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軍已日落西山,李鴻章是很清楚的。但他總認為,依憑平壤天險,不說取勝,固守幾個月以拖垮日本,總是可以的吧。卻不料敗得那麼慘,簡直沒有回旋的餘地。
李鴻章除了在直隸總督官衙內那青磚地上來回踱步外,實在沒有了度日的辦法。書看不進去,日常卷宗也不想處理。
他踱一會兒步,停留在英國領事送的一座青銅座鍾前出神,炯炯有神的雙眼變得茫然如霧。漂亮的官服令這個老頭子顯得威嚴老成,但他深知那官服下麵是一具衰老的軀體了。
李鴻章不禁想起自己的青壯年,那時,他真正可以稱之為高大瀟灑,他的身材和本領在人才濟濟的曾國藩大營是出了名的。他用骨節粗大的手指去拔了一下那個座鍾的一匹駿馬,座鍾立刻發出好聽的叮咚之聲。
周馥說外國人稱他為“洋務之父”,的確,他覺得當之無愧,而且很喜歡這個帶有“父”字的稱謂。
老中堂頓頓腳,心想,此次孤注一擲,如戰敗,除了忍辱講和外,恐怕別無他法。“但是,我總是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人吧。”他在心裏輕輕歎息。
19世紀中葉,當中國還沉浸在泱泱中央大國的迷夢之中時,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列強已經順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中國的近鄰日本在美國幾艘炮艦的威逼下,大開通商口岸,敞開國門,全麵學習西方,拋棄了陳腐守舊的中國儒學。
當時,少數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他們試圖引進新技術。這些人的最初代表是林則徐和魏源。
林則徐在兩廣總督任所,於軍務倥傯之際,派人偵察敵情,翻譯洋人書報,主張練兵、製器,“師夷長技以製夷”。
魏源著有《海國圖誌》一書,介紹外洋各國情形。但他們微弱的呼聲不足以喚醒封建君臣,也不足以喚醒國民。30年之後,魏源的這部著作傳到了日本,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武器,這真是“牆內開花牆外香”了。
當時的中國士大夫,不知外洋是人境還是鬼域,不知洋槍洋炮是神奇還是妖邪,竟有堂堂提督大人,看到洋人大炮一響,硝煙四起,城倒屋塌,以為是“妖術”,企圖收集馬桶、狗血去破敵。林則徐、魏源等人的主張又何能為他們重視?這是笑話,也是中國的悲劇!
林、魏之後10餘年,第一個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誌士容閎,痛感中國落後,滿懷報國之心,於1860年到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向天國領袖們提出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7條建議。
太平天國的一個領袖人物洪仁玕也寫成了他的名著《資政新篇》。但他們的計劃當時沒有條件實施。平心而論,農民也沒有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中國便沉寂下去,容閎、洪仁玕也無力推動這個事業。
揆度中國的國情,當時能將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引進中國的人,必須起碼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能看到外國,承認中國落後;二是要有足夠的實力倡導這項事業。容、洪雖具備第一個條件,但無力讓它變為現實;廟堂之上的袞袞大員,雖有足夠的權力,但閉目塞聽、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國”的重臣,禮義文明之邦的子孫,何肯承認自己落後!
於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與洋人掌握了地方軍政大權的曾國藩、李鴻章等封建官僚以並不稱職的身份,居然辦起了洋務,這是“誤會”,又是必然。
李鴻章等人搞洋務自然不是為了趕時髦,他們作為封建政治家,根本目的在維護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19世紀60年代,當清王朝受到農民起義的直接威脅時,他們興辦洋務,製造洋槍洋炮,屠殺起義民眾。
李鴻章駐兵上海之後,多次同英法侵略軍頭目打交道,他手下還有一支全副西式裝備的常勝軍,淮軍也以洋槍洋炮武裝起來,還請了外國教練。他自己說,他的軍營中每天都有外國人進出。在這個過程中,他直觀地感覺到,用西洋的堅船利炮對付手持弓箭長矛的起義群眾,十分有效。他看到了西洋的“長處”。
自撚軍起義失敗後,清王朝與外國侵略勢力的矛盾又成為主要矛盾。在列強掀起的第一次割地狂潮中,李鴻章等人辦洋務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對付外國侵略。這同當年林則徐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早在鎮壓太平天國時,他們就同時看到了洋人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