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小學學校沒有食堂，大多數孩子麵臨午餐饑餓，並遭遇程度不一的傷害，已是殘酷事實。作為一名記者，我首先想到的是報道，展現這裏發生的一切，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重視，或許會有改變。但我又想，靠寫文章，能解決這個巨大的難題嗎？
這麼大一件事，我要寫多少年，才能促成改變？
在車裏，我和雁冰商量，我們要行動起來，先讓一個學校開餐。
他們繼續留在貴州山區展開進一步調查，收集更多信息，我則趕緊回到城市裏去籌錢，有了錢才能開餐。
我突然想起美國詩人狄金森的一首短詩：
如果我能解除一個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種酸辛，
幫助一隻昏厥的知更鳥，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虛此生。
【行動：2萬元滾雪球】
因地製宜建廚房，就地取材做午餐。家長鄉親來參與，公開透明可監督。
“免費午餐”啟動之初執行口訣
3月28日，深圳，細雨。
我離開貴陽，本來是要回到中山大學學習，但我需要去籌錢，在第一個學校開餐。我向老師請假後，直接飛往深圳。
2003年冬，我從湖南長沙坐火車來到這個城市，工作了一年，結識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兄長叫王樹春，吉林人，高大魁梧，一雙濃密劍眉，正氣凜然，做過警察，現在在三門島做房地產。2008年，我在深圳、東莞兩地調查上千名男童遭遇拐賣，采訪過他——他向警方捐款一百萬元，幫助建立失蹤孩子父母DNA數據庫。
他停止和幾個客戶的交談，帶我去一個餐廳，傾聽我的想法。我問他要2萬元，他麵有訝色，覺得這肯定不夠。我說先拿2萬，開個學校試試看，先動起來。其實，這是我第一次找人開口要錢，感覺羞澀。
他爽快答應了，安排會計給沙壩小學賬號上打錢。我則通知學校先買鍋碗瓢盆，準備開工。
一切需要動起來。動起來，我們就會有希望。
我去了華僑城，約了一名網友見麵，她叫小斯（蘇哲芳），曾在微博上和我多次互動。她三下五除二把車停進了一個狹小車位，跳下來，爽朗地和我打招呼，帥氣利落。她是一個年輕母親，招商局集團地產公司的職員，負責品牌和策劃工作。
聽完我的故事，她的眼裏也開始閃亮。我需要一個留在後方幫我出主意的人，她願意和我並肩戰鬥。後來，她負責“免費午餐”品牌推廣和媒介聯絡。
回到大學城，和《雲南信息報》派出的一名叫湯驥的記者見麵。他們敏銳地感覺到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飛來廣州貼身采訪。晚上，我帶著記者去廣州市區，找另一個微博上的朋友，他叫劉嶸，是廣東榮暉投資集團老總。
在一間掛滿字畫的寬大辦公室裏，劉嶸泡起他的家鄉福建功夫茶，慢條斯理地打開話頭。他身材瘦長，戴一副眼鏡，保留著一名曾經的詩人的文質彬彬，卻又仗義豪爽，有著某種不可思議的親和力。
他建議我借鑒企業的方法，一定要做出容易複製、推廣的簡易模型。
為確保日後的有效執行和監督，當晚的討論中，我們定下了一份標準化“免費午餐”的雛形：一個雞蛋、一碗米飯和一個菜，算來算去差不多價值3元錢。我們就確定每份午餐3元，以後也好找人募捐。
為什麼要一個雞蛋呢？我隱約記得有領導人就規定戰士吃雞蛋，可以定量，避免貪腐。用手機搜索了下，營養學者說，一枚約50克的雞蛋含蛋白質7克、脂肪6克，產生熱量約80千卡。它的蛋白質與氨基酸比例適合人體生長，吸收利用率達98%以上，且富含鈣、磷、鐵和較高含量維生素A，在鄉村可以就地采購，是鄉村孩子較好的營養來源。
而且我喜歡“3”這個數字。我讀過《道德經》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個奇妙句子，所以我的女兒叫三三。
3月29日，我發了一條微博，稱4月2日我們將在沙壩小學開餐。孔維給我私信說，她就是貴陽人，她願意和我一起去學校。她是第一個將與我親赴學校的演員。
