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刮風。
“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麵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伐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 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 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複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隻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隻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送灶日漫筆《送灶日漫筆》初刊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國民新報副刊》，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華蓋集續編》。送灶日漫筆坐聽著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裏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隻好請吃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隻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飯局那麼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麼？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隻因為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為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麵而偏過去了，在這裏正有著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麵的。何謂情麵？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麵者，麵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麼。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嚐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裏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著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為重的老實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起雲湧，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才散罷，但終於一哄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六七點鍾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點事情，總得到什麼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裏去開大宴；我於那些店裏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麼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吃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吃飯之於發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麼，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這麼—辦，總可以比空著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硬辦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灶君竟至於到了現在，還仿佛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屍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土們以為人身中有三屍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屍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屍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說要抵製他卻不難，因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隻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隻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裏，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吃，他實在比灶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屍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裏；灶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麵前含含胡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於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隻是不肯說話；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
二月五日。略論中國人的臉《略論中國人的臉》初刊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後收入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 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宣傳與做戲《宣傳與做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初刊於《北鬥》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華；後收入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合眾書店出版的《二心集》。宣傳與做戲就是那剛剛說過的日本人，他們做文章論及中國的國民性的時候，內中往往有一條叫作“善於宣傳”。看他的說明，這“宣傳”兩字卻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對外說謊”的意思。
這宗話，影子是有一點的。譬如罷，教育經費用光了，卻還要開幾個學堂，裝裝門麵；全國的人們十之九不識字，然而總得請幾位博士，使他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麵卻總支撐維持著幾個洋式的“模範監獄”，給外國人看看。還有，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為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願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
不過，這些究竟還有一點影子；究竟還有幾個學堂，幾個博士，幾個模範監獄，幾個通電，幾套軍裝。所以說是“說謊”，是不對的。這就是我之所謂“做戲”。
但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真的做戲，是隻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複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隻有在戲台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並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後，就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隻好算是發熱昏了。
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台的時候，例如楊縵華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中國比利時女人的“中國女人纏足說”，為麵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這還可以說是很該原諒的。但我以為應該這樣就拉倒。現在回到寓裏，做成文章，這就是進了後台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儀；而且又將那文章送到中國的《申報》上來發表，則簡直是提著青龍偃月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裏來了。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麼？還是以為中國人都已經自己催眠，覺得全國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相像的還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觀鬥《觀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初刊於《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後收入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的《偽自由書》。觀鬥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閑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才知道金華又有鬥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鬥，我們是使牛和牛鬥。
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鬥，隻是看。
軍閥們隻管自己鬥爭著，人民不與聞，隻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隻是看。
但我們的鬥士，隻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雲。
“不抵抗”在字麵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製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著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鬥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孑遺在看著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初刊於《論語》第十三期，署名何幹；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的《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麼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讚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於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於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於低能之談，這裏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於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麵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於為裙子所礙，甚至於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於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摩登女郎”之列，於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昀後才是“小家碧玉”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於利屣製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作的《朝野僉載》 罷，他說武後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於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這麼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於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複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麼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裏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隻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於這麼奢侈的，除了隻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薑食”，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列國，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麵，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麵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著沉重的麵食，坐在車子裏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薑”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雲：“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雲：“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麵，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於“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揩油”《“揩油”》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署名葦索；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上海聯華書局以“中興書局”名義出版的《準風月談》。“揩油”
“揩油”，是說明著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這不是“取回扣”或“取傭錢”，因為這是一種秘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為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於人無損，於揩者卻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設法向婦女調笑幾句，或乘機摸一下，也謂之“揩油”，這雖然不及對於金錢的名正言順，但無大損於被揩者則一也。
表現得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麵留心著可揩的客人，一麵留心著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
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卻隻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閑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複仇。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嚐逃得出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初刊於《新語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裏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麵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於頗近於“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麼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幹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麼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於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麼爸爸”，他還敢當麵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麼？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卻也使他吃虧，九一八事件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並不重的。這裏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裏的有些人，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裏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麵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為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後，他就瞪了眼睛，機攝取他以為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表情是總在變化的，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煩厭，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刹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麵罵我“什麼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隻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麵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麵……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曆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複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隻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裏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隻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麼？否則，隻不過是一個“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裏還要附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八月七日。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隻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歎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隻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隻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漸玄虛起來了。信“地”和“物”，還是切實的東西，國聯就渺茫，不過這還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賴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虛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時就找不出分明的結果來，它可以令人更長久的麻醉著自己。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
“自欺”也並非現在的新東西，現在隻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嚐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麵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麵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說“麵子”《說“麵子”》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刊於上海《漫畫生活》月刊第二期，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說“麵子”
“麵子”，是我們在談話裏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裏，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隻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麵子；他既然沒有了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麵子”給我們。
但“麵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塗。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麵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麵去了，即失了麵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麵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並不算什麼，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並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於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見，是失了麵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麵的良方。
誰都要“麵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麵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麵，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並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麵”，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像隻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麵子”，而自己成了什麼，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勸進表中為“有麵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萬民傘上為“有麵子”。
