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決不將 Sketch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複，即請
編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初刊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後收入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的《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呐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裏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幹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呐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隻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隻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隻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隻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Stylist。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隻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拚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論“舊形式的采用”《論“舊形式的采用”》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初刊於上海《中華日報·動向》，署名常庚；後收入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采用”
“舊形式的采用”的問題，如果平心靜氣的討論起來，在現在，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開首便遭到了耳耶先生的筆伐。“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這是近十年來“新形式的探求”的結果，是克敵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幹不淨。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為他同時也在譯《藝術底內容和形式》，一經登完，便會洗淨他激烈的責罰；而且有幾句話也正確的，是他說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舊形式的采用機械的地分開。
不過這幾句話已經可以說是常識；就是說內容和形式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已經是常識；還有，知道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當然是常識。舊形式為什麼隻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卻指為“為整個（！）舊藝術捧場”——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幹，和“整個”捧來是不同的，前進的藝術家不能有這思想（內容）。然而他會想到采取舊藝術，因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的人，隻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采取，這采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在我看來，是既沒有將內容和形式機械的地分開，更沒有看得《姊妹花》叫座，於是也來學一套的投機主義的罪案的。
自然，舊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不能隻斥他交代未清之後，便可逍遙事外。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采取什麼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跡，我們無從目睹了，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為題材，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宋的院畫，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苟之處是可取的，米點山水，則毫無用處。
後來的寫意畫（文人畫）有無用處，我此刻不敢確說，恐怕也許還有可用之點的罷。這些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
隻是上文所舉的，亦即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都是消費的藝術。它一向獨得有力者的寵愛，所以還有許多存留。但既有消費者，必有生產者，所以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必有生產者的藝術。古代的東西，因為無人保護，除小說的插畫以外，我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至於現在，卻還有市上新年的花紙，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連環圖畫。這些雖未必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藝術，但和高等有閑者的藝術對立，是無疑的。但雖然如此，它還是大受著消費者藝術的影響，例如在文學上，則民歌大抵脫不開七言的範圍，在圖畫上，則題材多是士大夫的故事，然而已經加以提煉，成為明快，簡捷的東西了。這也就是蛻變，一向則謂之“俗”。注意於大眾的藝術家，來注意於這些東西，大約也未必錯，至於仍要加以提煉，那也是無須贅說的。
但中國的兩者的藝術，也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畫的滿幅雲煙，是豪華的裝璜，花紙也有一種硬填到幾乎不見白紙的，卻是惜紙的節儉；唐伯虎畫的細腰纖手的美人，是他一類人們的欲得之物，花紙上也有這一種，在賞玩者卻隻以為世間有這一類人物，聊資博識，或滿足好奇心而已。為大眾的畫家，都無須避忌。
至於謂連環圖畫不過圖畫的種類之一，與文學中之有詩歌，戲曲，小說相同，那自然是不錯的。但這種類之別，也仍然與社會條件相關聯，則我們隻要看有時盛行詩歌，有時大出小說，有時獨多短篇的史實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與內容相關聯。現在社會上的流行連環圖畫，即因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著眼於此，因而加以導引，正是前進的藝術家的正確的任務；為了大眾，力求易懂，也正是前進的藝術家正確的努力。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而且，這工作是決不如旁觀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罷，當然不會就是很高的藝術。藝術的前進，還要別的文化工作的協助，某一文化部門，要某一專家唱獨腳戲來提得特別高，是不妨空談，卻難做到的事，所以專責個人，那立論的偏頗和偏重環境的是一樣的。
