發生。
上午8時57分，我在新浪微博發出這樣一條消息：“【昌北機場直播一】被縣委書記帶隊的40多名官員圍住，自焚家屬們插翅難飛，航班耽擱，鍾九妹心力交瘁剛才暈倒，幸而醫生現場搶救，現在已無大礙。”
戲劇性的是，姐妹倆情急之下，以上廁所為由躲進了女衛生間，在格子間抱作一團，打電話給記者，講述現場的狀況。電話內容又被記者敲成了文字，通過QQ傳遞給我。
9時04分，我發出了第二條微博：“【昌北機場直播二：兩女躲在衛生間和中國保持通話】《新世紀》記者劉長連線家屬：鍾如九暫時已緩過來，機場派出所一副所長向家屬表示，今天是全國民航大檢查，需要請家屬去附近派出所內接受安全檢查，被家屬拒絕。目前鍾家兩個女兒仍然堅守在機場登機口一個衛生間內，不敢出去，靠電話和中國保持聯係。”
兩個女生被逼進女廁所，隻能用手機和外界聯係，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情。這一場景，令我想起一個叫《保持通話》的電影，內容似乎是一個被綁架的女子組裝了一台簡易電話，卻能艱苦自救引導外麵一好心男子前來救她。
不是所有網友都看過這部電影，但他們可以想象如此一幅畫麵——兩名女子不得不躲在女廁所裏，外麵站著一群想帶走她們的壯漢官員，她們需要幫助，需要社會營救。
火一下子燒開，我看見微博上的“轉發”和“評論”數字開始翻滾。後來，我發現女廁外的幹部竟然有縣委書記——縣委書記親自帶隊在女廁外麵堵人，實在荒謬而有趣。
如果能讓“自焚”“截訪”這類沉重的話題變得輕鬆起來，它將更具圍觀性。於是，我開始把這個事件定義為一場由新浪微博現場直播的、雙方極不對稱的“女廁攻防戰”。
既是一場攻防戰，就需要雙方人物介紹。我在QQ群上發出求助，讓有空閑的記者同行幫助我找到鍾家姐妹和官員們的相關資料。結果，我們發現縣委書記多年前是一個派出所所長。或許抓人是其本行，一個人總是樂意做自己得心應手的事情，捕快做到縣委書記，卻心存親赴現場指揮拿人的念想。
女廁所驚險對峙，縣委書記帶隊抓人等誇張的事實，令億萬網民有身臨其境之感。網友不停地轉發微博，或同情鍾家姐妹，或嘲弄官員，有的甚至找到縣委書記的手機號碼，發短信，打電話。宜黃事件，不再隻是鍾家姐妹的抗爭，轉而成為萬眾矚目的公共事件。
令人意外的是，宜黃縣的官員們渾然不覺，他們不知道這個世間已經有微博，可以在千裏之外的北京，對他們現場直播。他們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朝著死胡同的方向一路狂飆突進。
17日深夜，鍾家大伯葉忠誠病逝，這次換上了宜黃縣長，他不顧家屬阻攔，帶隊在醫院將葉的遺體搶走。18日上午，宜黃幹部又在南昌街頭，強行用大巴將鍾家人劫走。其中，鍾如九被帶上大巴，貼在玻璃窗上絕望呐喊，被《南都周刊》記者拍照，在微博上瘋狂流傳，如驚濤拍岸，令無數人心碎。
宜黃事件被視為中國微博史上第一樁公共事件，洶湧民意引起中央政法委的重視，政法委批示要求查清楚。
18日下午，新華網發布消息，江西對宜黃縣事件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被立案調查，其餘6名官員也被不同程度處理。
宜黃直播，令新聞界歡欣鼓舞，我可以使用我自己的媒體——微博，而不是我供職的媒體《鳳凰周刊》實現輿論監督，極大提升了一個記者甚至一個普通公民的能力：快速而大規模地傳播信息，展現真相，聚集憤怒力量形成一個強大壓力集團，壓迫令改變快速發生。
但隨後，我又見證另外一股力量——柔軟的力量，比憤怒的力量更富張力，更加寬廣磅礴。
9月26日，嚴重燒傷的鍾家母女，病情危急。通過微博，網友們發起一場午夜大救援：有人幫忙聯係燒傷科的專家，有人用電話叫醒南昌衛生部門的官員以幫助敲定轉院手續，有人聯係紅十字會的飛機以便於轉院……
當時，微博名人任誌強、潘石屹、姚晨等都加入救援，高潮迭起。微博網友，不論男女，不分貴賤，也沒有爭執，所有的人都在關心一位母親，如同是我們自己的母親。愛和良善從每個人的微博流淌，涓流成河，最後奔騰不息。
那夜，幾乎是微博自開通後，最溫暖的一個夜晚。
最終，經過18天與死神的抗爭、1200公裏的飛行，鍾家母女來到了北京304醫院——中國最好的燒傷醫院接受手術，成功擺脫了危險。