所以，要“麵子”也可以說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並非說，人應該“不要臉”。現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麵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麼？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麼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麵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麵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麼？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麵子”，卻也不算怎麼“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於“有麵子”。
中國人要“麵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麵子”是“圓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穀川如是閑說“盜泉”雲：“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麵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所謂“國學”《所謂“國學”》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初刊於《晨報副刊》，署名某生者；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所謂“國學”
現在暴發的“國學家”之所謂“國學”是什麼？
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是不齒於“士類”的，現在也趁著新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為名，想挨進遺老遺少的“士林”裏去。他們所刻的書都無民國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質，至少每本兩三元，綿連，錦帙，古色古香，學生們是買不起的。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麼“菁華”什麼“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卻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的了，然而錯字疊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洋場上的往古所謂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鴛鴦”誠然做過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場以來，從沒有人稱這些文章（？）為國學，他們自己也並不以“國學家”自命的。現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開，也學了鹽販茶商，要憑空挨進“國學家”隊裏去了。然而事實很可慘，他們之所謂國學，是“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為昀甚（中略）餘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篇小說以餉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從略，以省排工，閱者諒之。）“國學”乃如此而已乎？
試去翻一翻曆史裏的儒林和文苑傳罷，可有一個將舊書當古董的鴻儒，可有一個以拆白餉閱者的文士？
倘說，從今年起，這些就是“國學”，那又是“新”例了。你們不是講“國學”的麼？
娜拉走後怎樣《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四年初刊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刊》第六期，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墳》。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麵，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隻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 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麵。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麵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誌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隻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隻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刀分配，或不免麵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刀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k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麵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製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麵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鬥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麵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製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 Ahasvar的簷下，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隻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隻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誌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論雷峰塔的倒掉《論雷峰塔的倒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初刊於《語絲》周刊第一期，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墳》。論雷峰塔的倒掉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卻見過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爛爛的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著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為。
然而一切西湖勝跡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昀早的卻是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著。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隻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缽盂裏了。缽盂埋在地裏，上麵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麼，裏麵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隻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麼相幹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著嫉妒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於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隻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卻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麵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儀小心地沿著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麵向外，隻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著的，我們那裏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麵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卻隻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
活該。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導師《導師》原為《編完寫起》一文的第一、二段，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初刊於《莽原》周刊第四期；後收入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華蓋集》。導師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丘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傳，豈不可笑！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鬥。
有些青年似乎也覺悟了，我記得《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時，曾有—位發過牢騷，終於說：隻有自己可靠！我現在還想鬥膽轉一句，雖然有些殺風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隻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我們究竟還有一點記憶，回想起來，怎樣的“今是昨非”嗬，怎樣的“口是心非”嗬，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嗬。我們還沒有正在餓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飯，正在窮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錢，正在性欲旺盛時遇見異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話不宜講得太早，否則，倘有記性，將來想到時會臉紅。
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五月十一日。
賭咒《賭咒》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初刊於《申報·自由談》，署名幹；後收入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的《偽自由書》。賭咒“天誅地滅，男盜女娼”——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幾乎像詩雲子曰一樣。現在的宣誓，“誓殺敵，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這種成語了。
但是，賭咒的實質還是一樣，總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見得來誅他，地也不見得來滅他，現在連人參都“科學化地”含起電氣來了，難道“天地”還不科學化麼！至於男盜和女娼，那是非但無害，而且有益：男盜——可以多刮幾層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幾個“裙帶官兒”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說：你這個“盜”和“娼”的解釋都不是古義。我回答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盜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賭咒也摩登，變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聽說夢《聽說夢》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初刊於北平《文學雜誌》第一號，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的《南腔北調集》。聽說夢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幹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隻來看寫著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複的幾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並沒有說）。
但他後來就有點“癡”起來，他不知從那裏拾來了一種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為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異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誌”的，硬把“誌”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誌”，而終於讚成曾點者，就因為其“誌”合於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為“載道”的夢，那裏麵少得很。文章是醒著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於“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適宜於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為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才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並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潔，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麼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吃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著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吃，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誌》記者在《讀後感》裏，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麼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製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於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隻注意於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Censors（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麵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麼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隻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餘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於這階級），很能夠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秘而不宣的。
至於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隻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於山澤，比上麵說過的那些誌向要大得遠，不過這裏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關於女人《關於女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初刊於《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的《南腔北調集》。關於女人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製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嚐是女人！不過，隻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裏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幺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裏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經驗《經驗》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初刊於《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七號，署名洛文；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的《南腔北調集》。經驗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裏麵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曆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聖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嚐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曆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麼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昀初隻好這樣嚐一點，那樣嚐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幹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後，倒給了後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於是人們就隻要事不幹己，還是遠遠的站開幹淨。我想，人們在社會裏，當初是並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後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裏，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於什麼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於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裏有“始製文字，乃服衣裳”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麵，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著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隻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為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六月十二日。
作文秘訣《作文秘訣》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初刊於《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的《南腔北調集》。作文秘訣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於三四手，於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聽說這還隻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麼“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仿佛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麼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麼，作文真就毫無秘訣麼？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秘訣，是要通篇都有來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於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隻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隻做得一句，所以隻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聲，餘分閏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揚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雲：“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揚班並無不合的，錯隻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乎勇”，掩了醜，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麵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借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讚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麵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嗬！？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裏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裏，成了所講的不但隻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拿來主義《拿來主義》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初刊於《中華日報·動向》，署名霍衝；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隻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隻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麼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麼，怎麼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汙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隻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隻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看圖識字》《看圖識字》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初刊於北平《文學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看圖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