五月二日。
什麼是“諷刺”？《什麼是“諷刺”》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刊於日本東京《雜文》月刊第三號，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什麼是“諷刺”？
——答文學社問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麵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麼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隻消幾分鍾，這事跡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卻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撅著屁股，一個皺著眉心，不但自己和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講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為這時有目共睹，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於是挖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它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於誇張，卻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事件，在拉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為諷刺，誰也不大會受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借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凶。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卻至今沒有說過什麼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為不足介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成為出色的諷刺作品的。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於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群卻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群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群，倒反成為有益。我想：從別一群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於“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隻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五月三日。蕭紅作《生死場》序《蕭紅作〈生死場〉序》初刊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書局出版的《生死場》；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蕭紅作《生死場》序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後來仗著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閑。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裏罷，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複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裏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隻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著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裏，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裏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麵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紮的力氣。
魯迅。
清之人情小說《清之人情小說》為《中國小說史略》的第二十四篇。《中國小說史略》原為魯迅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後經修訂增補，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由北京大學新潮社出版上冊（第一至第十五篇）；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下冊（第十六至第二十八篇）。清之人情小說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頃），有小說曰《石頭記》者忽出於北京，曆五六年而盛行，然皆寫本，以數十金鬻於廟市。其本止八十回，開篇即敘本書之由來，謂女媧補天，獨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歎，俄見一僧一道，以為“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隻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於是袖之而去。不知更曆幾劫，有空空道人見此大石，上鐫文詞，從石之請，鈔以問世。道人亦“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雲：‘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本文所敘事則在石頭城（非即金陵）之賈府，為寧國榮國二公後。寧公長孫曰敷，早死；次敬襲爵，而性好道，又讓爵於子珍，棄家學仙；珍遂縱恣，有子蓉，娶秦可卿。榮公長孫曰赦，子璉，娶王熙鳳；次曰政；女曰敏，適林海，中年而亡，僅遺一女曰黛玉。賈政娶於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後選為妃；次複得子，則銜玉而生，玉又有字，因名寶玉，人皆以為“來曆不小”，而政母史太君尤鍾愛之。寶玉既七八歲，聰明絕人，然性愛女子，常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人於是又以為將來且為“色鬼”；賈政亦不甚愛惜，馭之極嚴，蓋緣“不知道這人來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戚本第二回賈雨村雲）。而賈氏實亦“閨閣中曆曆有人”，主從之外，姻連亦眾，如黛玉寶釵，皆來寄寓，史湘雲亦時至，尼妙玉則習靜於後園。右即賈氏譜大要，用虛線者其姻連，著×者夫婦，著*者在“金陵十二釵”之數者也。