這一場午夜救援，則讓我親眼目睹了柔軟的力量。不管高居廟堂者，還是販夫走卒，他們心裏都有愛和良善，激活它們，彙集起來便是一股巨大能量。事實上，中國人不缺乏良善，缺的隻是一件將它們聚集的工具。而微博解決了這個問題。
或是天意使然，第二天夜裏，我在微博上看見一位叫彭高峰的網友在尋找他的兒子。孩子在2008年在深圳寶安區一個街區被人強行抱走，從此不知所終。我采訪他，並和他結伴去廣西柳州尋找，意外救出另外兩個被買賣的孩子，並寫下《南中國男童拐賣鏈條》《孫海洋尋子》和《買來的幸福》等一係列文章，引起《洛杉磯時報》等境外媒體的持續關注。新華社記者也寫出內參，送到國家領導人案頭。
2009年4月，公安部發起第五次打拐專項行動。
3年來，我一直無法忘記這個絕望的家庭。我曾在幾個博客上貼出報道，並幫助彭寫出一本《尋子日記》，竭力在互聯網上傳播，希望能找到孩子，但孩子如同人間蒸發，一直沒有消息。
有了微博，我決定再試一試。我曾告訴過高峰，我有一個直覺，我們可能會找到孩子，他很驚訝，問為什麼，我說這個孩子相貌不俗，眉眼較寬，看一眼就能終生記得。或許，微博能幫他找回孩子。
21時14分，我寫了一條微博：“互聯網能再次創造奇跡嗎？請幫助彭高峰找到他的兒子彭文樂”，介紹了孩子，並附上他的照片。同樣，我也沒有想到，這條微博引爆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並為我推開了生活中一張暗門，我的生活由此改變。
這條微博被轉發5665次。當時，我預感孩子可能去了鄉村，我特意叮囑大家回家過年過節時，務必留意下身邊有無這個孩子。
年底，我的湖南老鄉、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於建嶸發起了一場名叫“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的行動。在微博上，這個戴黑框眼鏡卻發怒如獅子的教授呼籲網友，一旦看見乞討兒童，就拍下照片上傳微博，方便尋子家庭看見。
於建嶸的行動源於乞討兒童。他們在中國城市街頭隨處可見，民眾一直疑惑他們可能就是被拐兒童——正常父母怎可能將自己孩子置身危險車流或暴露於寒風烈日下呢？
兒童拐賣已經成為中國家庭共同的敵人，人販子隨手抱走孩子，他不會考慮孩子是窮人或者富人的孩子。
我則發起“微博打拐”，並和中國警察網在新浪微博聯合建立“打拐誌願團”的群組織，呼籲網友繼續留意身邊來曆不明的孩子，支持公安打擊兒童拐賣。
在微博群裏，我得到了多個重要夥伴——他們熱心公益，有執行公益的經驗，開始幫助我們管理打拐誌願者，並管理微博群。後來，他們成為“免費午餐”的基本盤，幫助我處理所有大小事務。
在騰訊網站，我建立了數個500人的QQ群，發動各省網友留心周邊來曆不明的孩子，然後報告當地警方，查驗他們是否是偷來或拐來的孩子。
公安部公開的數據表明：2009年4月到2011年2月，公安機關共偵破拐賣兒童案件5900起，解救被拐兒童9300人。這僅僅隻是一個被解救的數據，未被解救的必然更多。“隨手拍解救流浪乞討兒童”和“微博打拐”兩個行動分兵並進，得到網民熱烈支持。
2月2日，一位知名的投資界人士發出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擊兒童拐賣。他的憤怒和挺身而出吸引投資界和商界名流參與——之前，商界很少參與社會議題討論，各界合流迅速在微博上形成一股關愛孩子的巨浪，大家幾乎都在討論孩子問題。
此時，彭文樂的圖片在新浪、騰訊、搜狐和天涯的微博上傳播共計萬次，被數百萬人看見。
好運氣，終於在新年之前姍姍來臨。2011年2月1日，江蘇徐州市邳州八義鎮某村莊，一位回鄉探親的網友，發現一個小男孩酷似微博上彭高峰孩子的照片。
他撥通了微博上留下的電話。
我馬上飛到了徐州，以孩子舅舅身份和彭會合。隨後的兩天，兩地警察去鄉村摸底，尋求最好的方法帶出孩子，避免極端衝突。我和彭天天窩在賓館等啊等。直到電話響起，警方要我們去邳州公安局刑偵大隊，我們攔車趕過去，彭在哆嗦，他開始抽煙，我也開始抽煙，太緊張，說不出話。
途中，彭一把抓住我的大腿，他哆嗦。我也哆嗦，掐掉香煙發微博，“這是我們找了兩年多的那個孩子嗎？不要玩我們！”
彭說：“飛哥，我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然後他哭了，大哭，司機很困惑，又害怕，飛快扭頭看了我們一眼。
