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與嚴複對比
相對於梁的文筆清晰、論點犀利、問題明確、老少鹹宜，嚴複在論述經濟問題時，所用的文字既古奧，說理又過於簡要，文體也太濃縮，似乎是隻打算給程度和他相當的人閱讀。而跟得上他文義的人，對西洋經濟學說卻又陌生，東減西扣之後，真正能理解嚴複經濟譯述的人恐怕有限，還要勞煩梁在《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的第9章內，綜述《原富》的旨要，來替中國知識界當這本世界名著的向導。
在20世紀初期，嚴所譯所著的經濟論述，在中國知識界內被接受的程度，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樣樣都遠不及梁。但過了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狀況卻顛倒了過來：嚴的譯述還很值得重新分析、重新理解，而梁的論述卻大多隨著時代而飄逝了。論才，梁比嚴高；論情，梁比嚴敏感、熱情、敢言、敢為，為何嚴的文字反而更經得起時代考驗？原因很簡單：梁所論所辯都是一時一地的題材，很少有深入的學理要傳達，在手法上大抵是從日文的財經著作吸取架構性的觀念，然後把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納入這套解說體係，再佐以個人的見解與筆鋒。
梁的經濟論述和嚴的譯作相較之下，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環節：在論題上梁幾乎都是對經濟時事問題的表白，他所處理的問題看起來相當搶眼，但時空一過就不易引起深度的興趣，因為從他的論述裏，很難提煉出一個或一組能概念化的命題。而嚴所譯案的《原富》是一本世界級的經濟名著，是一本在不同文化、不同時空環境下，都有大量讀者的思想巨著。嚴譯此書，以及他在譯書時所插入的長篇“案語”（約310條6萬餘字），對全世界研究斯密的學者，對研究經濟自由主義學說的人士，都是一本不能忽略的“作品”。換句話說，嚴所譯述的《原富》，在文本上產生了世界性的對話效果，在問題意識上產生了新的可能性與析論的空間。而梁的經濟論說，本質上是一時一地的個人見解，不容易引發不同時空、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共鳴。
探索梁的經濟論述，不易產生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意識，也不易增加我們對那個時代經濟史的洞識。
嚴譯《原富》之所以在一個世紀之後仍會引起注意，那是因為從學理上大家有興趣知道兩件事：（1）在中文詞彙和概念都明顯不足的情況下，他是用哪些詞語和“思想方式”，把斯密的論點和西洋經濟學說介紹給中文讀者的？（2）從追求中國富強的角度來看，這本以提倡“自由放任”、“反對重商主義”、“最小政府”為主旨的《國富論》（1776年初版），對清末民初中國的知識界和決策者，以及對積弱的中國經濟，產生過哪些影響與作用？這兩個問題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因為也可以拿來問日本、俄國、西班牙、德國等當時還是屬於發展中的國家，看他們當初是用何種方式翻譯這本名著，以及各國各派人士對斯密的經濟學說，有過哪些不同的回應。這些問題，我試著在《亞當·斯密與嚴複》（賴建誠，2009）內回答了。
從兩個角度來看，嚴複命題都比梁啟超命題更有挑戰性：
（1）梁的經濟著述，隻要從各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分辨出他的主旨和方向；隻要能跟上他的議題，就可以找出他的思路主軸。反複幾次之後，幾乎就可以猜出他對不同題材所要提出的論點。嚴的狀況不同，他是邊譯邊論（我稱之為“托譯言誌”：譯到某些段落，他若有話要說，就插入一段案語，用來解說或辯駁或陳述己見）。這種文體對研究者構成困擾，需要有較好的想像力和組織力，才能把嚴複散布四處、東隱西藏的見解，整理出一套條理的解說。
（2）梁的說理清晰，閱讀上很少有義理方麵的困擾，而嚴正好相反：斯密書內有太多名詞和學理，當時的中文難以精確地表達，嚴隻好自創新詞或用中國的觀念來比附；更折磨人的是他的文字古奧，“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後來的研究者要用相當的心力，才能勉強理解嚴的文理，才能對比出他在何處以何種形式誤解或扭曲了斯密的原意。諸如此類的問題，以及沒完沒了的細節障礙，對研究者而言，所需的心力與所需具備的背景知識，都要比研究梁的經濟論述困難許多。
簡言之，從命題的趣味度、世界性的對話度、具體技術問題的挑戰度來看，在分析梁的經濟論述時，會感受到這是比較簡易的題材，較無智識的興味，或甚至是“咀嚼無複餘味”。