遠在河南鄭州的一名記者說，他小時候帶糧食在學校裏架鍋做飯，現在孩子們仍然如此，他也想作一些努力。他叫朱長振，是河南《大河報》記者。我鼓勵他去做好調研，可以在河南展開。
4月1日，沙壩小學傳來了一份午餐資金預算表，第一個月就需要將近5萬元，收到的2萬元隻能維持兩個星期。或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心裏沒有一絲畏難。我在想，再不濟，我就隻做這個學校，能幫到100個孩子也是勝利。現在要做的是衝！衝！
當天，胡舒立老師來到中山大學，除了財新傳媒總編輯的身份，她還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是夜，我們參與“卓越記者駐校計劃”的媒體同行在她的公寓裏聚會。
她得知我的計劃，特別開心——媒體人除了寫報道，作輿論監督，也開始在動手解決社會問題。
深夜，我從廣州飛往潮濕的貴陽。新華社雲南分社、《華西都市報》、《三湘都市報》、《瀟湘晨報·湖湘地理》和浙江衛視等媒體一共12名記者，已悉數趕到，都在機場等我。
4月2日，清晨，我們從貴陽趕赴學校。
孔維在貴陽借了一台越野車，裝了滿車送給孩子們的禮物，她接受了我的建議——不帶化妝師攝影師，素麵朝天，衣著樸素。
我們特意打電話叮囑學校：不要打橫幅，不要排隊迎接，也不要苦等我們開飯。
顛簸了5小時，遠遠就看見校園喧嘩熱鬧，許多村民站在路邊興高采烈招手向我們示意。學校做了一個簡易的講台，搬出課桌放在操場，大喇叭播放著激動人心的《運動員進行曲》，169名學生穿著一新，整整齊齊坐成好幾排，這令遲到的我們歉疚不安。
之前，他們隻有40多人家住得較近，可以中午回家吃飯，而剩下上百個孩子的午餐是一個近乎無解的難題。這個問題困擾了幾代人，有條件帶飯的少，即使帶了到中午也隻能吃冷飯。
國歌響起，沙壩小學舉行了升國旗儀式。陽光下，169名大小孩子努力站得筆直，仰著小臉，莊重肅穆地向冉冉升起的國旗敬禮。
我們需要對孩子說一些什麼。
站起來，望著全場安靜看著我的百名孩子，我突然哽咽。“隻要沙壩小學存在，我們的免費午餐就要繼續做下去。”握著一支嗡嗡作響的舊話筒，我揮動手臂，使狠勁喊出這句話。
掌聲雷動。
這是我們對沙壩小學孩子的承諾，也是給我們自己的鞭策，隻能往前，不能退縮。
要開飯了。在領了一個嶄新的不鏽鋼飯盒後，8歲男孩陳興安走到盛飯菜的阿姨麵前，得到了一份米飯、一個煮雞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燒土豆，一勺白菜湯，雙層飯盒被塞得滿滿的。
回到座位上，他和幾個小夥伴圍坐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可孩子們始終沒有去動飯盒中的雞蛋。“雞蛋揣起來。”陳興安向夥伴們喊道。聽他這麼一說，其餘孩子趕緊將雞蛋放進衣兜，還騰出一隻吃飯的手，緊緊地護著衣兜，生怕雞蛋掉在地上或被別人搶了去。
有的孩子說，要把雞蛋帶回家，給沒有上學的弟弟妹妹嚐嚐。有的孩子說要把雞蛋留著當晚飯。
這頓簡單的午飯，孩子們吃得很開心，卻令我們悲喜交織。吃完後，他們又小心仔細地將飯盒擦洗幹淨，緊緊地抱在胸前。這一切都被校長看在眼裏，“孩子們太想吃飯了。”
一早趕來學校看孩子吃飯的，還有不少家長和村民。一位老人忍不住抹起了眼淚。孩子餓著肚子上課老人心也疼，但是每天都要下地幹活，沒時間管孩子。現在好了，孩子有吃的了！
其他村子的家長也來到了現場，他們請我們也去他們的學校。我安慰他們，我們一定會去他們的學校，盡快。
校長騰空了一名老師的宿舍，做了一個簡易食堂，架口大鐵鍋做飯，並在鄉村招聘了兩名阿姨。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兩名廚師將盡快前往醫院接受健康體檢，學校也將為食堂申請衛生許可證。
萬事開頭難，但我們猛打猛衝，開頭似乎並不難。接下來真正考驗我們的是“免費午餐”的成本、安全和流程控製。
我的夥伴胡益華律師從北京趕來，他帶來了一份合作協議，規定我們和學校的權責：我們定期給學校打款，校長是第一責任人，組織全校做飯，並負責食品安全。