我不斷更新著微博，我知道，與我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在我們身後的微博網友。
等待是漫長的。抽完一支煙，又抽完一支煙，在抽第三支煙的時候，一台警車緩緩開近。車門打開，深圳警察抱著一個孩子走出，我瞬間失控，大叫“文樂、文樂”。坐在台階上捂著臉嗚嗚哭的彭高峰，像隻貓一樣猛彈起來，撲了上去，一把抱起孩子哇哇大哭，“我的崽啊我的崽啊……”
孩子被驚嚇，有點愣，警察馬上接過去，牽著他走開，另一個警察抓住彭的肩膀，寬慰他。我突然想起那個拐賣文樂的人，衝到車那邊，要揍他，卻看見一個女人……
我氣喘籲籲，癱坐在地上，發了一條微博：“太牛逼了，孩子是我們的！”
15時35分，我又發出一條簡短的微博：“就他。”
這兩個字，意味著在尋找彭文樂的第1050天，奇跡出現了。在一個房間裏，孩子仰著臉，告訴我：“那個哭臉的男的是我爹爹，我認得的。”
夜幕降臨，大雪紛飛，高峰在賓館外很大聲給他的親人們報喜，渾然不覺雪花蓋肩。遠近煙花綻放，鞭炮不時劈劈啪啪，人們在溫暖的家裏享受春節。我站在窗前，看著這座喜氣洋洋的小城，感受團圓、平安和健康，於每一個家庭，都是何等重要。
新浪微博已經炸開了鍋，無數網友坐到電腦麵前追看我這場解救的直播，多位明星也參與了轉發和評論。
在我直播彭高峰尋子的過程中，“記者打拐聯盟”QQ群中全國各地近200名媒體記者歡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蹤報道多時，更有人感動落淚。3年來，這個孩子的照片充滿互聯網各處，QQ群裏都見過多次，現在終於找到了。
更奇妙的連鎖反應，神一般出現了。一個孩子的回家引發了中國各界對兒童拐賣的強烈關注，令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上呼籲更嚴厲打擊兒童拐賣，推動改變了公安部打拐製度——公安部出台了嚴厲的“一長三包製度”，即一個孩子被拐後，當地公安機關一把手或者分管領導要迅速成立專案組，並親任組長，包破案，包找到孩子，包安撫家屬。之前，一個孩子被拐，很多地方連案都立不上，更何況抓捕？
微博打拐成功找到一名孩子，令微博網友欣喜若狂，也讓整個社會歡欣鼓舞。通過微博打拐，我也敏銳地發現微博蘊含著更偉大的價值——它不隻推動信息流通，更可以聯合各界采取有效行動，完成一個任務。而之前，人民如同一地碎玻璃，無法相互拚接形成合力。
宜黃事件的微博直播，尤其是微博網友的午夜馳援，讓我發現了善良的力量；而微博打拐，則似乎是一場命中注定的預演，我發現了孩子是中國人最大的公約數，對孩子的愛可以聯合所有階層和幾乎所有國人。
愛和善良，似乎是我找到的一把新鑰匙，為大規模的社會改變找到了新的可能性。《人民日報》也在讚歎“微博時代”來臨，微博正在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推進社會進步，並稱微博的崛起是中國改革開放、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
帳篷裏，我試著問自己，“免費午餐”是否也可以這樣做：把一個主題拋出來，展現貧困山區兒童的饑餓困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再通過微博連接傳統媒體，進行持續而深度的報道，成為一個全民議題，進而完成改變。
或許可以。我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但我清晰知道我現在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可以踩住的，是可以走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方向是沒有問題的。
夜深，心靜，我睡得很沉。睜開眼睛，已是4月3日的早晨7點多，雨點仍在敲打著帳篷。空氣清甜，晨霧縹緲，雞犬聲隱約可聞，很像我湖南洞庭湖畔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