事即始於林夫人（賈敏）之死，黛玉失恃，又善病，遂來依外家，時與寶玉同年，為十一歲。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即薛寶釵，較長一年，頗極端麗。寶玉純樸，並愛二人無偏心，寶釵渾然不覺，而黛玉稍恚。一日，寶玉倦臥秦可卿室，遽夢入太虛境，遇警幻仙，閱《金陵十二釵正冊》及《副冊》，有圖有詩，然不解。警幻命奏新製《紅樓夢》十二支，其末闋為《飛鳥各投林》，詞有雲：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戚本第五回）然寶玉又不解，更曆他夢而寤。迨元春被選為妃，榮公府愈貴盛，及其歸省，則辟大觀園以宴之，情親畢至，極天倫之樂。寶玉亦漸長，於外昵秦鍾蔣玉函，歸則周旋於姊妹中表以及侍兒如襲人晴雯平兒紫鵑輩之間，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雲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回廊上手裏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麵說，一麵見他穿著彈墨綾子薄綿襖，外麵隻穿著青緞子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穿的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著。春風才至，時氣昀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隻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又打著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隻管合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合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說著，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忽覺澆了一盆冷水一般，隻看著竹子發了回呆。因祝媽正來挖筍修竿，便忙忙走了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呆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招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總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隻當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隻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裏哭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一直來尋寶玉。走到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作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著自己傷心。”……（戚本第五十七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然榮公府雖煊赫，而“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故“外麵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第二回）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麵，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夭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石後，也不怎麼樣，隻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可打發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今兒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了，隻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問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子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聽真。”（……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腸。”……遂一徑出園，往前日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氣，便回了進去，希圖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麵就雇了人來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去了。……寶玉走來撲了個空，……自立了半天，別沒法兒，隻得翻身進入園中，待回自房，甚覺無趣，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蕪院中，隻見寂靜無人。……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隻得跟了出來。……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昀是千古佳談，‘風流俊逸忠義慷慨’八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大家都要作一首挽詞。”眾人聽了，都忙請教是何等妙題。賈政乃說“近日有一位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眾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想這恒王也是第一風流人物了。”……（戚本第七十八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石頭記》結局，雖早隱現於寶玉幻夢中，而八十回僅露“悲音”，殊難必其究竟。比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紅樓夢》，字句亦時有不同，程偉元序其前雲，“……然原本目錄百二十卷，……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複為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友人蓋謂高鶚，亦有序，末題“乾隆辛亥冬至後一日”，先於程序者一年。
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寶玉先失其通靈玉，狀類失神。會賈政將赴外任，欲於寶玉娶婦後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寶釵。姻事由王熙鳳謀畫，運行甚密，而卒為黛玉所知，咯血，病日甚，至寶玉成婚之日遂卒。寶玉知將婚，自以為必黛玉，欣然臨席，比見新婦為寶釵，乃悲歎複病。時元妃先薨；賈赦以“交通外官倚勢淩弱”革職查抄，累及榮府；史太君又尋亡；妙玉則遭盜劫，不知所終；王熙鳳既失勢，亦鬱鬱死。寶玉病亦加，一日垂絕，忽有一僧持玉來，遂蘇，見僧複氣絕，曆噩夢而覺；乃忽改行，發憤欲振家聲，次年應鄉試，以第七名中式。寶釵亦有孕，而寶玉忽亡去。賈政既葬母於金陵，將歸京師，雪夜泊舟毗陵驛，見一人光頭赤足，披大紅猩猩氈鬥篷，向之下拜，審視知為寶玉。方欲就語，忽來一僧一道，挾以俱去，且不知何人作歌，雲“歸大荒”，追之無有，“隻見白茫茫一片曠野”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雲：‘說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第一百二十回）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如開篇所說：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隻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鈔去，恐世人不愛看呢。”