多年做調查記者，幫助我獲得了一些統籌能力，並掌握常識。午飯後，在沙壩小學的教室裏，我們和校長、老師們商量，作出如下決定：
一、就地取材。大米和油鹽等去鎮上購買，但蔬菜、雞蛋和肉類就在學校周邊村莊采購，就地取材確保食材新鮮和安全。
二、師生同食。老師和學生一起吃飯，這既是對老師辛勤勞動的補償，也是將老師和孩子們溫柔捆綁，這樣飯菜也不會太差，更減少食品安全事故。
三、廚師必須在當地鄉村聘請，我們來支付工薪。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親朋好友的孩子都在學校裏，本村廚師可能較多維護鄉村和孩子，而不是外來校長。
四、整個運行過程中，校長要接受老師和家長的監督，確保食品安全。
此外，我提議吸納鄉村的老幹部和老黨員監督“免費午餐”。這個時代已經沒有鄉紳，但一個村莊總有幾名老幹部和老黨員，經曆滄桑一路走來，身上刻著那個時代烙印，有較多的使命感和光榮感。他們真誠勤勉，珍惜名譽，是“免費午餐”學校的“土地爺”，可以幫助保護各自村莊的孩子。
我們上門去拜訪這些老人，說社會現在需要他們發揮餘熱，邀請這些鄉村精英組建“免費午餐”監督小組，請他們出麵負責照看自己的孩子，賦予他們定期查閱學校賬本和詢問校長午餐進展情況的權力，形成第三方力量。
沒有什麼指導，就憑著這些常識，我們意外建立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控製體係，有力保護了行動。
傍晚，遠山如黛，鄉村裏升起嫋嫋炊煙，突然下起小雨。
我和幾名記者在操場上搭起帳篷，小聲討論我們的下一步。這個學校開餐了，我們也承諾了一直要開下去。問題是第一個月開銷就5萬，而我們隻有2萬元。
我們必須搞到更多的錢。
雨越下越大，打在帳篷頂劈啪作響，我和一個叫黨軍的北京誌願者夥伴通了電話，信號差，我需要連喊帶吼和他討論如何公募，向我們的網友募集捐款。我知道，在網上募捐必須要獲取合法公募資格，否則就是非法集資，可能要坐牢的——但在中國，民間組織很難獲得合法公募資格。
他說，去掛靠國家基金會，間接獲取合法公募權。
我說，找誰呢？
他說，他先去找找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問一下，看能不能掛靠。
“為什麼要找它？”我問。
黨軍說，這個福基會在自己官方網站上公開募捐數額，這在當時較罕見，可以證明它比較規範。“更重要的是，在民政部幾個直屬基金會中，它比較小，我們可以有更大自主權。”他補了一句。
和官方合作，如何確保我們更大的獨立自主權，不會被它吃掉，這是我最看重的。我打開手機搜索發現理事長劉光和是湖南湘潭人，曾任青海省副省長、中紀委駐民政部紀檢組長，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我同意他的方案。
約三分鍾後，黨軍打來電話，說福基會同意了，在一個基金裏設立一個“免費午餐”的項目，並提供賬號供大家捐款，但需要注明“免費午餐”。他怕我聽不懂，在電話裏喊：“這實際是福基會的子項目的子項目，是孫子基金。”
“靠！我們變成孫子了。”我有些懊惱，爆了一句粗口。
擠在帳篷裏的夥伴們七嘴八舌說：“孫子就孫子吧，有啥要緊呢？”
是的，隻要這裏的孩子有飯吃，我們做孫子又如何呢？
後來，我才知道他和福基會的一個叫肖隆君的項目官員取得聯係。肖隆君也是湖南人，來自清貧鄉村，對鄉村孩子的困難感同身受，聽說了我們這幫記者的行動後，好奇問了幾句，覺得我們比較靠譜，就一口答應了。如果按照相關規定，我們應該先要有一筆籌款、工作人員和固定辦公室，才有可能獲取公募，極有可能半年數月辦不下來，但這些流程和手續都被忽略了，上帝似乎在一旁幫我們一路打開綠燈。
放下電話，黨軍去開通“免費午餐”的官方微博，公布賬號準備向大家募款。我則上網進入一個叫“藍衣”的QQ群，裏麵有500個在全國各省從事調查報道的記者和編輯。2005年，我建立了這個群，組織全國調查記者們交流信息，守望互助。多年下來，我們親如兄弟，肝膽相照。
