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卻了的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麼會跟著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遊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時怎麼講得清楚呢，家境還不算精窮，當然還不如給一點所謂教育，首先是識字。上海有各國的人們，有各國的書鋪，也有各國的兒童用書。但我們是中國人，要看中國書，識中國字。這樣的書也有，雖然紙張，圖畫，色彩，印訂，都遠不及別國，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給孩子買來的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國難後第六版”的《看圖識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麼惡濁，但這且不管他。圖畫又多麼死板，這且也不管他。出版處雖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圖上有蠟燭，有洋燈，卻沒有電燈；有朝靴，有三鑲雲頭鞋，卻沒有皮鞋。跪著放槍的，一腳拖地；站著射箭的，兩臂不平，他們將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更壞的是連釣竿，風車，布機之類，也和實物有些不同。
我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記起幼小時候看過的《日用雜字》來。這是一本教育婦女婢仆，使她們能夠記賬的書，雖然名物的種類並不多，圖畫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潑，也很像。為什麼呢？就因為作畫的人，是熟悉他所畫的東西的，一個“蘿卜”，一隻雞，在他的記憶裏並不含胡，畫起來當然就切實。現在我們隻要看《看圖識字》裏所畫的生活狀態——洗臉，吃飯，讀書——就知道這是作者意中的讀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在租界上租一層屋，裝了全家，既不闊綽，也非精窮的，埋頭苦幹一日，才得維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學校，自己須穿長衫，用盡心神，撐住場麵，又那有餘力去買參考書，觀察事物，修煉本領呢？況且，那書的末葉上還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曆一九〇八年，雖是前年新印，書卻成於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無生氣，正也不足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
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麼都不放在眼裏。即使因為時勢所趨，隻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為隻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
然而我們這些蠢才，卻還在變本加厲的愚弄孩子。隻要看近兩三年的出版界，給“小學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別的多就知道。中國突然出了這許多“兒童文學家”了麼？我想：是並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初刊於《中華日報·動向》，署名張沛； 後收入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聯華書局出版的《花邊文學》。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幹淨起來。先隻有譚叫天在劇壇上稱雄，都說他技藝好，但恐怕也還夾著一點勢利，因為他是“老佛爺”——慈禧太後賞識過的。雖然沒有人給他宣傳，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聲，卻也沒有人來為他編劇本。我想，這不來，是帶著幾分“不敢”的。
後來有名的梅蘭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隻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們也在日見其消沉，梅蘭芳近來頗有些冷落。
因為他是旦角，年紀一大，勢必至於冷落的嗎？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歲了，一登台，滿座還是喝采。為什麼呢？就因為他沒有被士大夫據為己有，罩進玻璃罩。
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著餘光。梅蘭芳的遊日，遊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沒有想到從玻璃罩裏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
他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於猥下，肮髒，但是潑剌，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 然而梅蘭芳對記者說，還要將別的劇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初刊於《中華日報·動向》，署名張沛；後收入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聯華書局出版的《花邊文學》。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而且梅蘭芳還要到蘇聯去。
議論紛紛。我們的大畫家徐悲鴻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畫過鬆樹——也許是馬，我記不真切了——國內就沒有談得這麼起勁。這就可見梅蘭芳博士之在藝術界，確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現代》的編輯室裏也緊張起來。首座編輯施蟄存先生曰：“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現代》五卷五期。）要這麼大叫，可見不平之極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別，是會令人疑心生了髒躁症的。次座編輯杜衡先生曰：“劇本鑒定的工作完畢，則不妨選幾個昀前進的戲先到莫斯科去宣傳為梅蘭芳先生‘轉變’後的個人的創作。……因為照例，到蘇聯去的藝術家，是無論如何應該事先表示一點‘轉變’的。”（《文藝畫報》創刊號。）這可冷靜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齊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趕緊來請幫忙——幫忙的幫忙。
但梅蘭芳先生卻正在說中國戲是象征主義，劇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實倒是為藝術而藝術，他也是一位“第三種人”。
那麼，他是不會“表示一點‘轉變’的”，目前還太早一點。他也許用別一個筆名，做—篇劇本，描寫一個知識階級，總是專為藝術，總是不問俗事，但到末了，他卻究竟還在革命這一方麵。這就活動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這篇東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這一方麵了嗎？
但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讚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麼“戲劇年鑒”，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倘使沒有，那可是也不會玩這一手的。
倘不會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
還是帶住罷，倘再“略論”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會說因為被批評家亂罵，害得他演不出好戲來。
十一月一日。
論“人言可畏”《論“人言可畏”》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初刊於《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趙令儀；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論“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於她的遺書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一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隻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曾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可見也在日報記事對於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裏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複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實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要高談什麼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誌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麼，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為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麼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麼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麼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不但不會想到這也是玩弄著女性，並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麼描寫，在強者是毫不要緊的，隻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著登出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的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麼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那麼，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豫備自殺的。但我的不豫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麼，那麼，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麼樣。
五月五日。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昀初為日文所寫，初刊於日本《改造》月刊一九三五年六月號；後由亦光譯為中文，一九三五年七月初刊於日本東京《雜文》月刊第二號，題為《孔夫子在現代中國》；後經作者略加改定，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裏麵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於隻好采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裏的插畫；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鍾，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於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裏。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裏，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裏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禦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隻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隻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麵係著冠纓，一麵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裏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 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複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製。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麵複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裏，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裏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裏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 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從幫忙到扯淡《從幫忙到扯淡》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刊於日本東京《雜文》月刊第三號；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隻在弄臣之列。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麵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誌，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誌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隻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死《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初刊於《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後收入作者生前開始編集，後經許廣平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末編》。死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 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著有二大主題支配著，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 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裏，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 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卻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卻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卻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回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回，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麵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麼體麵，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為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著叫化子或是遊泳家的衣服的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回，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著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卻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麵化為居士，準備成佛，一麵自然也主張讀經複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著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為死後也超出了輪回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回，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隻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吃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隻要很閑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沉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為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麵也為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複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 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 ，雖然譽我為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 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 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隻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隻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 ，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著，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隻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卻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呐喊》自序《〈呐喊〉自序》初刊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新潮社出版的小說集《呐喊》；又曾刊於一九二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晨報·文學旬刊》。《呐喊》自序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呐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我要到N進 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隻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 N去進了 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曆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麵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誌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複古的傾向，所以隻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昀先就隱去了若幹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嚐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曆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麵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讚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幸的事，但僥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麵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