石頭笑曰，“我師何太癡也！若雲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縀，又有何難？但我想曆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新鮮別致，不過隻取其事體情理罷了。……曆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戚本第一回）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曆，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謬不足辯，如謂是刺和珅（《譚瀛室筆記》）藏讖緯（《寄蝸殘贅》）明易象（《金玉緣》評語）之類，而著其世所廣傳者於下：
一，納蘭成德家事說。自來信此者甚多。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五）記薑宸英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時棟（號柳泉）之說雲，“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禦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薑’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侍禦謂明珠之子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張維屏（《詩人征略》）雲，“賈寶玉蓋即容若也；《紅樓夢》所雲，乃其髫齡時事。”俞樾（《小浮梅閑話》）亦謂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然其他事跡，乃皆不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
（《文存》三），已曆正其失。昀有力者，一為薑宸英有《祭納蘭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於寶玉可比；一為成德死時年三十一，時明珠方貴盛也。
二，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王夢阮沈瓶庵合著之《紅樓夢索隱》為此說。其提要有雲，“蓋嚐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為即秦淮舊妓嫁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寵於清世祖，封貴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跡五台山為僧雲。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則曆摘此說之謬，昀有力者為小宛生於明天啟甲子，若以順治七年入宮，已二十八歲矣，而其時清世祖方十四歲。
三，康熙朝政治狀態說。此說即發端於徐時棟，而大備於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開卷即雲，“《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於是比擬引申，以求其合，以“紅”為影“朱”字；以“石頭”為指金陵；以“賈”為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為擬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鳳影餘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寶釵妙玉則從徐說，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敘也。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昀先，而確定反昀後。嘉慶初，袁枚（《隨園詩話》二）已雲，“康熙中，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末二語蓋誇，餘亦有小誤（如以楝為練，以孫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曆，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漢軍。祖寅，字子清，號楝亭，康熙中為江寧織造。清世祖南巡時，五次以織造署為行宮，後四次皆寅在任。然頗嗜風雅，嚐刻古書十餘種，為時所稱；亦能文，所著有《楝亭詩鈔》五卷《詞鈔》一卷（《四庫書目》），傳奇二種（《在園雜誌》）。寅子，即雪芹父，亦為江寧織造，故雪芹生於南京。時蓋康熙末。雍正六年，卸任，雪芹亦歸北京，時約十歲。然不知何因，是後曹氏似遭巨變，家頓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貧居西郊，啜粥，但猶傲兀，時複縱酒賦詩，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乾隆二十七年，子殤，雪芹傷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餘（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其《石頭記》尚未就，今所傳者止八十回（詳見《胡適文選》）。
言後四十回為高鶚作者，俞樾（《小浮梅閑話》）雲，“《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雲，‘豔情人自說《紅樓》。’注雲，‘《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為高君所補可證矣。”然鶚所作序，僅言“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仆數年銖積寸累之辛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閑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尚不背於名教，……遂襄其役。”蓋不欲明言己出，而寮友則頗有知之者。鶚即字蘭墅，鑲黃旗漢軍，乾隆戊申舉人，乙卯進士，旋入翰林，官侍讀，又嚐為嘉慶辛酉順天鄉試同考官。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閑且憊矣”，故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誌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家業複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幹淨者矣。
續《紅樓夢》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抉剔，知先有續書三十回，似敘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懸崖撒手”，終於為僧；然其詳不可考（《紅樓夢辨》下有專論）。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為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聞吳潤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蔣瑞藻《小說考證》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俱未契於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
