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刻的思想意義
弘揚中華文明還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這是因為，弘揚中華文明就要使人們，特別是青少年，了解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奮鬥曆程，感受前人的聰明才智，學習前人的優良品德和創造精神，這無疑將起到開發人的心智、啟迪人的思維、給人以曆史智慧的作用。
例如，弘揚中華文明有利於進一步加深對曆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曆史的道路盡管十分曲折，但總是向前發展的。正如李大創《史學要論》中所說：“曆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返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曆史觀。我們既認定世界是進步的，曆史是進步的，我們在此進步的世界中、曆史中，即不應該悲觀，不應該拜古，隻應該歡天喜地的在這隻容一趟過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們的光明，將來有我們的黃金世界。”（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1980年據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校印本）中國曆史，特別是近代史，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災難，但我們沒有亡國，而且越來越富強。這是因為我們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始終堅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隻要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就一定能夠衝破黑暗，迎來光明。與此相關，當人生遇到挫折時，隻要是因堅持真理而受到打擊，就要堅定信念，挺過難關，真理終將戰勝謬誤。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教育家馬寅初先生經過調查，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於1957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以節製生育、提高人口質量為中心的“新人口論”和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的經濟理論。但從此他被免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等職務，遭到了長達20多年的錯誤批判。可是馬老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不屈服，不悲觀，以髦耋之年，堅持到了雲開霧散，“新人口論”和綜合平衡的經濟理論被社會肯定的新時期。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準了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恢複了他的名譽和職務。
馬寅初先生在巨大的壓力麵前，能夠保持正常的心態，並且長命百歲，有所作為，是因為他對曆史、對社會、對人生有正確的認識和正確的態度。這一點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傳統。漢代偉大的曆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漢書？司馬遷傳》）而司馬遷自己更是忍受屈辱，發憤著史，成就事業的典範。司馬遷出生於史學世家，自幼鑽研文史，成年壯遊天下，學識十分淵博。其父司馬談計劃效法孔子《春秋》，寫一部記載春秋以來曆史的著作，但目的未能實現，臨終囑托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後，秉承父誌，飽讀“石室金匱”的國家藏書，開始了著述大業。但就在此時，禍從天降，司馬遷由於為寡不敵眾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腐刑。但他沒有一蹶不振，而是忍辱負重，發憤著述，以畢生精力最終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成就了千秋不朽的偉業。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曆史智慧，對於正確認識曆史、認識社會、認識人生都具有巨大的借鑒作用。正如瞿林東教授在談到中國史學時所說：“從比較具體的層麵看，不論是關於自然的認識如天文、地理、生產活動等，還是關於社會的認識如民為邦本、治國安民、法製、教化、移風易俗等，都積累了豐厚的曆史智慧。曆史智慧是同現代科學知識、認識水平、實踐能力相對待而言的；但是，人們不應當、也不可能割斷二者之間的聯係，正如人們不應當、也不可能割斷曆史一樣，而任何一個人（作為社會的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都不能不受到曆史智慧的啟迪。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曆史智慧之光在未來的社會裏仍將放射出燦爛的光華。”（《傳統史學與未來社會》，《文史知識》1999年第11期）
總之，弘揚中華文明意義重大，全國人民，特別是學術理論界，都應把弘揚中華文明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並為之做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陰山學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