未有天才之前《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四年初刊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刊》第一期，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墳》。 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於不能不到這裏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 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山，說，“我比 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麵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隻有被山那麵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麵固然要求天才，一麵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後，其實何嚐有力，而一群老頭子 ，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麵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總稱讚他的古董如何好 ，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
其一是“崇拜創作”。從表麵上看來，似乎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實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來思想，異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國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對於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裏，聽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裏去。作者和讀者互相為因果，排斥異流，抬上國粹，那裏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這樣的風氣的民眾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裏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
還有一樣是惡意的批評。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麵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後來，連並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著。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隻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 ，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著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 ，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以文藝來消閑，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勝於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裏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阿Q正傳》的成因《〈阿Q正傳〉的成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初刊於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在《文學周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呐喊》，尤其是《阿 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 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 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隻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 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要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呐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隻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隻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 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 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裏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記得當《阿 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麵說，昨日《阿 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隻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 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 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 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 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呐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隻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隻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 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隻得做，心裏想著，“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為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周一周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 Q的運命，也隻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 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隻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為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讚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 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 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 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裏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群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槍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槍，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麵——▲杜小拴子儀鍘餘人槍斃先時，衛戌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鍘草大儀一把了。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儀一把，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 ，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衝北，對著已備好的刑桌前站著。……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著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儀前，自己睡在儀上，仰麵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麵，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 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著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著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著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曆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至於《阿Q正傳》的譯本，我隻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隻要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讀書雜談《讀書雜談》初刊連載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〇、一八一期，後收入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而已集》。讀書雜談——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隻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麼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麼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裏，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隻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幹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裏研究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昀好，昀妙，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麼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麵，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曆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嚐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麼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麵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麼，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麼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 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 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 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麼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怎麼寫《怎麼寫》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初刊於《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後收入一九三二年九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三閑集》。怎麼寫——夜記之一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它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子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麵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現見僅隻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隻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著蚊喙的傷，直到它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掐，直到它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吃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隻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隻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跡永遠鮮活，也隻足證明文人是僥幸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著這麼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卜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麵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麵上畫著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雒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係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麵上的騎馬的英雄，將它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注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隻有這兩種。下麵抄一點報上的話：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麼》，《這樣做》兩刊物。聞《這樣做》為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麵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麵，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麼》反對，或對立的。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裏就這樣說：“在一般CP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P，不隻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 CP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麼，確是如此了。
這裏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於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鬱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麼要他“休矣”了呢？急於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於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麵，談過好幾回，隻覺他穩健和平，不至於得罪於人，更何況得罪於國。怎麼一下子就這麼流於“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於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麼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裏麵。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 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於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於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隻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隻執滯於體裁，隻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於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誌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於是隻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掛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為不在假，而在以假為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猢猻騎羊，石子變白鴿，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眾裝出撒錢模樣道：Huazaa！ Huazaa！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 噴出來的是裝在儀柄裏的蘇木汁，Huazaa一夠，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著，明明意識著這是戲法，而全心沉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著抬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為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為它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禦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 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答北鬥雜誌社問《答北鬥雜誌社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初刊於《北鬥》第二卷第一期，後收入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合眾書店出版的《二心集》。答北鬥雜誌社問——創作要怎樣才會好？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卻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卻，所以隻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麵——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