此他續作，紛紜尚多，如《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續紅樓夢》，《紅樓複夢》，《紅樓夢補》，《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增補紅樓》，《鬼紅樓》，《紅樓夢影》等。大率承高鶚續書而更補其缺陷，結以“團圓”；甚或謂作者本以為書中無一好人，因而鑽刺吹求，大加筆伐。但據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於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為人愛重，然亦常情所怪，故複有人不滿，奮起而補訂圓滿之。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仍錄彼語，以結此篇：
……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又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護短，一並使其泯滅。雖今日之茅椽蓬牗，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束筆閣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俚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照傳，複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戚本第一回）唐之傳奇文《唐之傳奇文》為《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的第三講。《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是魯迅一九二四年七月應西北大學和陝西教育廳之邀，在西安講學時的記錄稿，經本人修訂後，收入一九二五年三月西北大學出版部印行的《國立西北大學、陝西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唐之傳奇文小說到了唐時，卻起了一個大變遷。我前次說過：六朝時之誌怪與誌人底文章，都很簡短，而且當作記事實；及到唐時，則為有意識的作小說，這在小說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而且文章很長，並能描寫得曲折，和前之簡古的文體，大不相同了，這在文體上也算是一大進步。但那時作古文底人，見了很不滿意，叫它做“傳奇體”。“傳奇”二字，當時實是訾貶的意思，並非現代人意中的所謂“傳奇”。可是這種傳奇小說，現在多沒有了，隻有宋初底《太平廣記》——這書可算是小說的大類書，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說而成的——我們於其中還可以看見唐時傳奇小說底大概：唐之初年，有王度做的《古鏡記》，是自述得一神鏡底異事，文章雖很長，但僅縀許多異事而成，還不脫六朝誌怪底流風。此外又有無名氏做的《白猿傳》，說的是梁將歐陽紇至長樂，深入溪洞，其妻為白猿掠去，後來得救回去，生一子，“厥狀肖焉”。紇後為陳武帝所殺，他的兒子歐陽詢，在唐初很有名望，而貌像獼猴，忌者因作此傳；後來假小說以攻擊人的風氣，可見那時也就流行了。
到了武則天時，有張做的《遊仙窟》，是自敘他從長安走河湟去，在路上天晚，投宿一家，這家有兩個女人，叫十娘，五嫂，和他飲酒作樂等情。事實不很繁複，而是用駢體文做的。這種以駢體做小說，是從前所沒有的，所以也可以算一種特別的作品。到後來清之陳球所做的《燕山外史》，是駢體的，而作者自以為用駢體做小說是由他別開生麵的，殊不知實已開端於張了。但《遊仙窟》中國久已佚失；惟在日本，現尚留存，因為張在當時很有文名，外國人到中國來，每以重金買他的文章，這或者還是那時帶去的一種。其實他的文章很是佻巧，也不見得好，不過筆調活潑些罷了。
唐至開元，天寶以後，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從前看不起小說的，此時也來做小說了，這是和當時底環境有關係的，因為唐時考試的時候，甚重所謂“行卷”；就是舉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詩鈔成卷子，拿去拜謁當時的名人，若得稱讚，則“聲價十倍”，後來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當時看得很重要。到開元，天寶以後，漸漸對於詩，有些厭氣了，於是就有人把小說也放在行卷裏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從前不滿意小說的，到此時也多做起小說來，因之傳奇小說，就盛極一時了。大曆中，先有沈既濟做的《枕中記》——這書在社會上很普通，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的——內容大略說：有個盧生，行邯鄲道中，自歎失意，乃遇呂翁，給他一個枕頭，生睡去，就夢娶清河崔氏；——清河崔屬大姓，所以得娶清河崔氏，也是極榮耀的。——並由舉進士，一直升官到尚書兼禦史大夫。後為時宰所忌，害他貶到端州。過數年，又追他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後來衰老有病，呻吟床次，至氣斷而死。夢中死去，他便醒來，卻尚不到煮熟一鍋飯的時候。——這是勸人不要躁進，把功名富貴，看淡些的意思。到後來明人湯顯祖做的《邯鄲記》，清人蒲鬆齡所做《聊齋》中的《續黃粱》，都是本這《枕中記》的。
此外還有一個名人叫陳鴻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經過安史之亂以後，楊貴妃死了，美人已入黃土，憑吊古事，不勝傷情，於是白居易作了《長恨歌》；而他便做了《長恨歌傳》。此傳影響到後來，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長生殿》傳奇，是根據它的。當時還有一個著名的，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簡，做了一篇《李娃傳》，說的是：滎陽巨族之子，到長安來，溺於聲色，貧病困頓，竟流落為挽郎。——挽郎是人家出殯時，挽棺材者，並須唱挽歌。——後為李娃所救，並勉他讀書，遂得擢第，官至參軍。行簡的文章本好，敘李娃的情節，又很是纏綿可觀。此篇對於後來的小說，也很有影響，如元人的《曲江池》，明人薛近兗的《繡襦記》，都是以它為本的。
再唐人底小說，不甚講鬼怪，間或有之，也不過點縀點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講鬼怪的事情，這還是受了六朝人底影響，如牛僧孺的《玄怪錄》，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李複言的《續玄怪錄》，張讀的《宣室誌》，蘇鶚的《杜陽雜編》，裴鉶的《傳奇》等，都是的。然而畢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
唐之傳奇作者，除上述以外，於後來影響昀大而特可注意者，又有二人：其一著作不多，而影響很大，又很著名者，便是元微之；其一著作多，影響也很大，而後來不甚著名者，便是李公佐。現在我把他兩人分開來說一說：