沙壩小學操場帳篷裏，我的手機播放著電影《七劍》的主題曲，大鼓轟鳴，七名手持不同型號寶劍的俠客從天山下來了，集結，策馬草原，令人熱血沸騰。我告訴我的弟兄們：今晚，我們要幹一件牛逼的事情，我們已經在一個學校開餐了，我們要發起“中國鄉村兒童免費午餐”行動，讓中國的鄉村兒童不再饑餓。
“你們要不要來？”我問。
大多數記者已經知道我的計劃，但當晚，大家依然難掩激動，群裏不停翻滾刷新，“算我一個”。
我有些哆嗦，深呼吸後，寫下這一條微博：2011年4月2日，鄧飛聯合全國500名記者發起“中國鄉村免費午餐計劃”，旨在募集資金，為中國鄉村兒童提供午餐，解決校園饑餓問題。
21時30分，“免費午餐”官方微博發出第一條微博，貼出捐款的賬號信息，呼籲大家捐贈，並且實時公布捐款。
窩在睡袋裏，我們親眼看到這條微博像火一樣不停蔓延擴散，歡呼和捐款從天南海北湧來，點燃了這個濕冷的雨夜。很快，我們就籌到了數萬元。
這個夜裏，我想到了很多。
【預演：微博打拐】
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間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的一塊試金石，證明了社會力量可以幫助政府作為，民間行動可以助推製度完善。
2011年2月10日，《人民日報》評論：
《“微博打拐”驗證民眾智慧理性》
我是一名調查記者。和其他類型的記者不同的是，調查記者不隻是一名記錄者，更是一名真相挖掘者，展示真相和邏輯。有評論稱，在中國，成為一名調查記者何其幸運，又何其沉重，因為可以見證這個國家轉型過程中所有的榮光或者失敗。
1998年，我念大二，湖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新聞專業，不能忍受校園裏的無所事事，就設法進入長沙當年最優秀的一份報紙——《今日女報》，做了一名實習生。在報社，我遇到了一位嚴師。該報是周報，一個大二學生一上手就需要寫三四千字的大塊頭稿，自然是捉襟見肘，較多紕漏。老師沒有多少耐心，經常陰沉著臉看我的初稿，然後就是一頓嗬斥。
辦公室地小人多，被當眾批評總會令人尷尬窘迫，但這種壓迫像把鏟子一樣狠狠挖掘我身體裏的潛在力量——我從小就倔強異常，從不服輸，我集中心力，一點點磨礪自己，一天天變得鋒利。
2000年，我大學畢業，已經是這個報社的骨幹記者，留了下來。2002年，我在《南方周末》發表了三篇調查報道，創下一個外報記者發稿紀錄，當時的編輯是萬靜波，他幫助我獲得該報的文本和思維訓練，並評價我的文字靈性生動，卻又誠摯精準，他的鼓勵令我有了一個驚人的想法——離開湖南，去一個更大的平台，做中國最優秀的記者。
還沒有找到下一個單位，但為了斷掉自己退路，我選擇了先辭職，因為我和這家報社感情太深，上上下下都舍不得我走，我擔心自己會心誌動搖。2003年年底，我成為《鳳凰周刊》一名調查記者，采寫全國重大事件。
調查記者需要在較短時間，完成一個複雜事件的調查並形成精準報道，麵臨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甚至是危險，但也是這一次次的磨礪令我成長。另外，對多種重大事件的調查，實際是對各類事業成敗史的細致梳理，也意外培養了我的某些能力——突破力、洞察力和思考力。
這些經曆幫助我警醒該如何避免失敗。
從做記者的那一天起，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我是一名記者，我的職責是發掘、還原和公開真相，讓醜惡遭到暴露、批評和懲罰。
十餘年，我寫下約160餘篇調查報道，涉及死刑犯取器官、三峽移民回流、男童販賣、化隆製槍、沈陽螞蟻夢、永興法院爆炸等新聞，並帶領一群調查記者蹲守湖南郴州，持續報道郴州市委書記、紀委書記等腐敗窩案，推動郴州官場大整肅，其中紀委書記被判處死刑。調查報道幫助我積累了較多聲名，拿到了兩個新聞網站的“年度記者”，更被《東方早報》評為“中國十年四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