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滿洲，就這樣失手了，日本人痛心疾首，開始對“歐化”反思。
反思的結果，使明治時代一批“歐化”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從思想上發生了急劇轉化。
以宮崎滔天的老師德富蘇峰為例，戰前，他是一個“以平等為堡壘，以自由為槍炮”的“文明紳士”，以為“理之所向，天下無敵”，可還遼一事，使他受到“創深痛巨的感化”，痛感“公理”虛弱。
因此他決心“皈依於實力之福音”，從此以“帝國主義急先鋒”自命。
11.走出天下觀
問：日本人說，近代以來，有兩場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是哪兩場戰爭？
答：一場是日清戰爭，這是日本人說的，我們稱之為甲午戰爭；另一場是日俄戰爭。
日本人認為，經過日清戰爭，“唐化”便告終結了。因此，他們不僅不稱清朝為中國，甚至也不稱“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中華民國為中國，而是根據梵文和英語，改稱中國為“支那”。起初，算是國際慣例，中國人還能接受，後來受了神道天下觀的影響，就轉化為蔑視了，因此，“支那”和“China”有區別。
日本戰敗以後，還稱中國為“支那”，引起中國人民反感，中國政府曾要求它改稱“中華”，日本人說，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就是“夷”了？可見他們的思想上還有“華夷之辨”的陰影。
問：日俄戰爭對日本文化有什麼影響？其影響是不是導致日本發動“二戰”？
答：日本人認為，日俄戰爭的勝利，帶來了日本文化的主體性的覺醒。三國幹涉還遼以後，日本人開始對“歐化”進行反思，那還隻是從合理性和正義性方麵進行反思，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尚未覺醒，日俄戰爭勝利以後，激發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他們認為，“唐化”不行，“歐化”也不行，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軍國主義的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種“神道天下觀”的文化。
這樣的文化主體性，使“短小性”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脹為八紘一宇的“世界的世界”文化，以高山岩男等人為代表的“文化類型學”，將粗俗的“神道天下觀”，提升為一種精致的文化哲學。
問：精致的文化哲學能掩蓋粗俗的軍國主義的本質，但不能挽救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對嗎？
答：當日本沿著“神道天下觀”的道路逐步邁進時，中國也早已開始了國際化和民主化的曆程，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天下了，像元朝和清朝那樣，到中國來打天下、坐天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國際化的近代中國能使三國幹涉還遼，國際化的現代中國能在抗戰中取得最終勝利，國際化的當代中國和日本，隻要能從王權主義的天下觀裏徹底走出來，就能在中日友好中，共同維持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問：日本戰後民主改革，從天下觀裏走出來了嗎？
答：大體上走出來了，因為天皇聲稱：他是人，而不是神。但日本文化還留著神道的尾巴，參拜靖國神社就是一例。神道根柢，在於《古事記》的神話，那是一種神性的文化，而非人性的文化，是一種反人文主義的文化。神話中的神，沒有經過道德的洗禮，是超是非、超善惡、超人性的，他們無拘無束，殺來殺去，有一種殘酷之美，“二戰”中，日軍嗜殺成性，以殺為美，就是這種神性文化帶來的惡果。
神性文化帶來神權國家，而神權國家就要擁有天下。日本文化要從“神道天下觀”中走出來，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用民權國家取代神權國家，建立一種真正的市民化的“小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