一、元微之的著作元微之名稹，是詩人，與白居易齊名。他做的小說，隻有一篇《鶯鶯傳》，是講張生與鶯鶯之事，這大概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可不必細說。微之的詩文，本是非常有名的，但這篇傳奇，卻並不怎樣傑出，況且其篇末敘張生之棄絕鶯鶯，又說什麼“……德不足以勝妖，是用忍情”。文過飾非，差不多是一篇辯解文字。可是後來許多曲子，卻都由此而出，如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廂》，——現在的《西廂》，是扮演；而此則彈唱——元人王實甫的《西廂記》，關漢卿的《續西廂記》，明人李日華的《南西廂記》，陸采的《南西廂記》，……等等，非常之多，全導源於這一篇《鶯鶯傳》。但和《鶯鶯傳》原本所敘的事情，又略有不同，就是：敘張生和鶯鶯到後來終於團圓了。這因為中國人底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所以必至於如此，大概人生現實底缺陷，中國人也很知道，但不願意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就要發生“怎樣補救這缺點”的問題，或者免不了要煩悶，要改良，事情就麻煩了。而中國人不大喜歡麻煩和煩悶，現在倘在小說裏敘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曆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裏往往給他團圓；沒有報應的，給他報應，互相騙騙。——這實在是關於國民性底問題。
二、李公佐的著作李公佐向來很少人知道，他做的小說很多，現在隻存有四種：（一）《南柯太守傳》：此傳昀有名，是敘東平淳於棼的宅南，有一棵大槐樹，有一天棼因醉臥東廡下，夢見兩個穿紫色衣服的人，來請他到了大槐安國，招了駙馬，出為南柯太守；因有政績，又累升大官。後領兵與檀蘿國戰爭，被打敗，而公主又死了，於是仍送他回來。及醒來則刹那之夢，如度一世；而去看大槐樹，則有一螞蟻洞，螞蟻正出入亂走著，所謂大槐安國，南柯郡，就在此地。這篇立意，和《枕中記》差不多，但其結穴，餘韻悠然，非《枕中記》所能及。後來明人湯顯祖作《南柯記》，也就是從這傳演出來的。（二）《謝小娥傳》：此篇敘謝小娥的父親，和她的丈夫，皆往來江湖間，做買賣，為盜所殺。小娥夢父告以仇人為“車中猴東門草”；又夢夫告以仇人為“禾中走一日夫”；人多不能解，後來李公佐乃為之解說：“車中猴，東門草”是“申蘭”二字；“禾中走，一日夫”是“申春”二字。後果然因之得盜。這雖是解謎獲賊，無大理致，但其思想影響於後來之小說者甚大：如李複言演其文入《續玄怪錄》，題曰《妙寂尼》，明人則本之作平話。他若《包公案》中所敘，亦多有類此者。（三）《李湯》：此篇敘的是楚州刺史李湯，聞漁人見龜山下，水中有大鐵鎖，以人，牛之力拉出，則風濤大作；並有一像猿猴之怪獸，雪牙金爪，闖上岸來，觀者奔走，怪獸仍拉鐵鎖入水，不再出來。李公佐為之解說：怪獸是淮渦水神無支祁。“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大禹使庚辰製之，頸鎖大索，徙到淮陰的龜山下，使淮水得以安流。這篇影響也很大，我以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正類無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適之先生則以為是由印度傳來的；俄國人鋼和泰教授也曾說印度也有這樣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作《西遊記》的人，並未看過佛經；2.中國所譯的印度經論中，沒有和這相類的話；3.作者——吳承恩——熟於唐人小說，《西遊記》中受唐人小說的影響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還以為孫悟空是襲取無支祁的。但胡適之先生仿佛並以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傳說的影響，這是我現在還不能說然否的話。（四）《廬江馮媼》：此篇敘事很簡單，文章也不大好，我們現在可以不講它。
唐人小說中的事情，後來都移到曲子裏。如“紅線”，“紅拂”，“虯髯”……等，皆出於唐之傳奇，因此間接傳遍了社會，現在的人還知道。至於傳奇本身，則到唐亡就隨之而絕了。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司馬相如與司馬遷》為《漢文學史綱要》的第十篇。《漢文學史綱要》原為魯迅一九二六年在廈門大學授課時的講義，曾分篇陸續刻印。一九三八年八月收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寥寂，一則被刑。蓋雄於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景帝。帝不好辭賦，時梁孝王來朝，遊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等皆從，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遊梁，與諸侯遊士居，數歲，作《子虛賦》。武帝立，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帝，因言是其邑人司馬相如作，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帝令尚書給筆劄。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借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其文具存《史記》及《漢書》本傳中：《文選》則以後半為《上林賦》，或召問後之所續歟？
相如既奏賦，武帝大悅，以為郎；數歲，作《喻巴蜀檄》，旋拜中郎將，赴蜀，通西南夷，以蜀父老多言此事無益，大臣亦以為然，乃作《難蜀父老》文。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遂失官，歲餘，複召為郎。然常閑居，不慕官爵，亦往往托辭諷諫，於遊獵信讒之事，皆有微辭。拜孝文園令。武帝既以《子虛賦》為善，相如察其好神仙，乃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嚐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惟彼大人，居於中州，悲世迫隘，於是輕舉，乘虛無，超無友，亦忘天地，而乃獨存也。中有雲：
“……屯餘車而萬乘兮，粹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紛湛湛其差錯兮，雜膠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紛拏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曼衍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穀之掘礨崴魁。……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昆侖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俱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彽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既奏，武帝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蓋漢興好楚聲，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益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故揚雄以為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班固以為西蜀自相如遊宦京師，而文章冠天下。蓋後之揚雄，王褒，李尤，固皆蜀人也。然相如亦作短賦，則繁麗之詞較少，如《哀二世賦》，《長門賦》。獨《美人賦》頗靡麗，殆即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者乎？
“……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寥空虛，門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豔光，睹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誌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相如既病免，居茂陵，武帝聞其病甚，使所忠往取書，至則已死（前一一七）。僅得一卷書，言封禪事。蓋相如嚐從胡安受經。故少以文詞遊宦，而晚年終奏封禪之禮矣。於小學，則有《凡將篇》，今不存。然其專長，終在辭賦，製作雖甚遲緩，而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明王世貞評《子虛》《上林》，以為材極富，辭極麗，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之處雲雲，其為曆代評隲家所傾倒，可謂至矣。
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生於龍門，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吳會，北涉汶泗，遊鄒魯，過梁楚以歸，仕為郎中。父談，為太史令，元封初卒。遷繼其業，天漢中李陵降匈奴，遷明陵無罪，遂下吏，指為誣上，家貧不能自贖，交遊莫救，卒坐宮刑。被刑後為中書令，因益發憤，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終成《史記》一百三十篇，始於黃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獲白麟止，蓋自謂其書所以繼《春秋》也。其友益州刺史任安，嚐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有雲：
“……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遷死後，書乃漸出；宣帝時，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彪頗不滿，以為“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略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漢興，陸賈作《楚漢春秋》，是非雖多本於儒者，而太史職守，原出道家，其父談亦崇尚黃老，則《史記》雖繆於儒術，固亦能遠紹其舊業者矣。況發憤著書，意旨自激，其與任安書有雲：“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
然《漢書》已言《史記》有缺，於是續者紛起，如褚先生，馮商，劉歆等。《漢書》亦有出自劉歆者，故崔適以為《史記》之文有與全書乖，與《漢書》合者，亦歆所續也；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則當是後世妄人所增與鈔胥所脫雲。
遷雄於文，而亦愛賦，頗喜納之列傳中。於《賈誼傳》錄其《吊屈原賦》及《服賦》，而《漢書》則全載《治安策》，賦無一也。《司馬相如傳》上下篇，收賦尤多，為《子虛》（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自亦造賦，《漢誌》雲八篇，今僅傳《士不遇賦》一篇，明胡應麟以為偽作。
至宣帝時，仍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征能為楚辭者，於是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皆被召，待詔金馬門。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淵，詔之作《聖主得賢臣頌》，與張子僑等並待詔。褒能為賦頌，亦作俳文，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宣帝詔褒往祀，於道病死。
參考書：
《史記》（卷一百十七，一百三十）
《漢書》（卷五十七，六十二，六十四）
《史記探源》（崔適）
《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四及第五章）
《支那文學史綱》（第三篇第六章）
《支那文學之研究》（日本鈴木虎雄）第一卷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初刊連載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後收入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麵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誌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麵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麵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麵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 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麵，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裏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麵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裏麵，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麵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麵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麵，政治方麵不甚得誌，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麵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裏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隻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隻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裏麵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雲：“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隻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裏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誌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裏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裏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裏麵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 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裏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裏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麵，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裏，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